[摘要]陶渊明诗文中的民族文化符号相互交织，包含民族意识化符号、声象化符号、社会化符号和物质化符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进行恰当的解码与换码，突破汉英语际转换间的文化障碍，译文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揭示观念形态的折射性；描摹视听媒介的感应性；反映习俗风情的象征性，呈现文化内涵的渗透性。

　　[关键词]陶渊明诗文英译；民族文化符号；解码；换码

　　1研究背景

　　陶渊明融合儒、释、道之精华，首创田园诗歌，钟嵘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诗文语言淳朴，思想深邃，既包含“猛志固常在”的志向，又不乏“性本爱丘山”的志趣。自19世纪末，陶渊明诗文不断被译成英语。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威廉·埃克（William Acker）、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大卫·辛顿（David Hinton）等西方汉学家率先将陶诗介绍到英语世界。杨宪益与戴乃迭、方重、谭时霖、汪榕培、许渊冲等中国翻译家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为陶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文化障碍是限制可译性的最常见也是最忌简单处理的因素。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承载文化信息的多方面内涵”（刘宓庆，2012）。在语际转换中，文化信息符号的解码与换码非常重要。语言中的文化信息符号是一个“象征系统”，以散点式结构包含民族意识化符号、民族声象化符号、民族社会化符号和民族物质化符号。语言符号承载的文化信息量越大，语际转化的文化障碍程度就越大。在陶诗英译中，译者作为文化符号的解码主体，需准确传达原诗的文化意义来避免文化色彩过于“淡化”，这对于英语世界读者了解陶渊明其人其文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民族意识化符号英译：揭示观念形态的折射性

　　语言中的民族意识化符号往往间接反映文化的观念形态，“其中有反映该民族的世界观、哲学观、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宗法制度、典章文物、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思维特征的语言信息符号”（刘宓庆，2012）。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渊源和发展模式各不相同，民族意识化符号折射出的思维认知有着较大差异。“语言不仅不是一种被动的表达工具，而是一种积极的因素，给人的思维规定了差异与价值的整体”（许钧，2014）。在探究陶诗英译过程中语言与观念形态的关系时，译者根据本土环境与文化背景在双语转换中进行相应的换码。

　　原文：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译文：I wish not wealth or honour；/And heavenly abodes are beyond my reach./Let me but embrace every fair day,walking alone,/Or put my staff aside to till and weed.（方重，2020）

　　诗人叙述了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他不愿奔走求荣，也不期望变成神仙，而是想要趁着春天美好的时光，独自外出，放下手杖，拿起农具除草培土乐在其中。表达了诗人洁身自好、不随世俗的情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帝乡”指的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具有崇高、敬畏和神秘色彩。方重将其译为“heavenly abodes”，迎合了目标语读者的基督教信仰和宿命论世界观，由于在创作神话故事的时候人们通常将各种天体进行神化，“heaven”也就顺应着衍生出了另外的含义，即表示各种天神的居住场所，被西方人认为是神圣而美好的灵界。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为原作生命延续的译作，面对新的读者，译作需要在文化符号转换中重现观念形态层面“异”所表现的生命力和价值。

　　原文：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好，云胡以亲？（陶渊明：《答庞参军》）

　　译文：For what the people treasure most,/I will by no means ever boast./If we don’t have the same ideal./How can we share the woe and weal?（汪榕培，1999）

　　正值陶渊明去职归隐于浔阳郡之际，庞参军奉命从江陵出使上都，途径浔阳，作诗赠与陶渊明，陶渊明以此诗作答。汪榕培将“同好”和“亲”译为“the same ideal”和“share the woe and weal”，契合了目的语文化中的价值观与道德观。“ideal”在英语文化中指有价值的目标或完美的思想，陶渊明与庞参军在交往过程中结下了诚挚的友情，二人作诗唱和，志趣相投，皆不以世俗金玉作为追求，相同的世界观为他们积累了深厚的友谊。同时，“share the woe and weal”这一表达与人类社会的美德“同甘苦共患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让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尽可能地突破文化障碍而产生共情体验。翻译作为一种主体性的精神活动，译者在英译过程中“必然地包含着并表达着主体态度、选择、情感、意志等”（李德顺，2007），以此来避免原作者观念形态的亏损。

