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塞丝的形象展现了情感的复杂性，呈现出美国奴隶制度下非裔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危机。本文以塞丝的恼怒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20世纪初美国非裔女性所具备的情感特质，论证了她们在情感的驱动下联合抗争，建立起具有积极能动意义的非裔女性情感共同体的过程。揭示了她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互助关系的重要性。

　　[关键词]《宠儿》；非裔女性；恼怒；情感共同体

　　1研究背景

　　《宠儿》（Beloved）是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于1987年出版的一部重要小说。这本小说以美国奴隶制度的历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一位名叫塞丝的前奴隶女性的故事，揭示了奴隶制度下非裔女性生存的困境以及面临的情感危机。《宠儿》在文学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不仅获得了1988年普利策奖，而且以其复杂而深刻的主题、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和独特的文学风格而闻名，被广泛认为是莫里森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探讨了奴隶制度的残酷性、后果和遗留问题，同时也关注了个人在社会中的记忆、痛苦和复仇。研究者和评论家对其文学价值、叙事技巧和主题的深入探索使其成了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文学经典。当前，关于《宠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奴隶制度和种族问题、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家庭关系、历史记忆以及文学风格等多个维度。然而，专门针对非裔女性情感和心理分析的论述和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宠儿》中的塞丝是一个具有复杂情感的角色。本文以赛宁·盖的负面情感理论为理论基础，深入剖析主人公塞丝所体现的“恼怒”情感，旨在揭示美国非裔女性的整体情感特质。在《负情感》（Ugly Feelings）一书中，赛宁·盖专注于探讨那些边缘化的负面情感现象，并归纳出七种负面情感类型。尽管这些情感类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却蕴含着特定的历史事实和政治意义（汪小玲等，2022）。美国学者菲利普·费雪认为，对不公正的感知会引发合理的愤怒。在继承费雪的研究基础的同时，盖提出了恼怒理论，强调作为情感压抑的恼怒状蕴含着自救的力量，可以激发情感主体的积极性和适应性。在《宠儿》这部小说中，塞丝的恼怒是美国社会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她施加压迫的产物，推动了她与非裔女性建立情感联系。这种情感共同体的形成对于塞丝和其他非裔女性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通过团结互助与社会抗争，寻求自我解放和改变。塞丝在《宠儿》中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和创伤，她经历了奴隶制度的残酷和剥削，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在她心灵深处刻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痛。这种负情感的积累和压抑让她感到恼怒，对奴隶制度和社会对非裔女性的剥夺与压迫更加不满（王俊霞，2016）。通过盖的负情感理论，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宠儿》中塞丝的角色，她恼怒的情感体现了非裔女性的抗争和生存之道。然而，塞丝的恼怒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情感，还具有反抗和力量的一面。恼怒成为她寻求自我解放和寻找身份的动力，激发她表达自我、保护自己和他人意愿。塞丝的恼怒不再只是个人情感，而是与其他非裔女性情感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情感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在面对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暴力时，提供了互助和支持的能量，使她们能够团结一致地抵抗社会中的不公与压迫。这一情感主题与盖的负情感理论相呼应，为我们理解小说中塞丝角色的意义和小说本身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2塞丝的恼怒

　　《宠儿》中的塞丝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为了自由，她逃离肯塔基州的“甜蜜”家园，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奴隶制度的压迫，采取了极端的行动——杀死了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以避免其沦为奴隶。小说中，塞丝在后来的日子里艰难地生活着，一直被过去的痛苦困扰着（李娜，2017）。在极度边缘化的环境下，塞丝陷入了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公平的困境中，而她又无法充分表达内心的愤怒。在这种情境下，她展现出了典型的恼怒情感。根据盖的研究理论，恼怒是一种微妙而低强度的消极情感。首先，恼怒表现为情感的压抑，即面对令人愤怒的对象时，情感主体的怒意却微乎其微到可以被忽视；其次是情感的过度，即情感主体在本不应该发怒的事件面前表现出极度愤怒，大肆发泄，动用激烈的手段。在小说中，塞丝就是这种恼怒情感的典型代表，恼怒承载着被边缘化群体的社会处境，是对不公正和压迫的一种回应。塞丝的愤怒不仅仅映射了个体所面临的困境，更凸显了整个社会体制中的问题和不公正。这种愤怒推动着她与其他非裔女性建立情感纽带，共同揭示社会的弊病。

