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受到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感召，大量中华文化典籍被译成外文，推向海外，但传播效果 却差强人意。当前关于文化典籍外译的讨论多围绕字词表达或者内容传递展开，译者是翻译 活动主体之一，但涉及译者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的研究甚少。本文在生态翻译视角下， 探讨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中的译者责任， 旨在帮助译者明确自己的责任和目标，有效推动中华 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 生态翻译;译者责任;典籍翻译;翻译伦理;石刻文本

　　1 研究背景

　　2002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 纲要》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至今 已有20余年。在中国政府、民间组织、商业 机构的大力推动下，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以及 文化典籍被翻译成外文推向世界。然而这些 译作在海外市场的传播情况并不乐观。截至 2023年2月份，在kindle付费下载排行榜前100 本电子畅销书中，中译外作品在英美两国的 销量并不可观。

　　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启动适逢翻译理论界 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 20世纪90年代翻译文 化学派逐渐取代了语言学派在翻译界的中心 地位，实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 华文化典籍的翻译“一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与 解释为是源语与译入语之间字面意义的转码 问题，而应该是两种语言背后所负载的两种 异质文化观念的转换生成问题”(许多 等， 2 01 9 )。在这次“文化转向”思潮的推动 下，译者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诚然，翻译研究上的百家争鸣有利于实 践探索的不断深入，但是业内出现的语言学 派与文化学派二元对立局面却会使翻译实践陷入无谓内耗的窘境。高举语言学派旗帜的 译者将重心依旧放在文字表达是否对等等语 言形式问题上。高举文化学派旗帜的译者推 崇对译文内容进行改写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 期待。曾文雄( 2006 )曾经指出文化学派对 传统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 精，而是颠覆、瓦解与抛弃。

　　游贤育(2016)认为“文化转向”使各 种有意或无意的“改写”合理化，在一定程 度上助长了误读、误译，使翻译进入无标准 状态，误导了当下的翻译实践，他更加赞同 辜正坤于1987年提出的“多元互补论”。胡 牧( 2011 )指出从“语言转向”到“文化转 向”，是翻译研究方法论的体现，从关注文本 自身到关注文本外的文化环境，是研究视野的 拓宽。由此可见，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从 事者，应做到兼收并济、多元融合，以提高译 文质量，而不是挑选阵营，故步自封。

　　生态翻译作为具有中国特色和东方智慧 的翻译学说，超越了语言学视域下的单纯语 言转换分析，也超越了“文化转向”视域下 的文化语境分析，它把文本生命、译者生存 与翻译生态作为一个有机和谐的共生体(胡 庚申 等，2021 )。它的出现打破了“二元对立”“多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译者进行 文化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思路。

　　2 生态翻译学对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启示

　　“平衡”是生态翻译中东方智慧的集中体 现，与传统的“中庸”思想不谋而合。前文中 提到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二元对立实际上是 一种失衡的体现。翻译生态平衡还表现为翻译 生态系统诸“者”之间的妥协让步与宽容变通 (胡庚申， 2013 ：112)。在翻译中华文化典 籍时，译者要在古代中国作者和现代外文读者 之间搭建平等交流的平台，不应过度“袒护” 现代外文读者(过度归化)，也不可唯古代中 国作者马首是瞻(过度异化)。典籍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译者在对其进行英译的过 程中，更应执中庸之道，求和谐之美，实现作 者、译者、读者三者之间的良性生态循环。

　　“ 整体 ”是生态翻译中的一个重要思 想。在生态翻译视角下，整个翻译生态具有 开放性，其中多种因素互联互动(胡庚申， 2013 ：90)。因此，译者如果在中华典籍外译 中 “闭门造车”，不顾海外读者需求，其翻 译成果势必难以获海外市场的认同。稳步推进 中国文学作品外译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 措。在生态翻译视角下，所有与典籍翻译发生 联系的语言、要素和活动都应该纳入典籍翻译 活动这个整体中来。原文中体现的传统语言文 化、译者所处的现代汉语流行文化、译本所处 的外国语言文化都是典籍翻译生态系统整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

