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菲利普·罗斯在《美国牧歌》中塑造的梅丽·利沃夫，实为刺穿美国梦伪饰的批判之刃。当学界沉湎于瑞典佬的同化悲剧时，梅丽作为“正义赤字”化身的伦理价值被系统性遮蔽。本文追踪梅丽从“失语者”到“模仿者”再到“复仇者”的嬗变，呈现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构想的良序社会，如何在移民家庭代际责任、社会结构及国家机器的三重冲击下土崩瓦解；借探讨梅丽的伦理困境揭示了罗斯对“美国牧歌”的颠覆——当制度正义持续缺席，爆炸的轰鸣便成为失语者最后的公共宣言。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尔斯；正义论；伦理困境

　　1研究背景

　　《美国牧歌》是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瑞典佬塞莫尔·利沃夫美国梦破碎的遭遇。早期研究多关注叙事策略，如郑军荣等（2009）剖析了罗斯如何以新现实主义艺术手法解构“美国梦”；后续研究转向了文化批判层面，如移民同化悖论与代际伤痕传递机制（王军霞，2021）。这些成果虽深化了对瑞典佬悲剧的理解，却忽视了其子代梅丽·利沃夫极端表达的伦理哲学价值，她的口吃病理、炸毁邮局与自我流放的行为，常被解读为社会反抗符号或心理伤痕表征。

　　尽管近年有研究触及了极端行为与制度的共谋关系（王弋璇等，2024），但仍未系统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当个体的基本自由权、机会公平与差异补偿诉求在文化身份、社会结构及国家机器三重冲击下持续落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构想的“良序社会”是否仍是可企及的乌托邦？《美国牧歌》中梅丽的极端表达承载着更锋利的伦理诘问。本文认为，梅丽从身的病理显影。这一形象揭示出：罗斯的“牧歌”实为正义链崩坏的现代寓言，当制度性正义持续缺席，爆炸声便成为失语者最后的公共演说。

　　2失语者：家庭代际伦理中的言说困境

　　罗斯在《美国牧歌》中刻画的梅丽·利沃夫，绝非简单的叛逆少女。她的口吃、对皮革工厂的痴迷及加密日记的书写，共同构成一套“身体反抗符号系统”，直指移民家庭的代际伦理对罗尔斯“基本自由权”的系统性剥夺。瑞典佬推崇的工匠精神实为迈蒙尼德式“劳动神圣化”的世俗变体，即将《塔木德》中“凡劳作者皆为上帝伙伴”的训诫异化为生产效率崇拜，最终将人的价值简化为器物完美度。梅丽童年时常去父亲的工厂，不自觉地将父辈的功利主义标尺内化为自我价值标准，这构成自由剥夺的第一重悖论：主体主动参与对自身的囚禁。

　　罗尔斯（2009）的“第一个正义原则”体失语到极端复仇的嬗变，实为“正义赤字”强调，“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涵盖思想自由与身体完整等核心权利。然而在利沃夫家，这一原则被置换为代际责任伦理。瑞典佬为继承家业放弃棒球生涯，揭示代际责任对自由发展的吞噬。当个人生涯规划被迫服务于家族资本传承，罗尔斯所谓“个体善观念的实现权利”便成空谈。梅丽的口吃在此成为她的掩护：“我如果不口吃，母亲真的会从我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她将发现我真正的秘密。”（罗斯，2004）梅丽被迫用标准英语发音换取家庭接纳权，恰如瑞典佬用棒球手套换取皮件厂继承权。母亲多恩以“治疗”之名实施语言矫正，实际上是在以爱为枷锁进行自由剥夺。这种“爱的控制”构成自由剥夺的第二重机制：将压迫包装为关怀，使受害者陷入反抗即背叛的道德困境。

　　罗尔斯（2009）指出，“道德的人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有能力获得（也被看作获得）一种关于他们的（由一个合理生活计划表达的）善的观念；第二是有能力获得（也被看作获得）一种正义感”，这些构成了“原初状态”中理性选择的基础。而梅丽的困境暴露出罗尔斯理论的深层矛盾：正义论预设的“理性主体”将梅丽这类非标准沟通者排除在对话共同体之外。梅丽“日记”中的“策略”一词，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失效的文学证词，当理想言说情境因生理缺陷而永远无法达成，失语者只能发明“私人对话语法”。动物对梅丽的顺从与对瑞典佬的抗拒——“小牛乱跑时梅丽会追上它。塞莫尔来干的话，那两头母牛会很不高兴。它们在草地上乱踢，对着他直摇头”（罗斯，2004）——构成身体政治学的精妙隐喻：缺陷者反成为自由最敏锐的感知者，而“正常”的父亲却深受规训而不自知。这种认知倒错构成自由剥夺的第三重辩证：被压迫者的觉醒加剧了其孤独感。

