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之一，《一个小时的故事》实质上对19世纪美国南方女性读者起到了一定的规训作用。小说中马拉德夫人对自由的呼唤，引发了女性读者对传统女性形象及家庭观念的质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小说通过马拉德夫人之死强化了读者对社会制约因素的认知，传递了趋向保守的价值观，承担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剖析《一个小时的故事》对读者身份的建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作品的社会及时代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接受美学；读者身份

　　1研究背景

　　凯特·肖邦（Kate Chopin）是19世纪末期杰出的美国小说家，被誉为美国“第一代女权作家”（金莉，1995：46）。作为肖邦的著名短篇小说之一，《一个小时的故事》在结构、语言、创作手法等方面都是一篇上佳之作（彭贵菊，2003：130）。《一个小时的故事》展现了主人公马拉德夫人在听闻丈夫死讯后一小时内的心理变化。患有心脏病的马拉德夫人从朋友处得知了丈夫火车失事的消息。最初的悲伤过后，她竟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解脱与轻松。但正当她为自由欢欣鼓舞、憧憬未来之时，马拉德夫人却意外发现，丈夫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最后，马拉德夫人猝然离世，医生将她的死因诊断为高兴过度。

　　长期以来，许多评论家从文本内部细节对《一个小时的故事》进行了阐述，认为该作品是一篇女权主义作品。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蓝瑟（Susan Sniader Lanser）认为这部作品展现出了“特别清晰的”女性主义意识。Lanser（1982：246）认为该作品表达了对女性觉醒的赞赏。肖邦研究专家Toth（1992：23）认为这部作品展现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文学活动不仅包括作家及其作品，读者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当代艺术家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曾提出，文学活动应由四个要素组成：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一极，读者影响着经典重构的价值走向。”（董希文，2007：235）由此可见，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应当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是当前肖邦研究中所缺乏的视角。

　　接受美学（Receptive Aesthetics）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将读者接受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代表着文学研究的外部视角。Jauss（1982：21）曾在《走向接受美学》（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中写道：“文学作品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从读者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探究作品的深层含义与时代价值。因此，为了深化对经典作品的解读，本文从接受美学视角来分析作品《一个小时的故事》如何在阅读前期、中期与后期三个阶段影响读者的身份构建。

　　2阅读前期：读者身份认同的延续

　　身份（identity）源于拉丁语“idem”，它具有两层含义：人格（personality）与认同（identification），身份问题即“我是谁”的问题。身份这一概念指代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陈永国，2016：22）。因此，若要研究特定读者群体的身份认同情况，则必须弄清“她们是谁”，即回答“她们共处于何种阶级”这一问题。对于群体的阅读接受，费什（Stanley Fish）曾提出“阐释共同体”的概念。Fish（1980：335）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是文本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来自阐释共同体（或社群）的解读。”短篇小说《一个小时的故事》于1894年发表在杂志《时尚》（Vogue）上。该杂志于1892年在纽约创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精英阶层社会公报”（David，2006：13）。由此可见，阅读《一个小时的故事》的美国南方女性读者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她们处于同一阐释共同体，其身份认同也有着一定的共性。

　　在社会观念及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家中的天使”成了中产阶级女性的代名词。她们被塑造成纯洁与博爱的象征，“阿斯托拉特的百合花般纯洁的少女……只要一提到她的名字，就连坚强的男人也会泪流满面或大声哭泣”（Cash，1941：86—87）。同时，经济因素也强化了她们的家庭观念。小说的女性读者们大多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衣食无忧，因此操持家庭事务成了她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她们的日记或书信中可以经常读到这类描述：“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地实现我们的丈夫、孩子和朋友们所珍视的理想”“我将尽我所能为所有人行善，尤其不能愧对家庭对我的信任”（Louise，1985：16）。

　　从主题及角色设定来看，《一个小时的故事》迎合了中产阶级女性读者的阅读期待及原有的身份认同。“作者在写作时会预估潜在读者的喜好……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小说生产的主要方式。”（朱振武等，2017：93）对于读者的阅读期待，Jauss（1982）提出了“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概念，强调“先前熟悉的经验”，是指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素养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水平与能力。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存在审美距离，距离越小，读者就越容易接受（金元浦，2001：12）。

　　从故事开头来看，主人公马拉德夫人是一位合格的“家中的天使”。在丈夫外出之际，她负责在家中料理琐事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在得知丈夫的“死讯”时，她也难掩悲痛，嚎啕大哭。某种程度上，这些情节是读者们已有经验的再现，有益于她们理解故事。但是，个体形成新身份的时候，必然要经历“历史文化的过滤”和“新与旧的矛盾转化”（陈永国，2016：22）。对“旧经验”的重现只能降低作品理解难度，无法动摇读者原有的身份认同。

　　3阅读中期：读者身份认同的冲击

　　在满足读前期待之后，读者会感知到一种意义的不确定性。接受美学家Iser（1987：283）称这种不确定性为“空白”（Gaps），指在描写某对象与环境时所具有的“意义的模糊性”。林一民（2019：11）将包含意义模糊性的文本结构称为“空框结构”，并认为“不确定点与空白越多的作品，越能蕴含多层次的意义与审美潜能”。