　　“制约”是生态翻译的另一重要思想， 主要体现在译境、译本、译者之间的“适应/ 选择”上。典籍翻译对译者的要求相对较高， 需要译者对古汉语及相关文献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笔者在翻译桂林地区摩崖石刻文本的过 程中，首先需要参考字典辨认石刻文本中的繁 体字、异体字甚至是残缺不全的古体字，然后再去理解文言文文本，期间还需要查阅古籍， 甚至需要实地走访，最后进行英译。译者在适 应翻译生态环境后要依据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本 做出选择(胡庚申，2013 ：86)。译本在目的 语文化、社会和市场中的生存状况最终会反过 来影响译者在翻译群落中的生存和发展。由此 可见，译境、译本、译者相互制约。

　　典籍外译不仅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 分，也是一种市场行为。译者有责任在翻译文 本的过程中实现语言、文化、交际要素的和谐 共存，既满足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的需要，也 满足海外读者对于译本可读性的期待，同时还 要参与市场竞争。译者在统筹协调“翻译环 境”“翻译文本”和“翻译群落”三者之间关 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胡庚申， 2013 ：93 )。

　　3 译者在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中的责任

　　生态翻译认为翻译生态的整体性、关联 性和平衡性都是通过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主 体来实现的，译者统筹协调翻译生态、文本 生态和翻译群落(胡庚申， 2013 ：119 )。 Berman( 1995 ：93 )也将译者放在重要地位 上，认为译者是创造性的主体，译者的权利 应当受到尊重。译者在翻译中享受的地位和 承担的责任是相对应的，“事后追惩”机制 会对译本和译者进行优胜劣汰，要求译者承 担相应的责任。

　　生态翻译学将“译者责任”厘定为 一条重要的伦理道德(胡庚申， 2 0 11 )。 Chesterman(2001 ：193—142)提出了五个 方面的伦理责任：再现伦理要求译者再现原 文本，尊重原作者，体现了译者对文本生态 的责任;服务伦理要求译者完成委托人的要 求;承诺伦理要求译者追求卓越、履行职业 道德规范，与服务伦理一同体现了译者对于 翻译群落的责任;交际伦理要求译者满足跨

　　文化交流的需求;规范伦理要求译者满足目 的语读者的期待，与交际伦理一同体现了作 者对翻译生态的责任。Chesterman的五种翻译 伦理验证了生态翻译中译者在统筹协调翻译生 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时需要承担的责任。

　　在中华文化典籍英译中，译者的责任对 象包括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文 本生态涉及语言、文化、交际等多个方面。 中华文化典籍所处的历史年代，所反映的思 想内涵、风俗民情、法律法规都与现代社会 有着巨大差异。中华文化典籍原文多为古汉 语，内容引经据典， 晦涩难懂，且体裁多 样。译者很难在现代英语语言系统中找到对 应的平行文本。在文本生态难以达到平衡的 情况下，译者应大胆走出源语系统的束缚， 在译语系统里创建一个与源语生态相适应的 生态环境(胡庚申，2013：204 )。

　　中华文化典籍外译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 重要举措，其主要目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华优 秀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委托者可以是国 家文化部门、出版社、赞助者等。译者有责 任以专业的态度完成委托人交予的任务，这 是译者的职业责任。译者的责任还包括个体 的社会责任在翻译领域的具体化(陈志杰， 2021 ：68 )，中国本土译者有传播中华优秀 文化的责任。译者需要在翻译实践中实现职 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

