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的中医药治疗脓毒症研究进展论文
2026-02-26 16:29:53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本文聚焦“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在脓毒症中医药治疗中的应用,梳理中医传统理论对该理论的脏腑经络关联、生理病理相互影响机制的认识,结合现代医学胚胎发育同源性、神经-体液-免疫调节网络的研究证据。
[摘要]本文聚焦“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在脓毒症中医药治疗中的应用,梳理中医传统理论对该理论的脏腑经络关联、生理病理相互影响机制的认识,结合现代医学胚胎发育同源性、神经-体液-免疫调节网络的研究证据,阐明脓毒症中肺损伤与胃肠功能障碍通过炎症瀑布、肠道菌群移位形成的恶性循环,并提炼基于该理论的“肺病治肠”“肠病治肺”治法及凉膈散、大承气汤等经典方剂的临床应用价值,以期对脓毒症的诊疗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肺与大肠相表里;中医药;脓毒症;研究进展
脓毒症作为临床危重症,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具有发病率高、病死率高的特点[1]。相关研究发现,近10余年脓毒症的发生率渐渐增加,是当前急诊重症监护室领域最多见的致死原因,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主要健康问题,其发病机制极为复杂,涉及全身炎症反应失控、免疫功能紊乱、凝血功能障碍等多个方面,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给临床救治带来极大挑战[2]。中医在脓毒症的治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脓毒症的中医药治疗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深入探究基于该理论的中医药治疗脓毒症的研究进展,对于提高脓毒症的临床疗效、推动中医急症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及其在脓毒症中的病理体现
1.1“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内核与现代医学证据
“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一理论最早源于《黄帝内经》,如《灵枢・本输》记载“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明确阐述了肺与大肠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3]。中医藏象学说认为,肺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且肺朝百脉,主治节,在人体脏腑中居于高位,为五脏六腑之华盖。大肠主津,传化糟粕,将小肠传来的食物残渣进一步吸收水分,形成粪便并排出体外,为传导之官。肺属阴,主里;大肠属阳,主表;二者通过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络属,构成了脏腑表里关系[4]。
从生理功能来看,肺气的宣发肃降对大肠传导功能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5]。肺气宣发,能将津液布散至全身,濡润大肠,使大肠传导顺畅;肺气肃降,可推动大肠糟粕下行,促进排便。反之,大肠传导功能正常,也有助于肺气维持正常的宣发肃降。
在病理状态下,肺与大肠相互影响的表现多样。肺脏病变可影响大肠,如肺热壅盛,可移热于大肠,导致大肠燥结,出现便秘、腹胀等症状;肺阴不足,不能滋养大肠,可致肠枯便秘;肺气虚弱,推动无力,可出现大肠虚秘。反之,大肠病变也可影响肺脏,如大肠实热,传导不畅,腑气阻滞,可上逆犯肺,使肺失宣降,引发咳嗽、气喘等症状。《灵枢・四时气》记载“腹中肠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以及《素问・五脏生成篇》中“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均体现了大肠病变与肺部症状之间的关联[6]。
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中医在临床治疗中常采用相应的治疗策略。对于肺部疾病伴有大肠传导失常者,常采用通腑泻下之法,以通腑气来泻肺实,使肺气肃降,痰热自除。如清・沈金鳌在《要药分剂》中提到“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金清,则大肠亦清矣”,表明通过清泻肺脏之热,可使大肠之热随之清除。同时,对于大肠疾病影响肺气宣发肃降者,也会兼顾调理肺气,以恢复肺与大肠的正常功能[7]。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在胚胎发育、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等方面得到了多维度的研究验证。从胚胎发育角度来看,肺、气管由肠的前肠发展而来,呼吸道上皮和腺体由原肠内胚层分化而成,这为肺与大肠在结构上的同源性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从根本上解释了二者相表里的结构基础[8]。
