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以数字变革助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首先分析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然后论述了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必然性，最后阐述了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机制，包括结构赋能机制：加强主体协力合作；资源赋能机制：增进资源高效利用；心理赋能机制：提升思想传递效能；价值共创机制：重视共创共享价值。

　　关键词：思政教育；数字赋能；高校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数字技术持续迭代发展的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及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并逐渐向教育领域拓展，向思政教育等教育细分领域延伸。思政教育作为一种能够影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在应对新形势、新挑战上，愈发凸显了其立德树人的关键地位。近年来，关于思政工作、思政课程的中央文件相继出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时代要求与时代机遇，对此，深化对其规律性的认识，以数字变革助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顺应时代发展、回应党中央号召的现实需要。

　　一、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思想政治教育是对育人、化人过程的概括，思想政治教育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1]。大数据时代，思政教育工作面临着多种现实困境。

　　（一）多元主体协力合作不够

　　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要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通过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来完善“大思政课”建设[2]。无论是“大课堂”“大平台”还是“大师资”，都意味着思政育人主体多元化已成为未来发展趋势。根据育人场所不同，高校思政教育可以分为课堂教育和课外教育。思政课堂是思政育人的主渠道，其育人主体是思政教师，专业课堂是课堂育人的重要补充，因此专业课教师也是不可或缺的思政育人主体。课外教育的主体则更为多元，包含辅导员、班主任、行政人员等所有与学生事务相关的校内教育工作者，以及非校内的学生家长、平台搭建者、教育资源提供者等，他们都是潜在的育人主体。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育人主体并未有效发挥合力，主要表现在各主体在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交流反馈不全面；各主体只专注于自身板块的教育，未能取长补短，且并未分享思政教学方式方法；等等，因此无法构建完整流畅的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架构，进而影响了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效果。

　　（二）巨量资源有效利用不足

　　思政教育工作涉及范围包含了关于思政育人的所有主体、资源和行动，涵盖内容非常广泛。从学科视域来看，思政教育学是依托于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共同建立起来的学科，是一门多范式的软性学科[3]，能够从众多学科中汲取知识，借鉴有效方法。从思政素材来看，大量信息以视频、图片、文字等形式呈现，而其作为思政育人的潜在素材仍有待深度挖掘、规范整理和合理使用。从育人过程来看，思政教育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还体现在大量与学生交互的实践和行动中，学生的行为产生大量数据，能为优化思政育人行动提供依据。由此可知，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实际上拥有巨量的资源，但其有效利用率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并未挖掘其他相关学科中可用的思政育人素材；其二，并未从信息收集的角度整理不同形式的思政素材并引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其三，并未利用行为数据资源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提供支持。

　　（三）行为识别与思想传递困难

　　侯勇[4]将“思想”形容为思政教育的“学科之眼”，“思想”是思政教育工作独特的研究视角。思政教育的意义在于让正确的思想观念入脑入心，帮助学习者将正确的思想观念导向良好的行动实践[5]，同时一旦学习者出现不当行动，能够及时反馈给教育者，以此加强针对性教育，从而完成“思想（教育者输出）—思想（学习者接收）—行动（学习者执行）—反馈（教育者接收）—思想（教育者调整后再次输出）”循环的全过程。思政教育最初呈现为改造思想，最终目标是引导实践。如图1所示，在整个思政教育工作环节中，将面临四层挑战：教育者能够向学习者有效传递正确的思想观念，这是第一层挑战；帮助学习者把思想转化为正确的行动，这是第二层挑战；有效识别学习者行动，并将此作为可洞察的数据，反馈给教育者，这是第三层挑战；针对问题开展下一步教育，这是第四层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受到多元信息的冲击，思想更为活跃，使得教师对学生的行为识别产生困难，进而不利于思想传递，因此如何高效、流畅地推进思政教育工作，是高校应该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必然性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呈现出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特性，并产生了相应的数字化变革需求，厘清其数字化特征与需求，是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而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是破解当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存在问题的必然之举。

