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化浪潮下，教育领域的变革势在必行。职业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同向而行。弄清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为什么转、往哪转、怎么转”是确保转型成功的关键。外部环境刺激和内生需求联结形成的动力机制推动职业教育进行数字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职业教育应聚焦院校本身，将教育数字化政策方略转化为实践行动，对接企业技术标准，有针对性地培养符合岗位需求的数字化人才，从而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然而，不同职业院校，其数字化转型的阶段和程度存在差异，适用的对策路径也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文章基于数字技术，融入教育实践过程的起步、应用、融合、转型这四个阶段，差异化地提出转型对策，以期为处于不同境况的职业院校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动力机制；转型方向

　　目前，以“云物大智”为核心引擎的先进技术席卷全球，这标志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也对各行各业转型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交融正在引发整个教育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变革。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同年发布的《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针对“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出了具体举措[1]。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2023年，以“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题的世界教育大会首次在北京召开。2024年，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毋庸置疑，数字化的到来给教育领域的固有平衡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相关报告、政策文件以及组织机构的设立积极回应了大众对教育数字化转型问题的关切，为建立教育领域新秩序提出了明确指向。为推动教育变革创新、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职业教育是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和决定着整个教育系统的数字化变革进程及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转型方向以及差异化转型对策机制的探讨符合实践所需。

　　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系统的复杂过程，在转型过程中，从理念意愿构建到行为举措落地都受到多维度因素的综合驱动，不同动因发挥着不同作用，因此不能仅从单一角度分析某一因素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净效应”。外部环境刺激和内生发展需求的联合作用推动职业教育向数字化转型。笔者认为，外部环境的刺激可以从时代背景推动和顶层设计支撑两个维度来分析，而内生动力则包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自身改革需要两方面的时代诉求。

　　（一）时代背景推动

　　1.技术赋能

　　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从古至今，科学技术都是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核心动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是工业时代迈向数字化时代的重要引擎，对各行各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冲击，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势在必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技术角度而言，数字科技是职业教育实现数字化变革的基本工具，极大地突破了教育场景从虚拟到现实的技术限制，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可能。一方面，从“三教改革”视角分析，无论是教师的信息化水平提升、教材的数字化突破，还是教法的智能化更新，无一不需要数字化技术赋能。另一方面，从“教学管”构成的教育教学全场景来看，在数字信息化驱动下，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工具”、管理的“管理手段和系统搭建”均需要与时俱进，而数字化背景下催生的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为突破原有模式提供了基础条件和技术支持。因此，数字化时代下技术革新的倒逼效应为职业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动能和关键力量。

　　2.国际观察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3]。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让全球都正在经历自19世纪以来最大的教育变革。在此背景下，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各个国家都要面临的重大课题，已然成为世界各国一致的战略选择。在教育数字化方面起步较早的美国分别于1996年、2000年、2004年、2010年、2016年、2017年颁布了不同版本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NETP）[4]，并通过《互联网未来宣言》（2022年）承诺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合作，为学习者提供设备和资源。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教育科技，英国教育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释放技术在教育中的潜力：面向教育提供者和技术行业的战略》，提出一系列行动计划。法国教育部发布《2023—2027年教育数字化战略》，立足现有挑战，描绘了法国教育数字化的未来蓝图。除战略布局的整体规划外，个别国家旨在以实践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如新加坡政府启动国家数字素质培养计划，拟从2020年6月开始，分阶段投入资金用以改善硬件、软件设施和课程设置，提高学生的数字化能力。意大利政府于2020年5月宣布投入4亿欧元，用来为“数字学校”提供硬件保障，其还启动了“学校4.0”计划，补充学校、教室、学生所需的最新数字化设备。由此可见，新一轮科技变革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二）顶层设计支撑

　　1.政策指引

　　为支撑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整体规划与部署。早在2018年4月，我国教育部就发布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标志着教育信息化从1.0跨越到2.0时代，旨在推进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2019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教研模式改革；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5]；2022年4月，新版职业教育法公布，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用；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同月，首届以“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题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京举行；2024年1月，第二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式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旨在搭建高质量交流平台，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共享，推广数字教育经验。在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下，政策文件的颁布、组织机构的设立充分说明国家对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的高度重视，这为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政策保障。