　　一方面，当塞丝面对被边缘化的极端处境时，她展现了极端麻木和零度反应的情感状态。塞丝不愿面对自己内心的情感，只想逃避和忘记那段痛苦的回忆。她将自己的记忆割裂，并抛弃了它们，以期将过去的痛苦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她这种麻木的反应表明了她对过去的创伤和不公的无力和愤懑。当保罗来到塞丝家，他们聊起奴隶制度和逃亡奴隶的经历时，塞丝听着对话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情绪反应。她面对过去的痛苦和创伤，似乎已经麻木了，无法表达出内心的愤怒和悲伤。小说中描述道，“她已经失去了对日期的追踪，也不确定是同一天还是第二天，但突然间她对保罗感到的所有喜悦消失了”。在《宠儿》中，塞丝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包括被强暴、被剥夺母性权力以及被迫杀害自己的孩子。然而，她面对这些令人痛苦的经历时，常常表现出一种极度麻木和零度反应的态度，仿佛这些悲剧事件与自己无关（杨彩霞，2017）。这种零度反应也可以被视为她在努力维持自己内心平衡和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伤害的一种方式。塞丝的极端麻木和零度反应反映了她所面临的压迫和不公对她情感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凸显了她在困境中的无助和无奈。

　　另一方面，塞丝的恼怒也展现出过度爆发的倾向。根据盖的研究，恼怒主体对外部环境会呈现出极度敏感的状态，并做出过度的情感反应（李晴等，2022）。这种反应特质指的是将原本不应成为恼怒对象的人或事物作为宣泄愤怒的目标，释放出巨大的情感冲动。例如，塞丝对母亲的愤怒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这种愤怒的情绪甚至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对抗力量。母亲成为塞丝“过度恼怒”的对象。当塞丝回忆起她被奴役的经历时，她的恼怒情感被描述为一种强烈的、不受控制的爆发，“她的脸抽搐，恼怒把她扭曲成一个长着尖牙的鬼魂”。这形象地描写了塞丝情绪过度爆发情形的形象化描写，她的愤怒之情变得如此强烈和扭曲，超出了正常的范围。除此之外，盖还特别强调，恼怒的主体会将过度的恼怒投射到与自己有相似身份处境的同胞身上。这种投射现象意味着恼怒的情感被转移和释放，寻找一个具体的对象来承载情感的压力和愤怒（杨大亮等，2011）。对于塞丝这样的非裔女性来说，她们可能会将自己的恼怒情绪转移到与她们面临相似压迫的同胞身上，将其视为情感的出口和对社会不公的回应。当塞丝面对保罗对她过去行为的指责时，“她一下子扔掉了那份柔和、宽容的情感，变得充满激情和暴力”。这些描述突出了塞丝情感的过度爆发，她在面对过去的创伤和被指责时失去了控制。这种过度的反应表明了她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愤怒，以及她作为一个非裔女性所面临的压迫和不公正。

