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社会现实的角度解读了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虚构的莎士比亚妹妹从家庭出走的悲剧和《玩偶之家》的娜拉出走后可能面临的困境，分析了女性在父权制家庭和社会空间中所受的限制以及导致女性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原因。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建立需要放在社会现实环境当中来考虑，社会不应虚幻地讨论女性的出走问题，女性只有在公共空间中获得独立的经济权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真正觉醒女性意识和建立主体地位。

　　[关键词]女性出走；家庭和社会空间分野；女性意识和主体性

　　1研究背景

　　英国著名的女作家以及女性主义先锋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虚构了莎士比亚妹妹朱迪斯的出走故事。朱迪斯有和哥哥莎士比亚一样的戏剧天赋，喜欢冒险，富于想象，渴望去见世面，希望像哥哥一样从事戏剧创作。但她的梦想在家庭中受到了父亲的阻挠，限于女性身份，她的天赋没有受到系统化教育的雕琢与开发，她一直受困于琐碎的家务中。朱迪斯为了实现梦想选择离家出走，来到伦敦的戏院试图找一份工作，结果却饱受嘲讽、经受侮辱、遭受痛苦。因受困于悲惨的现实处境，朱迪斯最终选择了自杀，她年纪轻轻就死去，没有写下一部关于戏剧的作品。

　　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出走的故事宣扬了一种女性精神的反叛，但出走之后娜拉何去何从的问题，易卜生没有给出答案。《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广大女青年的效仿，她们纷纷选择走出桎梏她们的家庭。鲁迅对此现象则十分清醒和理性，在他的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中提道，“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1994）。鲁迅如此悲观的原因是长期的实践生活让他明白了光有精神觉醒和出走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到女性在社会现实环境中的生存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问题。

　　作品中两位女性出走的黯淡结局都折射出女性从逼仄的家庭空间进入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下所面临的困境。女性意识的觉醒只重视了女性精神上的解放而忽视了她们如何保障生存的现实问题。她们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女性的出走只有在整个社会结构跟着改变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成功，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追求自由必须以物质基础为前提，因此，她们出走失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就是必然的。

　　2女性的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

　　2.1男性和女性的空间分野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是动态的、有机的，具有流动性的，和其他空间会发生碰撞”（Merrifield，2006）。“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常常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充盈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矛盾与斗争……”（吴宁，2008）。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男性的优势是空间。从农业社会开始，男性外出打猎耕种，拓展了广阔的活动空间。男性在路上的原型在《荷马史诗》《鲁滨孙漂流记》等文学作品当中都得到充分体现。而女性自农业社会就拘囿在家庭生活中，女性负责采集和纺织，活动范围狭窄，视野受限，她们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无法体验丰富的社会生活，被限制在家中当个好妻子、好妈妈，做“房间里的天使”。因而大多数女性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没有任何存在感，无法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因此处于边缘地位。

　　女性社会空间扩展改善的契机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封闭，技术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化的兴起。乡村社会是一种传统的等级社会，对女性的压制更大，而城市生活更具有流动性，属于陌生人社会，社会等级制度对女性限制更少。城市化的丰富性、现代性及社会化大分工对女性从业者的需求开始增多，使得女性可以担任的工作不再受限于家庭教师，女性可以担任秘书、会计、小学老师以及纺织女工等社会职位，女性在城市获得的解放感和平等感比乡村要强。女性由此进入了传统中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公共空间，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权以及更多的社会体验，开阔了视野。

　　2.2女性从家庭空间进入社会空间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英国传统女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集中于小说创作而非诗歌，原因之一是当时大部分女作家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写作只能在家庭成员共用的起居室进行，难免受到各种干扰，且她们限制在家务当中，无法全身心投入写作当中。相比诗歌，在起居室写小说要容易一点，小说所需要的专注力没有那么高，题材可以随时修改。《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写作时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就在家庭共用的起居室里写。她的侄子在为她撰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她能完成这一切，着实令人惊叹，毕竟，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大部分作品想必都是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的，时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伍尔夫，2003）

　　奥斯汀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局限在三四户人家起居室的生活，极少涉及社会公共话题，因为她的视野受限在狭窄的家庭生活当中，受限于18世纪的女性身份、窘迫的经济地位以及对女性不友好的社会环境。她不能经常出门旅行，不能体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顶多只能进出中产阶级牧师的家门，因而她的写作内容也大都拘泥在家庭中。当时社会提供给女性的工作也十分有限，贫穷的知识女性能从事的少数工作之一就是家庭教师。而男性作家，无论贫富，可以自由地在全世界旅行，有独立的寓所栖息，有一个安静的不受打扰的创作空间，写出的作品自然更磅礴、更广阔。

　　女性进行创作本身也被认为是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会受到讥讽、阻挠，被批评为一种不贞的行为。写作对当时的女性来说只能是悄悄进行的事务，是不能说出口的羞耻。因此伍尔夫（2003）说：“女人如果要创作，必须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及一年500英镑的收入。”经济基础才能保障心智自由，自己的房间不仅是物理上的房间，更是一种心灵自由的象征，其代表女性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行动备受挫折。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讲述了“我”试图进入“牛桥”大学的草地和图书馆而遭到无情地拒绝。女性被禁止进入公共空间反映了两性在社会空间占有界限上的差异，空间的限制阻碍了女性的发展，让女性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娜拉和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斯选择从家庭空间走入社会空间，是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是选择从边缘走向中心。但如果按照当时的现实逻辑推测，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会比较悲惨。