　　（一）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数字化特征的把握

　　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时代对待数据有三个方面的理念转变，即全体数据而非抽样数据，追求效率而非精确，寻求相关而非因果[6]。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要加强对数字化特征的把握力度，具体如下。一是全体数据。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和利用变得更加容易，数据采集和引用范围逐步从抽样数据变为全部数据。从数据来源来看，每一个大学生都是思政教育对象，而通过数字技术可以无差异采集思政教育对象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就是能够体现大学生群体样态的全体数据。从数据使用来看，思政教育工作中获取的全体数据，不再像过去的抽样数据一样容易辨识使用，而要依赖对全体数据中有效信息的获取来辅助决策行动。二是混杂数据。舍恩伯格认为，对精确性的执迷是信息匮乏时代和模拟时代的产物。随着数据获取方式和内容变得愈发多样化，非标准的半结构化数据或非结构化数据占据全体数据的绝大部分。尤其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要实现对思想的解读，就必然要加强对行为的解读，而大学生行动轨迹信息及产生的相关图片、视频、网络日志等数据，多为混杂的非结构化数据，因此要加强对混杂数据的整理和使用。三是相关数据。数据中的因果关系通常指以样本数据论证经验假设。而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不同，指不通过因果关系来判断事务发生的关联性。大数据时代，大量数据不再只是基于因果关系而主动采集的，更多的是自动生成的，其中隐藏着很多的相关关系。挖掘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大量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为决策提供独特的思路。

　　（二）对现实困境与数字化特征关系的厘清

　　思政教育工作步入新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冲击，同时也给破解高校思政教育现实困境带来了机会，对此，推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数字化变革并非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一是主体协作不够与数字化特征的关系。随着思政教育工作的要求提高、涉面增大，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思政教育工作成为常态。全部数据是大数据时代最基本的数字化特征，所有参与者生成全部数据，同时各育人主体从全部数据中各取所需，完成独立的思政育人过程。全部数据的产生和共享给多元主体协作带来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基于此，增进主体间的协作还要加强对全部数据的获取、调用和解读，这是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资源利用不足与数字化特征的关系。数字技术为思政教育资源生成提供了极大便利，且能够通过网络为思政教育提供素材，同时大学生行动产生的全部数据也成为思政教育工作的基本依据，这些不同形式的教育资源大多以混杂数据的形式出现，不容易提炼、整理和收集，给思政教育工作主体进行甄别和使用带来困难，对此，应进一步加强混杂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三是思想传递困难与数字化特征的关系。一直以来，行为识别与思想传递都是思政教育工作的难点，尤其是从思想到行动改变的全过程是复杂且漫长的。概言之，如今，数字技术为行为识别和思想传递提供了更多方式，能够将行为高效地转化为数据，这些未经甄别和整理的数据构成了全部数据，其中多为混杂数据，同时也包含了诸多相关数据，基于此，增强对混杂数据的处理和相关数据的挖掘，可以为下一步思想传递提供助力。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数字化特征推进数字化变革，数字赋能前置条件在于全体数据，数字技术有助于获取所有学生的全体数据，且其中必然包含大量混杂数据和相关数据。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要着重为获取全体数据、重整混杂数据、挖掘相关数据三个方面的工作提供方法和工具，这是破解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现实困境的必然要求。正如相关学者所言，大数据中蕴藏着巨量信息，使其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7]。

　　三、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机制

　　“赋能”一词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是指个人或者组织得到某种支持而得以更好地实现目标，是一种权能增强过程。现有研究一般把赋能过程划分为结构赋能、资源赋能和心理赋能三个关键维度[8]。数字赋能明确了数字技术这一赋能方式，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是数字赋能的基础，能够让人们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化工具与手段对特定主体进行综合赋能，帮助行动主体以更好的方式达成既定目标。有学者指出，数字赋能包含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三种基本能力[9]。连接能力是指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连接数字化产品与数字化用户的能力；智能能力是指依托数字化技术来处理具体问题而产生智能解决方案的能力；分析能力是指借助计算机、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分析和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数字赋能是不同能力作用的综合集成，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也是高校思政工作提质升级的必然过程。