在生理功能方面,肺与大肠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涉及神经、体液、免疫等多个调节系统[9]。在神经调节方面,肺部组织、支气管的分泌收缩功能和肠道的分泌收缩功能均受到迷走神经的调节,且肺的呼吸活动和肠道的收缩功能均受到大脑皮层和扣带回区的调控。这种神经调节的一致性,使得肺与大肠在功能上能够相互协调,共同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10]。在体液调节方面,肠道内气体依靠肠壁血液循环吸收后,大部分由肺部排出,其排出量较由肛门排泄的量高出20多倍。这一现象揭示了肺与大肠在气体交换和代谢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体液循环实现了相互之间的物质交换和功能协同。在内分泌激素调节方面,肺不仅是呼吸器官,还是内分泌器官。肺合成的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VIP)可影响肠中的血管舒张,且哮喘的发作及气道的反应性均与VIP含量减少有关,VIP含量降低与气道阻力呈负相关[11]。而由回肠结肠H细胞分泌的VIP,能刺激呼吸和松弛气管平滑肌,诱发肺通气过度[12]。这些研究表明,肺与大肠通过内分泌激素的调节,相互影响对方的功能,进一步证实了二者在生理上的紧密联系。
在病理研究方面,大量临床和实验研究证实了肺与大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联。临床观察发现,肺心病伴有呼吸衰竭的患者腹胀、便秘发生率较高,且肺脏功能越差,肠道功能紊乱越明显[1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患者多数存在大便异常表现[14];肺气肿患者在出现下利或便秘时,气喘症状往往会发作或加重[15]。这些临床现象提示,肺部疾病常常会伴随肠道功能的改变,表明肺与大肠在病理状态下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此外,在实验研究中,建立肠道腑实证动物模型,可观察到肺部组织出现明显的病理改变,如炎性细胞浸润、肺实质损伤等[16];而肺病患者也可出现肠道微生态菌群失调,导致肠道功能紊乱[17]。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肺与大肠在病理方面的相互影响,为“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提供了实验依据。

1.2脓毒症中肺肠交互损伤的病理机制
脓毒症时,肺部过度炎症反应破坏肺泡-毛细血管屏障,引发非心源性肺水肿及低氧血症。同时,炎症因子通过血液循环损伤肠黏膜机械屏障,导致肠道微生态失衡(有益菌减少、有害菌过度增殖)及菌群移位,内毒素入血进一步加剧肺部炎症,形成“肺损伤-肠屏障功能障碍-全身炎症加重”的恶性循环。
脓毒症引发的肺损伤在整个脓毒症病理进程中占据关键地位,是导致患者呼吸功能障碍甚至呼吸衰竭的重要原因,其发病机制极为复杂,涉及炎症反应、凝血功能紊乱、氧化应激反应、免疫功能失调等多个层面的病理生理变化。
从炎症反应角度来看,脓毒症发生时,机体免疫系统被过度激活,大量炎症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等在肺部聚集[18],这些炎症细胞释放出一系列强力的炎症介质,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 1β,IL-1β)、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以及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等。TNF-α作为炎症反应的关键启动因子,能够激活其他炎症细胞,诱导更多炎症介质的释放,形成炎症瀑布效应[19]。IL-1β和IL-6则可进一步放大炎症反应,增强炎症细胞的趋化作用,使更多炎症细胞向肺部浸润,加重肺部炎症损伤[20]。炎症介质的大量释放会致使肺部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细胞间紧密连接结构被破坏,血管通透性显著增加。这使得血浆中的蛋白质和液体大量渗出到肺间质和肺泡腔内,引发非心源性肺水肿。肺水肿会导致肺间质增厚,气体交换的有效面积减少,氧气从肺泡向血液的弥散过程受阻,从而引起低氧血症[21]。同时,渗出的液体还会稀释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影响肺泡的稳定性,导致肺泡萎陷,进一步加重呼吸功能障碍。
凝血功能紊乱在脓毒症肺损伤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脓毒症状态下,凝血系统被异常激活,血液呈现高凝状态,在肺部微血管内形成大量微血栓。这些微血栓会阻塞肺部微血管,影响肺部的血液循环,导致局部组织缺血缺氧。缺血缺氧又会进一步损伤肺组织细胞,加重肺损伤。此外,微血栓还会激活纤溶系统,导致纤溶亢进,引起出血倾向,这不仅会加重肺部组织的损伤,还可能导致其他器官的出血并发症,进一步危及患者生命。