　　3民族声象化符号英译：描摹视听媒介的感应性

　　民族声象化符号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往往包括语言音位系统和文字系统，它的交流目的是意义、意象以及美感。“语言中声象化符号象征性最强的是数以万计的声色词、比喻词、形象性词语以及其他以听觉与视觉为感应媒介的声、象、色描摹性词语、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俚语，等等”（刘宓庆，2012）。译者在陶诗英译时需要考虑一般读者的审美爱好和接受能力，主要以平行式转换对诗中的声象化因素进行本土化处理，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译文的异质感，使译文能被英语世界的一般读者接受。

　　原文：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译文：A village can be seen in distant dark，/Where plumes of smoke rise and waft in the breeze./In alley deep a dog is heard to bark,/And cocks crow as if over mulbery trees.（许渊冲，2021）

　　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使得陶渊明决定辞官归隐，躬耕田园。在此背景下，诗人对返回自然的欣喜之情和对脱离仕途的轻松之感油然而生。远处的村落依稀可见，炊烟轻柔缓慢地向上飘升，平静祥和的景致如同诗人的内心一般不受世间万物的打扰。许渊冲用“bark”和“crow”两个简单朴素的单词传译农村中极为平常的犬吠鸡鸣，以动写静，充满生活气息，赋予了这幅田园画活的生命。这一视听结合的手法将乡村生活的生机盎然与仕途官场的阴暗消沉形成鲜明对比，描摹出诗人悠闲自然之感，流荡着清新素淡的情味。译文所渲染的意境之美突破了英汉语言交流的屏障，有声有色地将一个归隐后的诗人形象鲜明地呈现出来。

　　原文：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

　　译文：The clear atmosphere,free from dust；/And the vast expanse of sky,so remote and high./Silent，silent now,the wailing cicadas,/But choruses of wild geese pierce the clouds.（方重，2020）

　　诗人退出纷争的官场，归隐于寂静的田村，通过描写九月九日重阳节暮秋的景物，抒发感时悲逝之情。清爽的秋气澄清了尘埃，天宇茫茫显得特别高远。秋高气爽包含了天色和心理感觉两个方面，“杳然天界高”一句显出了目及天空时产生的新鲜感和超旷感。最后两句以听觉与视觉为感应媒介，描写出蝉与雁的“群动”，译文中“wailing”和“choruses”采用了拟人的修辞，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秋蝉的哀咽和群雁的空鸣，在满足目标语读者审美期待的同时，拉近了现代英语世界读者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距离。这一息一鸣将时节的变迁表现得淋漓尽致，嘹唳的雁声最能引发人的悲凉情绪。译者利用平行式转换来提高译文读者的接受效果，发挥了英语的优势，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4民族社会化符号英译：反映习俗风情的象征性

　　民族社会化符号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反映民族习俗与风情以及人际的、社会的、阶级的、群落的惯用称呼、服饰、体语、行为特征、活动形式、生活方式的词语都属于民族社会化符号”（刘宓庆，2012）。文学翻译是让形与神相互契合的过程，是让符号形式与精神意蕴相互推敲的过程，也就是让“语言与思想同时成就”（朱光潜，2016）。译文有时需要脱离原作的形式，才能对言语行为欲传达的意义做出说明。

　　原文：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

　　译文：“Woodman there,let me ask you,/What has happened to these dwellers of old?”/“They are dead and gone,”said he./“And once dead,they leave no record behind.”（方重，2020）

　　陶渊明回归田园后携同子侄进行了一次信步而行的漫游。所见之景与从前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大相径庭，有的只是一片荒芜衰败。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用语都极其简朴。译文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来反映西方民族风情生活的惯用称呼与语言特征，以对薪者的称呼“Woodman”开头并在问句中采用英语中常见的现在完成时来贴合目标语读者的表达习惯，通过简单通俗的词汇流露出淳朴恬淡的田园之感。“语言变了，文化土壤变了，读者也变了，译作由此为原作打开了新的空间”（许钧，2014），因此，译者在句法方面做了一定调整，采用了更符合英语的说话语序、句型以及时态，让译文读者更好地体会到诗人对于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诉尽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一无可逃避的自然法则。

　　原文：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陶渊明：《荣木》）

　　译文：Hibiscus shrubs,so thick,so dense,/Strike root along my garden fence./Their blooms,at dawn so brave and bright,/May die away before the night.（汪榕培，1999）