　　2.平台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6]。为抓住教育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机遇，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擘画理论蓝图的同时，配套的实践举措也为其保驾护航。2022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正式上线标志着教育数字化战略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转折。自上线以来，平台的应用范围显著扩大，访问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3年底，平台累计注册用户突破1亿，浏览量超过367亿次，访客量达25亿人次，数字技术的叠加、倍增、溢出效应充分显现。平台的建设水平也不断提升，汇聚中小学资源8.8万条，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超1万门，高等教育优质慕课2.7万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顺利落地不仅在国际层面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后续线上平台搭建提供了成功的应用经验，如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中国大学MOOC、智慧职教等线上平台的建设和应用均体现了虚拟技术与教育领域结合的实践智慧，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硬支撑”。

　　（三）自身发展需要

　　生态系统的进化不仅受地质、气候等外部环境的作用，而且受生物群落内部力量的影响，即新物种的形成和出现所引起的内部变化，这一进化过程被称为“自源过程”[7]。根据乔治·波尔（George Pór）提出的知识生态学理论[8]，生态系统演进规律同样适用于教育知识系统。如果说时代背景、顶层设计是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外在因素，那么职业教育知识系统内生发展需求则是推动其向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9]。这种需求可以细化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自身改革需要两个方面。

　　1.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2.8％，较上年提升1.3个百分点。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据《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统计，我国当前数字人才总体缺口在3000万左右，且缺口仍在持续扩大，特别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半导体、大数据等相关领域人才需求量激增。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和渗透催生了一系列新业态，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类型，进而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也提出新要求。职业教育作为跨界融合的教育类型，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适应社会需求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10]。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数字化人才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从供给端看，职业院校必须将数字化转型外化为行动自觉，在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招生规模等方面向数字化人才倾斜，从而提高高校对数字化人才的培养能力。

　　2.自身改革需要

　　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价值。当社会处于科学技术变革时期，其对子系统需要提供的价值要求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教育系统势必要通过自我变革来满足社会的需求。结合现实情况，职业院校原有的部分专业已无法满足由于数字化冲击而带来的经济产业发展需求，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方面失去价值。同时，教学设施、手段的滞后也极大地影响了教育教学效率。数字技术发展引发的多重问题驱动教育领域加速变革。202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年）》，提出到2026年，推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2.0”，建设一批虚拟现实课堂、教研室、实验室与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推动教学模式向自主体验升级，打造支持自主探究、协作学习的沉浸式新课堂。2024年12月，教育部更新发布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增设航天装备精密制造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文物数字技术等40个新专业，增设数量是自2021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发布以来最多的一年。新增专业旨在满足先进制造业、数字产业对技能人才的新需求。

　　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向

　　价值取向决定行动方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要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价值理念确定行动方向，因此方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数字化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从宏观层面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从微观角度说，为社会、企业输送符合岗位需求的人才是育人的方向。因此，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基本单元和主阵地的职业院校，要以政策方略为出发点，以企业用人需求为落脚点，自下而上地确定转型方向。

　　（一）落实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方略

　　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教育领域带来的重大挑战，同时把握机遇谋求发展，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如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明确指出要“支持运用信息技术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方式，开发职业教育网络课程等学习资源，创新教学方式和学校管理方式，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用”[11]。2023年2月，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2024年1月2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就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作出重要工作部署。以上教学空间信息化建设、教师信息化素养、教材数字化更新方面的政策部署均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准确、具体的行动指南，领会吸收政策方略精神，将理论指导落地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行动中是相关从业者的首要任务。

　　（二）推动院校教育教学数字化改革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终极实践主体还是院校本身，因此数字化改革的方向之一是将数字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全流程，全流程包括招生入学、教学管理、实习实训、就业指导等[12]，具体内容如下。

　　招生入学：引进智能化招生管理平台，依托数据资源对招生趋势、生源进行可视化处理和分析，提高学校招生效率及优化生源质量。

　　教学管理：在管理层面，通过学校综合管理系统高效精准地对教务、学生、财务、行政等业务进行分析和决策，实现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教学层面，更新媒体设备，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教学平台，如学习通、雨课堂等高效管理和评价课堂。

　　实习实训：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一环，目前存在“高投入、难在线”等问题，在智能化软件平台支撑下，通过构建基于真实岗位情境的虚拟仿真实验室、实训室，可以有效解决现实难题。