　　祖父娄·利沃夫“勿偷盗时间”的训诫在战后异化为资本的“帮凶”。梅丽对工厂时钟的恐惧，具象化了马克思（2004）所言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当家庭将她的口吃视为“盗窃”沟通效率的罪证时，梅丽以盗窃真实炸弹材料的行动完成终极反讽——用具象的爆发回应抽象的压迫，以实质正义戳穿程序正义的虚伪。这种极端行为是对罗尔斯“差异原则”失效的绝望回应。罗尔斯（2009）强调“最为重要的基本善是自尊的善”，自尊是实现正义的前提，而移民家庭奋斗史馈赠梅丽的，唯有压抑的代际传递与工具化的身体。

　　梅丽的“失语”实为三重沉默的叠加：生理沉默、文化沉默及政治沉默。瑞典佬家中隔音的房间隐喻了美国民主的“协商幻象”：它许诺自由言说，却预设必须清除所有“杂音”。梅丽炸毁邮局后遗留的“口吃日记”，是对罗尔斯正义秩序的审判：当良序社会要求公民“合理”表达诉求，却剥夺某些群体的表达资格时，极端反抗便成为失语者唯一的公共语言。罗尔斯晚年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承认，多元社会中的“公共理性”需要更包容的沟通形式，但他仍将非主流表达置于“互惠性”的枷锁下，使制度对边缘声音的排斥从显性压迫转为隐性沉默（张晓芹，2009），而梅丽早在1968年就用炸弹完成了预演。

　　3模仿者：对抗性再生产中的伦理失范

　　梅丽的炸弹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系统性压迫的镜像反映。小说中提到纽瓦克动乱中黑人被义务警员射穿膝盖，罗斯借此想揭示的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矛盾，更是“差异原则”的彻底失效——司法系统未能矫正不平等，街头冲突成为扭曲的正义表达。梅丽在多元社区炸毁邮局，正是对这种抗争的模仿：当法律无法遵循“机会公正平等原则”，爆炸便成为被剥夺者的公共语言。罗尔斯（2009）所称的社会制度应“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此完全失效。纽瓦克黑人社区与梅丽同为牺牲品，前者承受着基于群体差异的机会剥夺，后者则困于代际沟通的牢笼中。这种极端的抗争形式跨越了群体身份与阶层，戳穿了“良序社会”神话。

　　邮局既是国家机器的末梢，也是维系郊区纯洁性的闸门。瑞典佬用搬迁逃避纽瓦克的身份隔离困境，成为空间隔离的共谋者；梅丽则用爆炸强行撕开里姆洛克的虚伪宁静，将父亲回避的伤痛塞回利沃夫家的“美国牧歌”。邮局是罗尔斯所谓“基本善”的分配枢纽，社会福利支票、征兵令、选票登记表皆经此流通，其摧毁象征着正义输送管道的栓塞，也印证了梅丽被排除在罗尔斯预设的“合作体系”之外。当公民无法通过常规渠道伸张正义，对极端抗争的模仿便升格为绝望者的赋权仪式。

　　电视媒介对战争的消费使抗争行为的象征性赋权达至顶峰。梅丽凝视自焚和尚直播时诘问：“有人关心吗？人们有良心吗？这世、世界上难道没有一个人还有良心？”（罗斯，2004）。电视媒介腐蚀公共理性的根基，国家力量的残酷被简化为道德奇观，制度批判消弭于感官刺激，梅丽日记中“要有良心！”的潦草笔迹与五年后炸弹蓝图的精密测绘，构成残酷的因果链——被媒介点燃的道德激情，最终淬炼成极端行动的引擎，从而印证了罗尔斯的忧惧：当公共讨论被非理性裹挟，正义原则便失去立足之地。

　　郊区空间隔离是另一重隐蔽的系统性压迫。沃库特汽车保险杠上“莫里斯，绿色、安宁和清洁”（罗斯，2004）的标语掩盖着空间隔离背后的群体与经济固化。瑞典佬以“必须到伊丽莎白看岳父母一家”搪塞邻居邀约，暴露出新移民在田园幻象中的生存困境，他们也是被排斥的他者。而在自由山高尔夫球场旁“焚烧十字架”则戳穿了“清洁”口号下的结构性压迫本质。邮局的爆炸因此成了对空间压迫的精准反击。里姆洛克社区将阶级与肤色作为空间秩序，使“社会偶然因素”异化为地理屏障——这直接违背了罗尔斯“机会公正平等原则”的核心要求，即“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罗尔斯，2009）。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瑞典佬购置牧场的“成功”实为区位掠夺——牺牲黑人社区换取空间特权。唐鹏远（2024）指出：“社会偶然性和自然任意性都是自然的事实，正义或不正义是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瑞典佬的牧场因而成为双重不义的地标：既固化社会偶然性的不公，又将自然任意性兑换为空间资本。

　　波多黎各工厂的殖民进一步催化了梅丽的模仿。瑞典佬标榜“教会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们缝纫技术”（罗斯，2004），却回避工人时薪低于本土50美分的事实。这正是“差异原则”的倒置——资本流动未使最不利者获益，反而加固了经济奴役。梅丽已洞察全球产业链中的“正义赤字”，她质问父亲：“你给波多黎各庞塞工厂的工人的报酬有多少？”（罗斯，2004）她在爆炸事件后逃往耆那教社区，以自我流放对抗物质主义，复制了社会压迫催生的极端反抗逻辑，也揭示了罗尔斯理论的盲点：当正义原则局限于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便成为逃脱规训的利维坦。