　　此诗作于陶渊明辞官躬耕于南亩之时，诗人由朝开夕落的木槿花产生联想，流露出人生短暂的悲哀之情。“兹”原意为“这里”，译者将其意译为“my garden fence”“garden”一词很好地体现了目标语读者民族风情化的生活方式，指的是与住宅相邻的花园、菜园，人们在此劳作并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出于喜爱。“Garden”还具有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记载的伊甸园被称为“Garden of Eden”，后世用来比喻美好幸福的生活环境。译者“以释代译”，巧妙地反映出那恬静清幽、没有尘世所扰的归隐生活本令作者心向往之，但目睹园中木槿，内心深处仍然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与功业之志。为了避免文化意象错位，译者选用更符合英语世界读者生活习惯的表达，道出了人生美好却短暂的哲理。

　　5民族物质化符号英译：呈现文化内涵的渗透性

　　各民族文化都具有广泛的渗透性，不同的物质化符号体现着不同民族人们的生活状态。“语言中涉及物质经济生活、日常用品及生产或生活工具、科技文化及设施等承载文化内涵的词语都属于该语言的物质化符号”（刘宓庆，2012）。为了“保持与源语讯息之间最自然的对等”（Nida，1964），译者需要以接受者为导向将源语物质文化指称加以改动，以此从客体文本中再现原诗风格和强烈的主体情感。

　　原文：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译文：Buried deep behind the bolted door,/I have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 world./I look out and see no familiar faces,/And often at midday my wicker-gate is closed.（方重，2020）

　　敬远是陶渊明的同族堂弟，其母与陶渊明的母亲又为姐妹，诗人借赠敬远以自抒情怀。正值东晋统治阶级自相争夺的黑暗局势，陶渊明隐居家中，与世无争。由于四顾没有知己，只好白天“荆扉”长闭，诗人并非本怀消极，而是险恶的时代背景造成了这一局面。“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都能确保对等效应，逐字翻译式直译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有效的翻译方法”（Newmark，1981），“衡门”意为横木为门，指简陋的居室。方重采用直译法，将其译为“bolted door”，充分保留了陶渊明家境贫寒之感。“荆扉”译为“wicker-gate”，英语文化中“wicker”指的是柳条或藤条，虽然与陶诗所指的中国特有的民族物质荆条有一定的差别，但“gate”一词更能体现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和居住环境特征，是住宅前花园的栅栏门。译者选用目标语文化中意义相近的词来通行文、化阻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承载着源语文化内涵的民族物质化符号特征。

　　原文：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陶渊明：《和郭主簿·其二》）

　　译文：Sweet chrysanthemums light up the shaded glades,/And the green pine crowns the rocky height./As I meditate on these pure,noble forms,/I admire them for their strength,unbro-ken by the frost.（方重，2020）

　　陶渊明描写的秋景与前人悲秋的传统相反，大力赞赏它的清澈秀雅、灿烂奇绝，具有开创性特征。“芳菊”译为“sweet chrysanthemum”“sweet”在西方文化中有甜美、惬意之意，方重的译文在对应秋菊盛开，林中遍地金黄，幽香四溢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份俏皮可爱之感；将“青松”译为“green pine”，虽然“青”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方之色，译文选用“green”一词也较好地使目标语读者体会出山上青松的苍翠欲滴。“触动读者的并不是某种具体的情形，而是情绪上的共鸣感”（龚光明，2016），秋天万物肃杀，唯有菊花凌霜而开，唯有松柏依然苍翠，这两种物质文化符号象征了敢于直面风霜的坚定不移的品格，也象征着诗人异于流俗的情操。原文与译文不仅双语词组结构对等，都采用形容词加名词的表达，并且在情态及暗含义方面也相对应，形成同构特征。

　　6结语

　　陶渊明诗文不仅是诗人思想才情的结晶，其中的民族文化符号同时也承载着所处时代的文化内涵。翻译是“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及文本主体间超越时空互动交流的结果”（蔡华，2006），它同时也作为一种语言转换的基本形式，主要障碍源于文化符号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译者充分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根据某一特定民族文化信息符号的所指进行转换，在追求“信”与“达”的同时，将陶诗中的古典美与意境美用目标语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引导他们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也使语言中的民族文化符号展现出“多棱镜映象”，促进中国文学和古典文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NEWMARK 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 and New York：Pergamon，1981.

　　[2]NIDA E.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1964.

　　[3]蔡华.陶渊明诗歌叠词的翻译策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0）：60-64.

　　[4]方重.陶渊明诗文选译：汉英对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5]龚光明.翻译美学新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6]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8]汪榕培.英译陶诗[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9]许钧.从翻译出发——翻译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10]许渊冲.许渊冲译陶渊明诗选[M].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

　　[11]朱光潜.谈文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