　　就业指导：为提高毕业生就业监管和服务效率，公共就业服务网等就业平台日趋智能化，职业院校要加强平台功能开发，培训应用，提高普及率及有效使用率。

　　（三）紧跟企业技术标准用人需求

　　企业作为人力资源使用端，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紧跟数字化改革发展趋势，为院校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硬件保障”。职业院校可以通过积极申报教育部推行的“产学研”项目，加大与教育企业沟通合作的力度，提供符合专业实训需求的沙盘平台和系统软件，推动教学场景的智能化应用。二是能对接市场需求变化，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明确方向和标准。因此，在实习环节，要强化校企合作，了解对数字化人才的具体需求，根据岗位招聘要求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以适应数字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对策机制

　　通过梳理现有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对策、路径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存在视角较为宏观、分析较为笼统的问题。结合现实情况，不同区域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组织文化和实践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学校思维超前，起步较早，进展相对较快，而部分学校处于被动状态，面临“不会转、往哪转”的问题，其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因此对策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为更科学、系统地认知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所处状况，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和措施，此处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数字技术融入教育实践过程提出的“四阶段”，即起步阶段、应用阶段、融合阶段、转型阶段，提出具体转型对策。

　　（一）起步阶段对策机制

　　在起步阶段，搭建硬件设施是基础，培养数字理念是重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在于将数字技术融入教学实践，硬件设施的搭建和覆盖是支撑数字技术运行的载体，如果基础设施被“束之高阁”，那么转型之路也将举步维艰。因此，对处于起步阶段的院校，一是要夯实“硬基础”的建设，如布局无损通信网络，建设安全、可靠、高效的数据中心机房和泛在的智能网络连接设备，保障校内资源与应用的高速访问[12]。二是要在师生群体中树立数字化理念，强化信息化素养水平，培养师生使用配套设施的意识和习惯，避免新型基础设施沦为摆设，出现“支撑失灵”的现象。

　　（二）应用阶段对策机制

　　数字化转型的应用阶段关键在于资源开发和应用。应用阶段的目标是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的使用，而数字化资源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融入教学过程的媒介和桥梁，因此处于应用阶段的院校要注重线上数字资源的挖掘和共享。《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21版）显示，对于5G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及相关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工业互联网等内容，分别有36.6%、48.1%、49.2%、47.7%的教师表示不熟悉[13]。教师主体对信息技术的生疏会直接阻断数字化转型的下一步发展，因此院校层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培训、组织课程类项目申报等手段，让教师掌握获取线上资源的渠道，学会开发和使用教学平台，激发教师学习使用新技术的热情，使教师能够将数字化资源和技术应用到教学中。

　　（三）融合阶段对策机制

　　融合阶段要注重教学能力的提升和教学方法的创新。此阶段要通过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创新教学方法，将高效便捷的信息化技术、手段运用到一线课堂，让学生感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教学变化，自上而下地将数字变革渗透到教学的全场景、全流程。教师要熟练使用和操作各类教学设备，如智慧白板、学习一体机、VR互动设施等，并能借助数字化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制作数字化教案和课件，实现个人资源共享。在教学方法上，一是要丰富教学载体的形式，让数字化教材、视频、案例等走进课堂，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主动使用线上教学资源的积极性；二是要创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熟练掌握数字化设备的使用方法，教师通过后台数据综合分析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并及时给予反馈，实现个性化学习。

　　（四）转型阶段对策机制

　　转型阶段重在对教育新生态的巩固和塑造。经过起步、应用、融合三个阶段的积累，数字化转型已初见成效，处于转型阶段的院校要从系统管理、教师教授、学生学习三个维度构建系统的数字化模式，实现自身教育生态的重塑。一方面，要持续巩固和强化前期积累的数字化技术、开发的数字资源，将数字化成效辐射到更大范围，扩大自身影响力，发挥示范效应，推动同区域其他院校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总结和梳理院校数字化转型全流程的模式和方法，规范各业务领域数字化的标准，形成一个由数据要素驱动的闭环生态系统，对后续的新生技术，要有自然接纳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当前，数字化风潮席卷而来，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职业教育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也不一定是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变革。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需按照“成熟先上、分步实施、持续完善”的思路，在顶层设计的统领下稳步推进。作为实施主体的职业院校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抓住改革机遇期，从基础设施搭建、资源开发应用、教学能力培养、教学手段更新等方面积极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加快实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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