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逾神明》是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凯特·肖邦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了女主角宝拉克服各种困难，最终成为一名伟大音乐家的故事。宝拉曾被评为是最贴近肖邦本人的角色。本文运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理论，分析了小说中主要人物在职业选择、婚姻观念和音乐追求上所呈现出来的对立，旨在通过人物之间思想观念的冲突，探索宝拉的成功之路并揭示肖邦对于女性独立的深切期盼。

　　[关键词]凯特·肖邦；《智逾神明》；二元对立

　　1研究背景

　　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不同于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作家，她不会为了迎合大众的喜爱而批判女主人公反传统的行为。在她的写作生涯中，她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过错》和《觉醒》、100多部短篇小说，以及一些散文、诗歌、剧本、儿童文学和文学评论。其中，长篇小说《觉醒》被视为美国早期女性主义的重要文学作品和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智逾神明》（Wiser than a God）是肖邦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于1889年发表在《费城音乐期刊》上，后被收录在1969年出版的《凯特·肖邦全集》里。《智逾神明》探讨的主题包括人生、爱情、生死、职业选择、对婚姻的智慧思考和音乐的艺术性等，具有多元的文学价值（万雪梅，2011）。Arner（1975）指出，这部小说无论是从情节还是主题上，都预测了肖邦后期作品的主题，尤其是它重点关注了婚姻和单身生活之间的矛盾；Giorcelli（1988）指出，《智逾神明》的女主人公和《觉醒》的女主人公做出了一个相似的选择，她们都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而没有受到爱情和婚姻的束缚（应璇等，2018）。

　　《智逾神明》这部小说虽然只有2500余字，但内容充实，结构完整，人物形象饱满，主题多样且互相交织，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以及清晰的思维逻辑。然而，国内的研究者多聚焦于肖邦的代表作《觉醒》与《一个小时的故事》，对《智逾神明》这部作品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认为《智逾神明》作为肖邦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她后续作品的基调，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智逾神明》讲述了一个极具音乐天赋的女钢琴演奏家宝拉摆脱社会传统与身份束缚，抵御重重诱惑，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音乐家的故事。小说开篇写到宝拉在母亲忧虑的叮嘱中盛装打扮，准备去富人布雷纳德家的宴会上弹奏钢琴以补贴家用。母亲担忧宝拉会在金钱的诱惑中迷失自我放弃梦想，但宝拉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赚钱的缓兵之计。宝拉在宴会上结识了乔治·布雷纳德，他倾慕宝拉的才华并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这时，宝拉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这一打击让她几乎崩溃。回想起母亲的谆谆教诲和已逝父亲的期待，宝拉拒绝了乔治的求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追寻音乐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而乔治与他的妻子则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泯然众人矣。

　　2二元对立理论

　　二元对立这一概念源自哲学，一直是哲学家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后来，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能指与所指、静态与演化、语言与言语、句段和联想。这一系列的概念成为索绪尔创立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后来，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一种文本分析的方法，逐渐延伸到文学领域，形成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二元对立广泛存在于中外文学著作中，使得文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从作家与作品的外部视角来分析文本。研究者通过二元对立构建的内部视角同样可以对文本进行研究，并且这一全新的视角有助于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发掘作品的内涵和艺术精髓。

　　结构主义认为任何结构的构成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二元对立作为结构主义的根本所在，它认为人类所有认知都是通过一种对立的方式达到的，即通过两种对立冲突的关系来建构事理，强化“组队”观，指出先从各方面分析一个问题或现象，再通过二元对立模式重组，最终揭示事物的实质（索绪尔，1982）。当研究对象被分解为不同成分后，研究者就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而这些关系又总是体现为两事物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形成区别和对比，从而产生另一层次上的各自的意义，研究者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肖晏等，2007）。

　　二元对立作为一种常见的叙事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使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更加清晰、结构更加立体、叙事更加饱满。季红真（1984）在《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一文中不仅全面阐释了结构主义原则，还构建了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静态结构与动态结构三种以二元对立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模式。方汉泉（2004）在《二元对立原则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中列举了一些西方文评家和诗学家引用二元对立原则分析经典文本的案例，论证了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3择业观的二元对立：“贵贱”与“等价”、“放弃”与“争取”