　　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过程是指增强思政育人主体在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内化实力，或者提高他们在工具、资源、信息等方面的外化助力，在帮助育人主体各司其职的同时，形成育人合力，通过构建完整流畅的思政教育架构，从而提升育人实效，达成目标与愿景。思政教育工作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学，它贯穿高校教育工作的始末，高校内部的思政育人主体及对此产生作用的外部力量可视为一个完整的网络架构，平台、高校、个体等就是网络节点，节点之间互相链接，共同构成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网络。本文从思政教育工作网络架构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结构赋能（赋能于链接）、资源赋能（赋能于节点）、心理赋能（赋能于个体），以及价值共创（赋能于内容）等数字赋能机制的理论机理，并对路径进行探析，具体如图2所示。

　　（一）结构赋能机制：加强主体协力合作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和思政教育工作要求的提高，以平台、高校和个体等节点组成的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架构网络变得纷繁复杂。高校与外部组织，以及高校内部不同育人主体等不同节点间存在着信息传递壁垒和价值目标差异，因此，结构赋能机制的重点在于通过数字化手段削弱壁垒，增强节点间的链接能力，激发、协调、整合不同组织及主体间的力量，提高协作效率，实现从单一主体育人到多元主体共育的转变，以期达成协同育人目标。

　　结构赋能主要体现在强化主体间的链接上。一是通过教学软件的结构赋能，强化思政教学主体间的协作，以智能移动学习应用APP—超星学习通为例，该APP可设置课程管理者和教师成员，加强思政教师之间的合作共享，同时教师通过预习内容的发布，以及问答、点名、作业等功能的使用，可及时掌握学生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情况。思政课程是涉及全校教学的课程，因此全面提升思政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其软件使用能力和数据解读能力，推进教学主体间的协作，是提升思政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路径。二是通过高校内部的结构赋能，强化育人主体间的协作，如数字化协同办公软件—钉钉，能够提供定点签到、考勤、查寝、在线请销假、出入校门统计等管理功能，并且还能根据高校需求增加相应功能，便于将数据集中至统一平台，协助思政育人主体间同步相关信息，形成独立的分析决策机制。三是通过外部平台的结构赋能，强化各主体间的链接，如中国大学MOOC既为国内各大学提供了课程展示平台，也为大学生提供了自主选课和学习平台，该平台可增强节点链接，助力其他高校和平台共同成为育人主体[10]。对此，应进一步思考结构赋能机制，强化思政育人主体间的协作，为实现协同育人提供更多可能。

　　（二）资源赋能机制：增进资源高效利用

　　高校育人主体对思政教育资源的生成、获取、使用及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思政育人的实践与成效，推进思政教育数字资源的高效利用已成为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在思政育人网络架构中，资源赋能指的是通过技术、信息、工具等不同类型的资源，提升特定组织或个人开展或接受思政教育的能力。与结构赋能的整体视角不同，资源赋能的重点在于提升组织或个体等节点视角生成、获取和管理资源的能力。

　　从思政教育资源生成的角度来看，教育者通过数字技术自发创建教学资源的能力得到加强，思政教学类的视频和课程也变得愈发普及。同时，高校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采集并整合校内感应设备、应用平台及互联网使用等终端数据，加强对群体及个体行为数据的识别和收集，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思政育人奠定了基础。如获取和分析学生学业数据，实现挂科预警；获取学生消费数据，实现贫困生精准帮扶；获取学生就业能力和意向数据，实现毕业生精准就业，甚至可以集合各类数据形成个人数字画像[11]，提升高校开展思政教育工作的综合效能。从思政教育资源获取的角度来看，随着AI智能问答系统、知识图谱、智能学习助手、中国大学MOOC、超星学习通等学习工具的大范围普及，学习者得以利用工具摆脱时间地点环境的限制，开展无缝对接的学习活动[12]，资源赋能可大幅提升学习者获取学习资源的能力。从思政教育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教师可通过课堂教学管理应用、教学设计工具等进行资源赋能。如智能精准教研工具能通过人工智能分析教师教研工作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以及短板弱项，从而实现对教研活动的精准管理，最终服务于教学内容优化和教学质量提升[13]。对此，应进一步强化资源赋能质量，为不同节点提供高质量资源，提升各节点思政教育成效，进而推动整体思政育人效果的提升。