脓毒症时的氧化应激反应也对肺损伤有显著影响。炎症细胞的激活和代谢紊乱会促使大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活性氮(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RNS)产生[22]。ROS和RNS具有很强的氧化活性,能够氧化细胞膜上的脂质、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导致细胞膜结构和功能受损,细胞内蛋白质变性,核酸断裂。在肺部,氧化应激反应会破坏肺泡上皮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削弱肺部的抗氧化防御机制,加重肺损伤。
脓毒症肺损伤还与免疫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在脓毒症早期,免疫系统过度激活,引发炎症风暴,对肺组织造成直接损伤。而在脓毒症后期,免疫细胞功能受到抑制,出现免疫麻痹现象。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下降,无法有效清除病原体;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异常,导致机体的特异性免疫应答减弱。这使得患者容易发生肺部继发感染,进一步加重肺损伤。
脓毒症引发的胃肠功能障碍同样不容忽视,其对患者的营养状况、内环境稳定以及预后都有着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肠道微生态失衡、肠道动力障碍、肠道的消化和吸收功能下降等方面。
肠道微生态失衡是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的重要特征之一。正常情况下,肠道内栖息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微生物群落,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维持着肠道微生态的平衡。在脓毒症时,多种因素会打破这种平衡: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会非特异性地抑制或杀灭肠道内的有益菌群,导致有益菌数量减少;肠道缺血缺氧会影响肠道黏膜的正常代谢和功能,改变肠道内的微环境,不利于有益菌的生长,却为有害菌的过度繁殖提供了条件;机体免疫功能的紊乱也会削弱对肠道菌群的调控能力。有害菌的过度繁殖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一些有害菌能够产生毒素,如大肠杆菌产生的内毒素,这些毒素会损伤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破坏肠道屏障功能。肠道屏障包括机械屏障、化学屏障、生物屏障和免疫屏障。机械屏障由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细胞间紧密连接等构成,化学屏障主要由肠道黏液、消化液中的抗菌物质等组成,生物屏障即正常的肠道菌群,免疫屏障则依赖于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当肠道微生态失衡时,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受损,细胞间紧密连接变松散,黏液分泌减少,免疫功能下降,使得肠道屏障功能受损,肠道细菌和毒素就会突破屏障,移位进入血液循环,引发全身感染,加重脓毒症的病情。
脓毒症还会导致肠道动力障碍,表现为腹胀、便秘或腹泻等症状。肠道的正常蠕动依赖于肠道平滑肌的收缩和舒张、神经系统的调节以及体液因素的影响。脓毒症时,炎症介质的大量释放会抑制肠道平滑肌的收缩功能,干扰神经传导通路,影响神经递质的释放和作用。肠道缺血缺氧会导致肠道平滑肌细胞能量代谢障碍,收缩能力下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肠道蠕动减弱,内容物在肠道内停留时间延长,水分过度吸收则引起便秘,而肠道蠕动过快或不协调则会导致腹泻。
此外,脓毒症还会使肠道的消化和吸收功能下降,其会使肠道消化酶的分泌减少,活性降低,会影响食物的消化过程。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受损,会导致肠道吸收营养物质的面积减少,吸收功能下降,患者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这不仅会影响机体的修复和免疫功能,还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延长住院时间,增加死亡率。
2中医治疗脓毒症的研究进展
2.1病因病机
脓毒症病因病机复杂,涉及外感、内伤等多方面因素,其病机演变不仅受所感外邪的影响,同时与人体正气盛衰也密切相关。
在中医理论中,外感邪气是脓毒症发病的重要诱因,其中热毒之邪最为常见。依据《温热论》中“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述,温热疫毒之邪多从口鼻入侵人体,首犯肺卫,若人体正气不足,无法及时抵御外邪,邪毒便会迅速内陷,传至心包,进而引发全身严重病变,这与脓毒症的发病过程极为相似。此外,寒湿之邪也可诱发脓毒症。寒湿侵袭人体后,若不能及时化解,会郁而化热,湿热蕴结,阻滞气机,损伤脏腑功能。在特定环境或季节,如久居寒湿之地、冒雨涉水后,人体抵抗力下降,更易受寒湿之邪侵犯,为脓毒症的发生埋下隐患。