　　4复仇者：制度失效与极端自救的伦理崩解

　　梅丽·利沃夫的极端表达是国家伦理失序的必然产物。祖父娄·利沃夫寄反战书信给孙女时，一面担忧她会丢掉学校里的机会，错过上大学，一面却仍然坚持传递反战立场。罗斯借此揭露战争伦理的荒诞性——公共政治抗争被挤压为家族私语，暴露了罗尔斯“公共理性”的瘫痪。梅丽五年后用炸弹“将战争拉回家乡”（罗斯，2004），这是她对公共领域失能的绝望回应，印证了罗尔斯晚年在《万民法》中的忧思：若制度持续排斥某些群体的声音，正义原则将沦为特权者的独白。

　　司法系统失能进一步将梅丽逼向绝境。受害者康伦太太宣称“我也只怪罪她一人……你们是损失了孩子的父母”（罗斯，2004），实为司法缺位后的私人化担责；语言矫正师谢拉以“我的首要义务是对她，我怎么能伤害她的信心？”（罗斯，2004）为由拒绝揭发，使矫正口吃异化为包庇罪犯。国家既无力审判这种极端行为，更无法根治其根源，使“良序社会”沦为空谈。梅丽的流亡抉择是对代际契约的审判。她拒绝自首时那句“永远不想再见到我们”（罗斯，2004），源于对父辈神话的祛魅。瑞典佬幻想激进分子安吉拉·戴卫斯帮他寻女，暴露了战后美国代际对话的破产——父辈奉为圭臬的移民奋斗史诗，被子代视为亟待炸毁的系统压迫符号。

　　此刻，罗斯在第三部开篇埋下的母牛意象被赋予雷霆般的阐释力。梅丽在荒宅放牧，以原始牧歌解构利沃夫家的“美国牧歌”。牛群象征着罗尔斯所述的“自然义务”——不依契约而存，仅遵循生存的本真。梅丽选择与牛群共生，意在跳出现行社会契约的框架，在自然状态中重构正义，这是对罗尔斯“原初地位”的文学倒置：被牺牲者只能退回荒野寻找未被污染的正义本源。“策略”一词的嬗变为此提供注脚：五年前口吃日记中的“策略”是生存技能，五年后炸弹制造笔记中的“策略”则是政治行动。当制度长期拒绝消化非正义，极端抗争便从防御手段升格为进攻哲学。梅丽的炸弹并非反社会宣言，而是失语者的檄文。然而她始终未能突破模仿的牢笼——爆炸复制了战争的行为模式，只是对象变成了新泽西社区。这种可悲的复制证明，在正义绝对缺席的语境中，所有反抗都注定成为压迫的回声。

　　梅丽的复仇具有俄狄浦斯式的双重性，她既是弑父者，摧毁了瑞典佬的牧歌幻象，也是殉道者。罗斯据此向罗尔斯发出尖锐的文学诘问：当差异原则沦为剥削的遮羞布，当机会公平成为空间隔离的修辞，当基本自由被代际责任吞没，个体如何在不背叛正义的前提下生存？小说给出的答案是残酷的：要么如瑞典佬般成为共谋者，要么如梅丽般成为复仇者。

　　5结语

　　梅丽·利沃夫炸毁邮局，不只是个人悲剧的顶点，更是对罗尔斯正义论根基的反驳。母牛意象在废墟间缓缓行走，昭示被主流正义叙事排斥的异质生命仍然在场。梅丽拒绝回归人类社会，揭开了“良序社会”排除非常规表达者的结构性压迫。梅丽的口吃、炸弹与流亡，构成了一部从语言抗议到空间重构的反抗史，也印证了极端表达是失语者被迫启用的第二语言。她摧毁的不仅是邮局，更是支撑“美国牧歌”的三重幻象——代际责任对自由的桎梏、差异原则在空间中的倒置、公共理性的媒介异化。《美国牧歌》不仅关乎移民家族的衰落，更是现代民主沟通困境的寓言：当非暴力途径被系统性封锁，极端行为便以循环之姿归来，提醒着我们，任何未能容纳沉默与缺陷的正义，都注定在沉默与缺陷中解体。而当我们在废墟上重建正义的殿堂时，是否有勇气倾听那来自边缘的、断续甚至破碎的声音，将其写入制度的根基？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罗斯.美国牧歌[M].罗小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唐鹏远.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的优先性：为罗尔斯辩护[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4，10（5）：102-113.

　　[5]王军霞.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中的代际幽灵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1.

　　[6]王弋璇，胡新雅.《美国牧歌》中的暴力书写与美国性重构[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24（3）：101-108.

　　[7]张晓芹.罗尔斯公共理性研究——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文本[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

　　[8]郑军荣，李江涓.论《美国牧歌》中的新现实主义艺术手法[J].电影文学，2009（10）：83-8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