　　（三）心理赋能机制：提升思想传递效能

　　与结构赋能和资源赋能不同，心理赋能强调内在动机的增强和自我效能的提升，着重强化教育者和学习者两类个体节点的心理、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心理赋能通过实现外在资源和手段向个人内在要素的转化，从而帮助和引导个体成为思政教育过程中的关键性和主导性角色，最终激发个体达成目标的内生动力，这是对思政教育工作自身属性的强化。

　　心理赋能是各机制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着重破解思想传递困难的现实困境，具体从四层挑战来思考心理赋能的实现路径，如图3所示。针对第一层挑战，通过数字化技术增强教育者开展思想教育的能力和意愿，如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发了“共筑中国梦”VR主题课件，这种全息可视化的课堂形式极大地提升了教育者的教学信心和学习者的学习兴趣。针对第二层挑战，注重学习者思想向行动的转换。心理赋能的重点在于通过数字技术积极为学习者创造良好的思政环境，如在各平台利用大数据有针对性地向学习者推送高质量思政教育资源，将此作为潜移默化的思想导引。针对第三层挑战，通过物联网技术加强行为识别的能力，把学习者行为转化成可识别数据，并加强对行为数据的分析与使用，注意将这些数据及时反馈给教育者，以便为心理赋能提供依据。针对第四层挑战，教育者根据反馈信息，及时精准地开展下一步思政教育行动，从而进一步提升心理赋能效能。

　　（四）价值共创机制：重视共创共享价值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价值共创理论逐渐成为解释公共教育服务中内容生产、过程创设、价值产出的重要视角，在该视角下，学习者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价值消耗者，而是能够与教育者（价值生产者）协同互动，进而共同创造产品或服务价值。在思政教育的网络架构中，价值共创普遍存在于所有节点和节点间的链接，消弭了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价值生产界限，将教育样态推向了共创共享的发展方向[14]。

　　从数据层面的价值共创来看，数据促进教育者和学习者交替成为价值生产者和价值消费者，如课程教学工具，可以将学习者的学习情况转化为数据信息，并反馈给教育者，从而帮助教育者提炼出课程教学中的重难点。再如，在一些自主学习平台，知识创造者生产和传播教学内容，而学习者的学习过程、知识理解情况、内容偏好等可形成数据，并最终作用于教学内容的质量提升和精准推送。从知识层面的价值共创来看，知识也是价值共创的重要内容，学习者可以通过上传学习资源，或者以评论、探讨等形式，参与不同类型的知识共创，这样可以极大地拓展思政教育的惠及面。概言之，价值共创理念与数字化时代相适应，与思政教育工作特性相匹配，因此应进一步认识价值共创的重要作用，将其融入思政教育资源的创建和提升路径。

　　四、结语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总结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力合作不够、巨量资源有效利用不足、行为识别与思想传递困难等现实困境，由此揭示了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其次，深入解析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在全部数据、混杂数据和相关数据方面的三个基本特征，厘清其与数字时代现实困境的关系及融合基础。最后，构建包含个体、高校、平台等节点的网络架构，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结构、资源、心理及价值共创的赋能维度，解析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践探索。

　　纵观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现状，在大势所趋下，高校不同程度地开启了数字化改革进程，同样，也能看到在数字化改革进程中技术所限的不能为、伦理规诫的不可为、执行不力的不作为等问题，故高校思政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工作在势在必行中理应慎重前行。从未来发展来看，从中央到省市，各层面推进和支持教育数字化改革的政策文件陆续出台，高校思政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是顺应数字中国建设战略，对接教育数字化发展，驱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提质增效的应有之义。从时代背景来看，综合高校思政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实践现状，其重要性、有效性已达成基本共识，同时数字基建的全面部署、个人设备的普遍配置及软件应用的不断完备，为高校数字化转型创造了可行条件。从实践效能来看，其一，不少高校在数字化改革中意识到，大量的前期投入未必能够获得与之匹配的综合效益，对改革方向和定位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二，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数字化改革成效能否实现，这对人才培养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三，在个人数据获取、共享与使用上，存在技术难点和道德风险，这对数据的高效利用和规范使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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