　　《一间自己的房间》讲述了朱迪斯最终选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两个女性出走的故事进一步呈现出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对女性的排除性、隔绝性甚至危险性。在没有更多的学习和工作机会提供给女性的社会环境之下，她们的处境必然是令人遗憾的，就如鲁迅所预测的那样，要么堕落，要么回来。恩格斯（1992）曾说：“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因此只有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女性拥有在社会现实中生存的能力才能真正地从狭窄的家庭空间进入广阔的社会空间。

　　3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确立

　　3.1女性作为“他者”和“成为自己”

　　女性首先面临着“成为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问题。女性的自我意识就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只有当女性自觉地意识到“我是主体”时，她才能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人生义务，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从而肯定和实现自我的本质力量。这样的女性才不是一个他者，而是一个主体（李清，2008）。

　　离家出走可以说是女性争取自我解放的一个基本步骤。长期受困于两性社会权力结构的差异，女性长久以来被看作一个“他者”，而这个“他者”的身份也是父权制所赋予女性的。当女性想要离开狭窄受限的家庭，想去广阔的社会寻求自主性的时候，这往往意味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从父系社会开始，女性由于生理、经济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囿于逼仄的家庭。自从娜拉毅然走出家门后，对家庭的反叛成为女性觉醒的第一步。这种基于家庭叛逆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传统父权体制下女性自我解放道路的艰苦探索。

　　娜拉的出走拉开了妇女解放风暴的序幕，《玩偶之家》在传入中国后，在xxx和新文化运动浪潮中，让压抑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妇女看到了希望，于是纷纷效仿。但遗憾的是，易卜生没有告诉娜拉们，出走之后应该怎么获得独立，所谓的“我”又是个怎样的自己，是不是还依旧要站在男性的身后。鲁迅《伤逝》笔下的子君以及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白流苏，都在脱离家庭之后，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困境，最后还是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男性生存，并没有真正获得解放。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因此，女性主体意识的彻底觉醒依旧迟迟没有实现。xxx以来女性去除“他者”身份，试图建立主体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阻抑。

　　3.2“女性意识”的自觉和女性主体性的建立

　　乐黛云教授曾对“女性意识”这一概念作出概括，包含三个层面：社会层面，是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自然层面，是女性生理特点上的自我体验；文化层面，则是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女性所创造的“边缘文化”（徐艳蕊，2008）。而女性意识的觉醒，关键在于第一个层面上，女性能否自觉地意识到性别差异导致的社会权力结构对女性的压迫。“在父权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女性的觉醒必然受到压制，而女性主体本身也在这种围困中逐渐从反抗到屈服。”（邱美煊等，2010）

　　伍尔夫（2003）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女性在历史上成了“复合人”：“在男性的文学创作中，她拥有史诗般的文学地位，而在历史中，她默默无闻；她充斥于诗集的字里行间，却在历史中无迹可寻。文学作品中，多少富于灵感的动人词句、最隽永深刻的思想都由她说出，而现实生活中，她认不得几个字，更别提读写，只能算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于是，出现了一种杂糅出来的、异常奇特的造物。在想象中，她无比尊贵；在现实中，她根本无足轻重。”

　　包括伍尔夫和波伏娃在内的女性主义作家都敏锐地感知到女性在父权社会里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女性的才能受到压制甚至毁灭。她们呼吁女性不但自己要自觉地建立起性别意识，还要引导其他女性也要有性别意识，要让女性意识到男女是不平等的，并让她们深刻的知道不平等就是性别带来的不合理的限制，由此启发一种自觉，这才是女性主体性确立的真正开始。伍尔夫指出，女性只有勇敢地承认其性别带来的局限，才能去渴求真正的独立自由和成就。

　　4结语

　　鲁迅（2002）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写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得出结论：女性创作的前提是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任何一位有天赋的才女都注定逃脱不了文中莎士比亚妹妹的悲惨命运。波伏娃（1986）在《第二性》中写道：“虽然过去和现在，均有许多妇女孤军奋战，努力达成个人目标，但妇女的真正解放，必须是集体的，其第一项要求，便是妇女经济地位的改进。”显然他们都认为经济独立对女性获得自由与解放是第一位的。

　　因此，女性从家庭出走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女性受压制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唯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让她们摆脱依附地位。女性只有真正获得了经济独立，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家庭里，才能真正地获得解放和自由。因此，公众不能用一种虚幻的平等来看待女性问题，必须摒除抽象化地设立女性自由独立的目标，在现实中来谈论男女平等问题，而女性需要确保获得实质上的教育和经济权利的平等。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没有封闭地去谈论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女性的出走，她一直强调女性要在现实中获取自己的解放，女性的斗争要和整个社会的现实发展相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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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