　　3.1 内容与形式的平衡

　　在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推动下，典籍 英译也出现了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体现为 重形式轻内容。比如，译者在翻译中国古代 诗词的时候，将重心放在重现中国古代诗歌 的格律上，甚至不惜改变原文内容，也要在 英译文中重现原诗的平仄韵式。第二种倾向 是重内容轻形式。以庞德对于中国诗词的翻 译为例，他的译文多为散文诗形式，虽然较 为完整地体现了原文的内容和作者的意图， 但是目的语读者看到的是英文散文诗，而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格律诗。

　　平衡是生态翻译学 的主 旨 ，也是 “ 生 态范式”翻译伦理的要则(胡庚申， 2013 ： 113 )。文本生态平衡不仅包括语言生态平 衡，也包含文化生态平衡。在中华典籍翻译 中，译者不仅要充当好原文作者的发言人， 也要帮助读者跨越国界、跨越历史长河，让 他们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译者需要在二者之 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 译者的翻译实践体现的是对原文作者和读者 的尊重而不是译者个人的炫技。

　　例1：元祐由來五百秋，黨人姓字此間留。 中衰宋室匡攸定 ， 貝錦讒言譖不休。 (桂林龙隐岩石刻《羅作讀黨人碑感賦》)

　　译文：Fiv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reign of Emperor Ze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mud on so- called clique numbers’ names remains in reality.

　　They rose from resurging the ruling of the royalty. They fell into slandering lasting for eternity.

　　例2：公為人外温而心辨，中毅而顔和。 於事呐呐，不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 異同。 (桂林碑海《張居正撰吕調陽墓志 銘》)

　　译文：He was mild but methodical. He was amiable but assuring. He was conservative in words and never arbitrary in claims. He was cautious in relationships and careful in stands.

　　例1和例2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平衡。平 行结构、韵头和韵脚是中华传统诗词歌赋和 现代英语诗歌之间的一个共通之处，是译者 建立新生态系统的立足点，因此译者可以以 此为基础追求译本形式和内容的平衡。

　　3.2 译者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译者职业责任主要包括 Chesterman ( 2 00 1 )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中的再 现伦理、服务伦理和承诺伦理。文化走出去 是译者从事典籍翻译的大背景，不仅要求译本如实反映原文、尊重原作者，还要求译本 起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作用。而翻译群 落中的译文审查者、出版者等又决定了译本 是否能够顺利发行，意识形态是他们的核心 审核标准之一。译者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适者生存”原则的体现。

　　译者对译文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译本是 否能够最终进入市场流通，以及译者是否能 够获得承诺的稿酬和相应的声誉。译者要对 翻译实践所涉及团体的社会声誉负责(陈志 杰，2021 ：70)。中华文化典籍记录了中国 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精华亦有糟粕，而译 本的读者都处于现代文明社会中，所以译者 在选择译本的过程中要对容易引起文化不适 的内容再三斟酌，以免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反 感与抗拒。

　　译者的社会责任体现为 Chesterman ( 2 00 1 )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中的交际伦理 和规范伦理，表现为译本是否满足目的语读 者的期待以及是否满足跨文化交流的需求。 “事后追惩”机制会对不能有效履行社会责 任的译者进行“惩罚”。这迫使译者从狭隘 的、独立的民族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立场中暂 时性地抽离出来，观照不同语言、社会和社 团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反思其翻译决 策是否合乎理性(陈志杰， 2021 ：71 )。译 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译本所呈现的内容 进行干预，其目的是让汉语文学与文化在当 今以英语为主导的世界中获得应有的席位， 而不是对汉语的背离或者对英语的谄媚。

　　译者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存在冲突之 处，例如国家鼓励异化翻译策略以推动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但目的语读者往往更愿意接 受归化后的译本内容，由此可见，译者的社 会责任和职业责任是相互制约的。译者履行 责任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协调责任对象关 系的过程(陈志杰，2021 ：73 )。

