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厄休拉·勒古恩的小说《赫恩家的人们》是其写作生涯中少见的非幻想类作品，小说在四位女主人公交织的个人叙述中展开，多线并行，突出了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生活与心理的种种复杂与矛盾，展现了她们在性别桎梏下对于自我身份的找寻。此外，勒古恩通过对两次战争的叙述体现出鲜明的反战立场，通过描述工业发展对人与自然的破坏，体现出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思以及其生态主义思想。

　　[关键词]《赫恩家的人们》；女性主义叙事；三维度人物模式

　　1研究背景

　　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1929—2018）是著名的美国科幻、奇幻大师，著有多部小说、诗集、文学评论等，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包括奇幻小说《地海》系列与科幻小说《黑暗的左手》。她的创作深受道家思想、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影响，以优美隽永的文字构建新的世界，体现出对于种族、性别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探索。

　　《赫恩家的人们》一文是勒古恩作品中少见的现实主义小说，于2016年被收录在其自选中篇集《寻获与失落》中出版，这部作品通过四个不同的视角展开叙述，包含大量的心理描写和神话隐喻。作者精心构建叙事，在时间线上来回跳跃，使读者在迷失与探寻的阅读体验中了解美国俄勒冈州奥克兰小镇上一家四代女性的成长经历。本文以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为基础，试从叙事声音的四重奏、三维度人物模式、神话故事的嵌套三个角度分析这部作品独特的叙事艺术。

　　2叙事声音的四重奏

　　在叙事学里，“声音”指的是叙事中的讲述者（teller），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兰瑟（2002）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探讨了具体的文本形式与社会身份地位之间的交叉作用，将女性叙事的模式分为“作者型声音”（authorial voice）、“个人型声音”（personal voice）和“集体型声音”（communal voice）三种。女性作家选择不同的叙事声音作为载体以建立自己的作者权威。

　　兰瑟用“个人声音”（personal voice）这个术语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赫恩家的人们》是以范妮、简、莉莉和弗吉尼亚四代女性为视角的“家族史”写作，四人的回忆与讲述是整部小说的主线，这是典型的“个人型叙事声音”。小说的每一章节都以该章节讲述者的名字与故事发生的时间命名，仅有两章例外，分别是“旧金山1914夏”讲述简与丈夫拉斐特争吵无果，决心离开的情节；以及“50年代夏60年代夏”横跨数年的两个夏天，弗吉尼亚三次返回小镇的经历，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属于“作者型叙事声音”。四位女性的生活在各自的讲述中交织在一起，产生丰富的艺术效果，勒古恩通过这样的叙事“四重奏”摆脱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性，将关于她们生活的细节以及相互之间的看法更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小说开篇即以第一代女性范妮对印第安老妇人说的“我与你同名”预示了女性的共同命运。范妮是第一批生活在布莱顿海峡附近的非原住民，有着建设者必需的坚毅沉着，她的声音冷静而富有智慧，读者就在这样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了解这个家族的源流。范妮的两任丈夫在劳作中早早去世，留下她与女儿简和小儿子约翰，范妮搬离牧场，定居在了俄勒冈州布莱顿海峡，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新的生活。简的声音有着与母亲相似的智慧、坚定，她与年轻英俊的酒店副经理拉斐特·赫恩相爱，结婚生下了女儿莉莉，离开了克拉桑德前往旧金山生活，又在拉斐特出轨后毅然带莉莉返回小镇生活。两人的叙述中都体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小镇地名的选择问题上，范妮与小镇最有权势的男性威尔·汗布尔顿针锋相对“他知道我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于是我做到了”。简的叙述中则抒发了很多自己的感受，从童年开始她就喜欢在海岸边的沙滩上独自奔跑“我爱这地方，我爱自己的名字，我喜爱这种爱的感觉”，在思索自己带莉莉回到小镇的这一决定时她坦言：“一直以来，我真正想要的只有自由，我也得到了自由。”（勒古恩，2022）