　　小说开篇提到宝拉因接受了在富人宴会上演奏钢琴的差事而引起母亲的不满。母亲认为女儿不够矜持，非但不以取悦富人为耻，反而耗费精力盛装打扮，她认为女儿不应该浪费自己的才华，屈尊俯就甘愿做一个供富人驱使的“平庸的仆役”。而宝拉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这只不过是维持生计的缓兵之计，并不会浪费自己天赋，也不会摧毁自己的音乐信仰，甚至可能会为自己提供一个出人头地的机遇。

　　由此可见，宝拉与母亲对待职业的观念是对立冲突的，形成了“贵贱”与“等价”的二元对立组。在母亲看来，音乐是高尚的，宝拉应不失风骨，专心在音乐领域深造，并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是游走于权贵之间，浑身沾满铜臭气息。母亲培养宝拉不仅仅是因为爱惜宝拉的音乐天赋，更是希望女儿能够在音乐领域大放光彩，越过阶级成为“人上人”。而宝拉却认为职业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应当抓住一切展示自己音乐天赋的机会，全力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这也为宝拉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另外，乔治身为布雷纳德家族的长子，在名校完成了学业，学有所成，但他并没有以此为平台在外闯出一番天地，而是选择在看过外面的世界之后回归家族，接受家族的安排，结婚生子，度过平淡的一生。而宝拉则相反，她虽生长于这座城镇，但她渴望走出这里，去到能够实现她职业理想的莱比锡。由此可见，宝拉与乔治的职业观也具有对立性，形成了“放弃”与“争取”的二元对立组。乔治选择放弃职业，回归舒适区，而宝拉则是为了职业发展跳出舒适区，争取更大的舞台。

　　4爱情观的二元对立：“成全”与“占有”、“传统”与“自由”

　　同为宝拉追求者的马克斯·昆茨勒与乔治在爱情观上存在明显的对立性，乔治的“占有”和马克斯的“成全”形成了一组对立。“全世界大多数文化都形成了父权制。”（李银河，2018：8）在父权制下，女人的身体和精神是不被自己所拥有的，她们只能按照男性的标准行动，从而在思想和行为上“把钟爱孩子，尊敬丈夫，抹杀个人的存在并长出翅膀变成救苦救难的天使，当作一种神圣的权利”（弗里丹，1988：1）。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则被视作男性的附庸，受到男性的支配。

　　乔治希望宝拉能够像“修女放弃信仰”一样，放弃音乐理想嫁给自己，他对宝拉的爱慕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女性的放弃和牺牲为前提的占有欲。所以当宝拉违背男权制说出“音乐比生命、比财富、甚至比爱情还要重要”时，乔治回答道“别像个疯女人一样胡言乱语”（肖邦，2017：119）。而马克斯的爱坚定持久且包容，不曾因为宝拉的拒绝而有丝毫减弱和动摇，即使是以朋友的身份他也要陪在宝拉身边，他支持宝拉的职业规划并追随宝拉去到莱比锡，成全宝拉的音乐理想。

　　小说中还有一位连姓名都未提及的女士成了乔治的妻子。小说中这样介绍她：“一位身姿纤细，眸如点漆的漂亮姑娘，在情动之中献上欢快的伴舞。她是公认的希腊歌舞女神特尔西科瑞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乔治尤为欣赏的人。”（肖邦，2017：116）她与宝拉一样拥有极高的艺术天赋，同样受到乔治的欣赏与青睐，不同的是她选择了嫁给乔治，最终荒废了舞步。由此可见，宝拉与乔治妻子的婚姻观是一组十分鲜明的“自由”与“传统”的对立形象。宝拉打破了当时女性只能相夫教子的传统，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不受爱情与婚姻的束缚，最终实现了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而乔治的妻子则选择接受时代赋予女性的枷锁，在嫁为人妇后放弃一切不合身份的东西，从一位舞姿曼妙的姑娘变成一位失去名字的普通传统女人。