　　为了将读者引入意义不确定的“空框结构”，肖邦在文本中将“叙事时间”调慢，使得读者更易对马拉德夫人产生共情，增强读者的代入感。Genette（1983：87）将文本中的时间分为“叙事时间”（the time of narrative）与“故事时间”（the time of the story）。故事时间指“故事本身发生的时间及其所经历的时间顺序”，而叙事时间指的是“故事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时间形态”（苏宏斌等，2021：148）。小说的故事时间仅为一个小时，但从第五段开始，大段景色描写拉长了叙述时间，此时的时速放慢，甚至出现停滞现象：“空气中充满了春雨芬芳的气息。楼前的街道有个小贩在叫卖。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歌声，还有无数的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鸣叫。”（Chopin，1969：76）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对比，能够给予读者“对文本世界时间节奏的感悟”，帮助读者深入故事核心，达到与角色“通感”的效果（苏宏斌等，2021：151）。在与角色共情的同时，读者也会受到主人公马拉德夫人的影响，萌生对原有身份的质疑与反思。伊瑟尔认为文本结构中存在着“否定”（negativity）的概念，这一概念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等社会文化现象“提出质疑”（朱刚，1998：109）。

　　短暂宣泄悲伤后，马拉德夫人回到房间，凝视着窗外盎然的春意，内心产生了对自由的渴望之情。Wyatt-Brown（2007：277）认为，美国南方女性应当“抑制最强烈的感情”，马拉德夫人内心情感的释放象征着“家中天使”的叛逃，是对当时社会规范的颠覆与“否定”，也是对读者原有价值观的冲击。但是，文本中的“否定”不仅是对社会规范的质疑，“更要求读者寻找原因，给出回答”（朱刚，1998：112）。在文学接受活动中，阅读很大程度上是在填补文本中的不确定性与空白。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往往会面临着不同的可能性，并必须从中做出选择。自由到底是好是坏、拥有了自由之后又将改变什么，一系列问题在读者的头脑中展开。但问题的答案却在叙述者对马拉德夫人心理的描述之中越来越模糊。叙述者越是强调自由的美妙，问题的答案就越难以捉摸。

　　4阅读末期：读者身份认同的规训

　　然而，小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者的无限解读。在阅读时，读者在不同意义之间的选择会导致“对作品的不同理解、认识与判断”，但是文本结构也发挥着制约作用，使其“不脱离文本的意象”（林一民，2019：9—11）。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中物理和心理的双重回环结构限制了读者的无限解读，并引导读者接受文本暗含的价值观。从物理空间来看，作为分界线的房间门隔开了公众与私人空间，马拉德夫人经历着“公众—私人—公众”的回环。马拉德夫人进入自己的房间，“实质是一种对外部压力的本能的逃避”，因为在公众的视线中，“她的个性的、心灵的以及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一切都会感觉到不能承受之重”（彭贵菊，2003：133）。故事的最后，马拉德夫人离开了给予自己自由之感的私人空间，再次回到公共空间，这意味着规约无法摆脱。从心理空间来看，马拉德夫人也经历了“关闭—打开—再关闭”的过程。心理空间是“自我的心理空间”，体现出“自我的意向性与主体性”（张绣蕊等，2019：52）。而心理空间的关闭则意味着自我的消失。故事最后马拉德夫人之死则代表她的心理空间被完全关闭。“要弄清楚一种文学价值观念的本质，就必须检验它奉行怎样的价值标准与评价尺度。”（赖大仁，2013：58）私人空间的剥夺和心理空间的封闭都可视为当时保守道德规范对向往自由的马拉德夫人的“惩戒”，体现出了作品价值观的保守倾向。

　　同时，从作品出处与作者肖邦身上，我们也能观察到作品价值观的保守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媒介的杂志与社会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美国学者Sapir（1967：78）指出了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提出“社会实际上日复一日被一些因为个体参与其中而具有传播性质的特别行为所创造、改变并重新确认”。尽管女性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但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故事》的《时尚》杂志在早期便“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保守的立场”（David，2006：14）。故事中，向往自由的马拉德夫人被死亡噤声，而相似的沉默也体现在作者肖邦的身上。文学评论家Ziff（1966：305）曾这样评价肖邦：“（她）知道她生活的社会不会容忍她的质询……20世纪开始时，她还活着，但受到一个对未来充满恐惧的社会的沉重打击，她哑巴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能够体会到社会上个人命运的难以言说。所以无论是作者肖邦还是作品前的读者们，她们都身处既定轨道，和马拉德夫人一样，无法在自由与规则之间做出选择。由此，作品对19世纪美国南方中产阶级女性读者的规训便完成了。

　　5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小时的故事》通过叙述马拉德夫人的经历，引发19世纪女性读者对于个人、家庭与社会身份的反思，以及她们对理想女性形象与家庭观念的质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作品中物理与心理的回环结构与马拉德夫人之死使得作品所传递出的价值观趋向保守，实质上还对读者起到了一定的规训作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19世纪美国南方女性读者的传统价值观念，承担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从接受美学视角分析《一个小时的故事》的读者身份构建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社会及时代意义，丰富经典作品的研究视角，展现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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