　　范妮和简的叙述中都直接提及了面对“邪恶”的态度，这个词语是对战争及一切父权制压迫的概括。一战爆发后，年轻的约翰积极应征前往战场，死在了毒气战中，范妮一生为没有阻止他而悔恨自责“我担心他的肺，然后我让他去吸毒气”。他的悲惨命运不仅来自战争这一庞大的机器，更来自身边众人的鼓动“威尔·汉布尔顿说，让他变得皮实一点，留在这里只能做妈妈的宝贝”，为了证明所谓“男子汉”的气概，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范妮想告诉他“要畏惧邪恶，然而太迟了”，这一段母亲的自白读来令人揪心，充分表现了战争对于一切的毁坏。简深刻理解男女权力的不平等并坚决拒绝这种不平等，在女儿莉莉被威尔的儿子迪基·汉布尔顿强暴后，对于周围人提出让莉莉与强暴者结婚的建议，她的态度是“让她嫁给他，让她每晚都躺在那里，等着他在法律的庇佑下，用粗笨的身体压着她施暴？”这一段话对于婚姻制度下男女的不平等以及女性的权力丧失有着深刻的洞见。她坚强沉默地面对小镇上的流言蜚语，并且一直到年老都没有原谅过威尔·汉布尔顿对于自己儿子所作所为的放纵，她无视这个半个镇子的拥有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权力来这么做。正是他们的权力，正是他们凌驾于他人，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威尔凌驾于他的儿子们之上，他的儿子凌驾于我的女儿之上，但她绝不服从于这种权力“只要有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福柯，2019）。

　　如果说范妮和简的声音体现出女性对于命运勇敢的反抗精神和生存的巨大潜力，那么莉莉的叙述则直接控诉了男权社会的丑恶并体现了女性面对困境的无力。莉莉是个温和顺从的孩子，简认为她“总是很顺从，总是爱做梦”“莉莉1928”一章重现了她被强暴的经历，她的叙述被“——”中断数次，时间上从被侵害后“我在流血”开始，跳回之前迪基开车带她离开派对，又插入昨晚回家后与母亲打招呼的对话，才转而写出被侵害时的情况，莉莉说了四遍“请走开”“停下！停下！……”（勒古恩，2022）连续八个“停下”结束了这一章，读者仿佛听到莉莉濒临崩溃的呐喊，和她一起陷入惊恐、自责与不知所措的黑暗中。“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福柯，2019），莉莉身体的被侵犯意味着对于她身份的剥夺，而她的第一人称叙述摆脱了作为受害者的失语状态，以讲述这一方式重建自己的生活，获得话语权。

　　弗吉尼亚是一位诗人、作家，她的叙述因此具有浪漫的风格，包含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与奇幻的想象，但同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强暴者和被强暴者的孩子”，在挣扎与迷茫中找寻自我。弗吉尼亚全力支持丈夫戴夫的学业与事业，而当她想读完学位时却遭到了不解与嘲讽，最终她独自返回家乡学习并照顾患上癌症的莉莉。全书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两个章节中，恰好包含了弗吉尼亚与祖母简分别离开丈夫前发生的争吵，虽然人物、时间、地点迥异，但文本中两位男性傲慢的态度如出一辙，勒古恩用“作者型叙事”客观地再现了两位女性未曾讲述的内容，强化了个人型声音的权威，有力地抨击了父权制的伪善。

　　3三维度人物模式

　　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认为作品人物是叙事成分，每一个人物都同时具有三方面的功能：模仿的（mimetic）、主题的（thematic）、综合虚构的（synthetic）。由此构建了三维度的人物模式（费伦，2002）。《赫恩家的人们》中的人物形象就具有这样多维度的生动性与立体感。

　　模仿性即真实性，从题材上来说，《赫恩家的人们》类似于一部家族史，四位女性用第一人称生动地向读者讲述了这一家族的发展过程及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作者将她们的生活置于真实的时代背景下，使读者产生现实的共鸣。1914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走了无数生命，范妮和简像无数现实中的家庭一样失去了挚爱的亲人，幼小的莉莉则第一次体会到“死亡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黑洞”。1939年简带着莉莉与弗吉尼亚参观世界博览会后回到旧金山，又听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叙事的戛然而止使读者像简一样“心头一凉”，历史现实与故事的糅合增强了真实感。其次，小说中细节的重复也强化了人物真实性，范妮初到小镇从印第安老妇人手中买下一只小篮子，作者细致地描绘它“篮子上的花纹就像是鸟羽，一道浅棕，一道深棕，又一道浅棕，又一道深棕”（勒古恩，2022）；范妮去世多年后，这个篮子又在幼年弗吉尼亚的叙述中出现；弗吉尼亚与丈夫新婚后一道返回小镇，作者又提到了房间里的“印第安篮子”，篮子既是对范妮的思念与传承，也象征着这片土地最初的文化。最后，叙事口吻的变化，作者在讲述人物幼年的经历时，将逻辑并不连贯的短句结合在一起，符合幼儿的用语习惯，莉莉幼年时形容老迈的范妮“她现在大概快死了吧”显示出童言无忌的特点，她成长为天真的少女后，作者又不厌其烦反复描绘她关于自己婚礼场景的憧憬，用一系列“镶银的白色蕾丝”“蓝色泡泡袖薄纱裙”“长丝带和蝴蝶结”等意象来刻画莉莉爱幻想的形象。