　　5音乐观的二元对立：“崇敬”与“亵玩”

　　肖邦在塑造角色时，赋予了他们不同的音乐天赋，如宝拉的钢琴天赋、乔治的班卓琴天赋以及布雷纳德家女儿的歌唱天赋，但最终只有宝拉一人坚定地走上了音乐之路。由此可见，角色之间对音乐的态度存在分歧。在宴会中，乔治拿出了他的班卓琴为众宾客助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布雷纳德小姐紧随其后献唱《浮士德——珠宝之歌》以飨宾客，同样令众人大开眼界。小说对他们在宴会上展露音乐天赋的场景进行了描写：“在场的听众从未领略过如此娴熟生动的班卓琴声，他就这么信手弹来，乐声四处飞扬，身前身后，楼上楼下，在半空飘荡时就像悬坠的钟摆发出激动人心的旋律……布雷纳德小姐的嗓音出众那是她尚在襁褓时就已确认无疑的事实。”（肖邦，2017：16）然而，乔治在结婚以后便放弃了班卓琴，布雷纳德小姐在音乐学院学习唱歌时，被强制召回家族，两人的音乐天赋从此被“束之高阁”。宴会上，众人随着华尔兹舞曲起舞狂欢，却对宝拉所演奏的曲目一无所知，只留下一声声“空洞的赞美”。

　　在演奏之前，布雷纳德夫人熄灭了方便宝拉读谱的煤气灯，要求宝拉默弹。在宝拉说自己对舞曲的乐谱不太熟悉时，布雷纳德小姐则对宝拉的专业性提出质疑。这一细节反映出，宝拉的地位明显低于布雷纳德家族的人，他们瞧不起音乐也同样瞧不起音乐演奏家。对于富有的布雷纳德家族以及同阶级的宾客而言，音乐不过是他们生活无聊时的消遣，聚众玩乐时的助兴工具。而宝拉出生于音乐世家，父母对宝拉的演奏要求十分严苛。父亲在世时就常常说，希望宝拉成为“人上人”，他认为音乐的成就可以打破当时社会女性从业的困境，甚至能够使女性获得阶级上的转变；母亲对所弹奏乐曲的质量也有严格要求，在宝拉弹奏摇篮曲时不断强调“要轻柔一点，再轻柔一点，慢慢地放缓节奏，像你父亲一样”（肖邦，2017：113）。

　　成长在这样一种音乐至上的家庭氛围中，宝拉对音乐的崇敬让她无法忍受宴会众宾客的敷衍，那些“空洞的赞美像一泼泼冷水浇在宝拉的满腔热情上”（肖邦，2017：116）。对于宝拉而言，音乐不仅仅是谋生工具，是兴趣使然，更是已逝父母对她的殷切期盼。母亲去世前向宝拉回忆起一家人曾经在莱比锡生活时与音乐相伴的场景，这更加坚定了宝拉回到莱比锡实现音乐梦想的信念。由此可见，宝拉及其家人对音乐的“崇敬”与富人对音乐的“亵玩”形成了一组鲜明的对立。

　　6结语

　　本文通过二元对立理论，分析了《智逾神明》中不同角色在职业与婚姻上的选择，探究了女主人公宝拉获得成功的原因。在这部小说中，肖邦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传统社会，勇于追求梦想的职业女性形象，还塑造了父母、布雷纳德家族等一系列与宝拉在立场与思想观念方面存在冲突的角色，强调了主要人物之间的对立。肖邦通过描写宝拉的成功，鼓励女性挣脱婚姻的束缚，向她们展示了在传统男权制社会中的另一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的思想觉醒。该小说既揭示了当时美国传统社会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女性被边缘化的两性权力关系，又表达了肖邦对于女性摆脱被牺牲、被妥协的命运，实现真正精神独立的深切期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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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万雪梅.美在爱和死——凯特·肖邦作品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7]肖晏，王伟.《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构主义解读[J].文教资料，2007（2）：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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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应璇，万雪梅.凯特·肖邦《智胜神明》的意象图式解读[J].文学教育（上），2018（1）：6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