　　以明世宗嘉靖十八年《靖江恭惠王朱邦 薴撰悼妃滕氏石刻之二》为例，该石刻出土于 桂林尧山滕氏墓，记载了王妃滕氏生平。靖江 恭惠王有一妻二妾，他对于妻的称呼为妃， 另有一温顺恭敬的妾郑氏和兴风作浪的悍妾刘 氏。封建社会贵族家庭的妻妾制度与当今社会 普遍认同的一夫一妻制相左，译者在如实反映 历史事实的同时可以采取一些翻译策略来淡化 这种冲突感。比如，译者可以将“妃”翻译 成my wife而不是princess。考虑到这篇文章是 丈夫对妻子的悼念，my wife比princess更贴合 现代社会倡导的家庭观念，让目的语读者在 阅读的时候更加容易产生亲近感。译文中译 者也没有将温顺恭敬的妾郑氏称为concubine Zheng，而是Ms. Zheng，给予了这位在封建礼 教下身不由己的女性郑氏更多的尊重，也弱化 了妻妾的封建观念。译者也没有将“悍妾” 译为treacherous concubine，而是使用代称the treacherous来弱化妻妾这一封建观念，规避对 女性的蔑称concubine。译者通过以上方法有 效化解了文化冲突，提高了目的语读者对译文 内容的接受度，实现了译者职业责任和社会责 任的统一。

　　3.3 放眼全局、投身国际市场竞争

　　中华文化要走出去就不能忽视国际市 场的重要性。研究翻译生态系统时，研究者 如果只是孤立地局限于某子生态系统(如翻 译本体生态系统)或某一相关利益者(如翻 译活动资助者) 是远远不够的(胡庚申， 2013 ：103 )。中华文化典籍外译要充分考虑 译语系统和译本生存环境。本文从中国市场 kindle电子畅销书排行榜前100中选择了两部 译著，从生态翻译角度探讨书名翻译吸引中 国读者的原因。

　　虚构类书籍《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 去死》的作者是弗雷德里克 · 巴克曼，译者 是宁蒙。这本书的原名是瑞典语En man som heter Ove，直译为汉语就是《一个叫欧维的男人》。译者在翻译书名的时候增加了“决 定去死”这样博人眼球的字样，不仅可以在 短时间内抓住读者的兴趣，也对整本小说的 核心情节进行了高度概括。

　　非虚构类书籍《贪婪的多巴胺》的作者 是丹尼尔 · 利伯曼、迈克尔 · E · 朗，译者 是郑李垚。这本书的原名为The Molecule of More: How a Single Chemical in Your Brain Drives Love, Sex, and Creativity―and Will Determine the Fate of the Human Race，直译为 汉语就是《更多的分子：你大脑中的一种化 学物质是如何驱动爱、性和创造力的——以 及它将决定人类的命运》，且不论这样长的 书名读者是否有耐心读完，这样直译的标题 就缺少驱使读者翻开书籍的吸引力。《贪婪 的多巴胺》这一译名使用了情感色彩浓重的 “贪婪”，还直接将原题目中没有明确说明 的书籍核心内容——多巴胺指明了出来，简 洁而具有吸引力。

　　这两本外文作品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功 离不开翻译的助益。译者充分考虑到了中国 读者的需求，使用了情感色彩浓郁的字眼和 总结性的语言。译者只有从整体上适应了翻 译生态环境，才能够选择出最恰当的译本， 帮助译本实现长存，进而改善译者的生存状 态。市场就是检测译本质量的最好工具，是 实现译本长存的最好途径，也是传播中华优 秀文化的有效渠道。

　　4 结语

　　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求译者摆脱语言学派和 文化学派二元对立的困境。生态翻译作为倡导 多元共生的理论学说和中庸智慧的集中体现， 是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重要理论支撑。胡庚申 (2013 ：121 )在其著作《生态翻译学构建与 诠释》中提到生态翻译的伦理研究可以进一步 展开，也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空间。

　　本文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入手，探讨了译 者承担的责任，同时结合西方翻译伦理学理论 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翻译学，以文化典籍中 的石刻文本为案例，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 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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