　　勒古恩在塑造人物时，并没有回避她们性格中软弱的一面，而是赋予她们诸多对立的特点来展现女性生活的复杂性从而深化主题，这一特点在简的形象上尤为明显，简是一个坚强、智慧而独立的女性，但理性并不完全掌控她的生活，在离开丈夫之后她仍有过与他和好如初让一切都回到从前的幻想；在深爱的女儿莉莉被侵犯后，她既痛心又恼怒于她的软弱、天真；在行动上她果断坚决，内心深处又充满疑问，她离开伤害自己的婚姻，但无法逃脱更大的来自整个父权制社会的压抑，更无法阻止自己的女儿受到同样的压迫，简的困境显示了女性面对父权社会的无助。但她追寻自由以及最终得到自由并支持弗吉尼亚找到自由的抗争之路，显示了女性世代间相互支持而汇聚的力量。

　　费伦认为小说人物是综合虚构的形象，在《赫恩家的人们》中，四位女性都是承担叙事的人物，她们之间相互连接，弗吉尼亚形容莉莉“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坚强的女人，她的力量来自孤独；也是一个柔弱的女人，沉溺于空想的喜悦”。而在莉莉的眼里，母亲简的身影“高大而沉默”（勒古恩，2022），这是单一叙事中无法展现的，作品中多种声音综合起来，构建出复杂而鲜明的女性形象。

　　4神话故事的嵌套

　　兰瑟认为：“小说是复杂的系统，它以单一的话语框架包含众多的故事、声音和叙述层次……从叙述层次概念入手，有助于对多层次叙事进行结构分析……”（兰瑟，2002）《赫恩家的人们》在赫恩一家的故事之中，使用嵌套叙事的结构形式，借用弗吉尼亚的口吻讲述了新时代的珀耳塞福涅的故事。

　　在希腊神话中，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是主神宙斯和农业之神德墨忒尔的女儿，冥王哈迪斯在宙斯的默许与帮助下将她从母亲身边掳走带回冥界，德墨忒尔以大地荒芜颗粒无收威胁宙斯带回自己的女儿，但哈迪斯骗珀耳塞福涅吃下四颗石榴籽，这使她每年中四个月必须返回冥界。传说每年德墨忒尔与女儿团聚时大地上万物生长，而分离时地面上则万物枯竭。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一故事与莉莉被侵害而简苦苦寻找的故事在情节上交叉重叠，渗透交融，互相指涉。

　　宙斯是珀耳塞福涅的父亲，是神的最高权威，在现实中他代表着父权制的权威。莉莉的父亲漠视她的成长；莉莉作为受害者反而受到小镇居民流言蜚语的中伤与侮辱，以威尔汉布尔顿为首的父权制帮凶们进一步围猎、吞噬她的尊严与生活，只有母亲简像德墨忒尔一样呼唤着自己的女儿“我一定要找到她，我一定要找到她”。即使莉莉身在简的身边，但她曾经面对生活的勇敢、对于未来的希望都消失了，一部分的莉莉被夺走了，正如珀耳塞福涅永远无法全然自由。

　　作者改写了这一故事的结局，在新的故事中，女儿返回地上，然而一切消失了，他们杀死了大地和时间，只剩下钱，她直视着冥王的眼睛说：“我和你离婚，粪土之王。”话音刚落冥王与宫殿就变为了甲虫与粪便，她在海浪中化为不灭的泡沫，大地上又点亮了灯火（勒古恩，2022）。这一改写具有极强的现代性与象征意味，女性的话语权具有明显的性别政治特征，女性的叙述声音代表了“一个社会权力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兰瑟，2002）。当女性不再屈服顺从，而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喊出千百年来无人喊出的宣言，父权制立刻土崩瓦解，而海洋中泡沫构成的女人站起身来走上山丘，正是弗吉尼亚夺回话语权对“男人对女人的所有轻视、书写和描摹”的重新定义。

　　5结语

　　总之，《赫恩家的人们》以叙事声音的四重奏相互印证补充，构建出具有模仿性、主题性和虚构性的人物形象，通过神话故事的嵌套与文本的相互指涉增强了故事的奇幻浪漫色彩。在本书中，厄休拉·勒古恩以多种叙事技巧的完美结合确立了女性的性别主体地位，关照女性个体心理的复杂性与女性整体的共同生命体验，探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展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在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外，勒古恩将视角扩大到人与自然及其他物种的关系，通过描述战争与工业发展对生态文明的破坏，引发读者对人类社会前景的思考与探索。

参考文献

　　[1]勒古恩.寻获与失落[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

　　[2]福柯.权力的眼睛[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3]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5版[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4]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05.

　　[5]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