　　3非裔女性负情感

　　塞丝的愤怒并非单一的个体现象，而是非裔女性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负情感体验。通过深入研究塞丝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背景，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她恼怒情感的本质，并对美国社会中围绕性别和种族问题的复杂现实有更深入的洞察。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非裔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并促使我们对社会公正和平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导致非裔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和权利被剥夺，限制了她们发声和表达情感的能力。种族主义使得非裔女性的观点和体验被忽视、贬低甚至抹消，加剧了她们负面情感的产生（Anoosheh et al.，2016）。这种社会结构对于非裔女性而言，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心理负担和情感困境，对她们的个人成长和社会地位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蓄奴制度下，黑人女性遭受了无尽的苦难，她们被视为可租用、可买卖、可抵押和可出借的物品。因为处于特殊的身份环境中，塞丝经历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摧残，这导致她做出了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的极端行为。塞丝从小就亲眼看见白人对黑人女性的奴役和压迫，她的母亲被迫过着奴役的生活，多次遭受奴隶主迫害，最终以悲惨的方式离世。这残酷的经历深深地烙印在塞丝的记忆中，成为她后来对社会不公的敏感和恼怒的根源。塞丝婆婆所生的八个孩子要么被买走，要么惨遭杀害，这为塞丝杀害自己女儿的选择埋下了伏笔。塞丝同样继承了母辈的悲惨命运，经常受到殴打和虐待，甚至被囚禁在房间里被父子二人共同侮辱（张龙海等，2021）。在这残酷的生存状态下，以塞丝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剥夺了“人”的身份，沦为被奴役的动物。在这种极度异化的社会环境中，塞丝将自身悲惨的身心经历内化，最终导致了她杀害自己女儿的行为（李玉颖等，2014）。因此，在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盛行的20世纪上半叶，美国非裔女性普遍表现出典型的恼怒情感，她们共同承受着负面情感的压力，使她们之间建立起相互理解和共鸣的纽带（Almazro，2018）。

　　4非裔女性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非裔女性通过恼怒情感的发掘和表达，从内心中唤醒了对不公正和压迫的愤怒，并将这种愤怒转化为积极的力量。她们以自己的经历和情感体验为基础，通过互相倾听和理解，建立起一种共情互助的关系。她们在这个情感共同体中分享着彼此的痛苦和困境，同时也互相鼓励和支持对抗社会的不平等和偏见。这种情感共同体为非裔女性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资源和平台，使她们能够凝聚起来，共同面对挑战，并寻求解放和平等的道路。

　　在《宠儿》中，塞丝弑婴的行为让其余的孩子充满恐惧，两个儿子相继逃离，只留下了女儿丹芙一人。实际上，弑婴只是塞丝与社群表面冲突的导火索，她的自我封闭才是冲突激化的根本原因。塞丝与黑人社群之间的相互排斥削弱了共同体的凝聚力，使得双方之间任何形式的沟通都被阻断（Gjorgjievska，2015）。塞丝与黑人社群重新建立沟通的契机源于宠儿的“复活”和丹芙的求助。丹芙在目睹了宠儿和塞丝之间相互伤害的共生关系后，决定外出寻求帮助。虽然族群成员与塞丝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面对丹芙的请求，他们决定伸出援手。最终，在黑人社群的帮助下，塞丝摆脱了痛苦。这个过程中，塞丝与社群之间的隔阂逐渐消解，彼此之间的沟通得以恢复。宠儿的复活成了社群成员重新联结的纽带，他们回顾自己的历史，面对创伤，共同承担了过去的伤痛和记忆。通过这样的叙述，莫里森向我们展示了塞丝和黑人社群之间复杂而动荡的关系，揭示了奴隶制下黑人女性所面临的身份危机和双重的身心折磨。然而，通过宠儿的重生和丹芙的求助，塞丝与社群之间的纽带得以重新建立，共同面对历史的创伤，并找到了力量和凝聚力。在这个过程中，塞丝和社群都经历了转变和成长，为共同体的复兴和重生铺平了道路。

　　5结语

　　在《宠儿》中，莫里森以塞丝的情感流动为主线，辅以多条副线并行的叙事，展现了20世纪初非裔女性的情感特质。这样的叙述勾勒出在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双重暴力之下的美国非裔女性所承受的负面情感特质。对那些经历了双重暴力的非裔女性而言，恼怒不仅仅是她们的情感标签，更是她们之间紧密联结的纽带。恼怒建立了情感共同体，并激发了各族裔团结合作，推动了社会进步的意愿和行动。这种情感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帮助非裔女性摆脱被孤立和被边缘化的状态，同时也促进了她们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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