内伤因素在脓毒症发病中同样关键。正气亏虚是脓毒症发生的内在基础,人体正气不足,脏腑功能衰弱,气血阴阳失调,抵御外邪能力降低,此时若遭受外界病原体侵袭,极易发病。年老体弱、久病体虚、过度劳累、饮食不节等因素,均可导致正气受损,如过度劳累会耗伤气血,使正气虚弱;饮食不节,过食辛辣、油腻、生冷等刺激性食物,损伤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气血生化无源,正气得不到充足滋养,从而易受外邪侵犯。此外,情志失调也与脓毒症的发生相关,长期情志不畅,如焦虑、抑郁、愤怒等,可致气机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影响人体正常生理功能。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若情志抑郁,肝气郁结,疏泄失常,会影响脾胃运化功能,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正气生成不足,增加脓毒症发病风险。
毒邪内生也是脓毒症的重要病因。人体内部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不畅等,可导致毒邪内生。肝郁化火,炼液为痰,痰火互结形成内毒;脾胃运化失常,水湿内停,蕴而化热,湿热熏蒸也可产生内毒。内毒与外感邪气相互勾结,会加重病情,使脓毒症发展更为迅速和严重。在脓毒症发展过程中,毒邪、瘀血、痰浊等病理因素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毒邪灼伤津液,煎熬血液,使血液黏稠,运行不畅,形成瘀血;瘀血阻滞脉络,影响气血运行和津液输布,导致津液凝聚为痰浊;痰浊与毒邪、瘀血相互胶结,形成恶性循环,阻滞脏腑经络,使病情缠绵难愈。毒邪还可直接损伤脏腑组织,导致脏腑功能衰竭,这也是脓毒症病情危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2.2辨证分型
目前,中医对脓毒症的辨证分型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标准,从六经辨证角度来看,脓毒症初期,若邪在太阳经,可出现发热、恶寒、头痛等症状;若病情进展,邪入阳明经,可见高热、口渴、大便干结等阳明热盛表现;若邪陷少阴,可出现神疲乏力、脉微细等少阴病症状。在卫气营血辨证中,脓毒症初期多在卫分,表现为发热、微恶风寒等;邪入气分,出现高热、汗出、口渴等气分热盛症状;若病情进一步发展,邪入营分、血分,则可出现斑疹、神昏、抽搐等严重症状。这些辨证体系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脓毒症在不同阶段的病理变化,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除此之外,“四证四法”理论体系是目前比较公认的一个辨证分型体系,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脓毒症不同阶段的病理特点,包括毒热证、血瘀证、急性虚证和腑气不通证。
毒热证多见于脓毒症初期,多由外感热毒之邪,或内生毒热所致。此时,毒热之邪充斥体内,正邪交争剧烈,以高热、烦躁、口渴、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脉数等为主要表现。高热是由于毒热之邪侵袭人体,阳气被遏,正邪交争激烈,阳气奋起抗邪,从而出现高热不退;烦躁是因为毒热上扰心神,导致心神不宁;口渴则是热邪灼伤津液,津液不足,不能上承于口所致;大便秘结是热邪伤津,肠道失于濡润,糟粕内停的结果。
血瘀证在脓毒症病程中较为常见,多因毒热之邪灼伤津液,血液黏稠度增加,血行不畅,或因正气亏虚,无力推动血液运行,导致瘀血内阻。患者可出现肌肤瘀斑、舌质紫暗、脉涩等典型表现,同时可伴有呼吸急促、面色紫绀等症状。肌肤瘀斑是由于瘀血阻滞脉络,血液渗出脉外,淤积于肌肤所致;舌质紫暗和脉涩是瘀血的重要体征,反映了血液运行不畅的病理状态;呼吸急促、面色紫绀是因为瘀血阻滞,气血运行不畅,肺部气血灌注不足,影响了气体交换。
急性虚证多见于脓毒症后期,此时病程迁延,正气不断耗损,或邪气过盛,直中脏腑,导致机体气血津液亏虚,脏腑功能衰竭。患者表现为神疲乏力、气短息微、自汗盗汗、脉微细等症状。神疲乏力是由于正气亏虚,机体功能衰退,不能正常发挥生理功能所致;气短息微是因为肺肾气虚,呼吸功能减弱,不能正常吸入清气,呼出浊气;自汗盗汗是由于气虚不能固摄津液,阴虚则虚热内生,迫津外泄;脉微细反映了气血亏虚,脉道不充,鼓动无力。
腑气不通证在脓毒症中也较为常见,常表现为腹胀、便秘等症状,多由肠道糟粕内停、气机阻滞所致。从西医角度来看,脓毒症引发的腑气不通,常规的西医治疗手段虽能缓解部分症状,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使用促胃肠动力药物,有时效果并不理想,无法有效恢复肠道的正常蠕动功能,且长期使用还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反应。而从中医理论剖析,腑气不通证常表现为腹胀、便秘等症状,多由肠道糟粕内停、气机阻滞所致。依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肺主气,肺气肃降正常,则大肠传导糟粕的功能正常;若肺气肃降失常,可导致大肠传导无力,糟粕停滞,形成腑气不通证。反之,大肠腑气不通,也可影响肺气的肃降,加重肺部症状。在脓毒症复杂的病理进程中,腑气不通证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全身炎症反应、多器官功能障碍紧密相连。肠道糟粕积聚,会使细菌和毒素大量滋生并移位,进一步加重全身感染,诱发或加重多器官功能损害,尤其是对肺功能的影响更为显著,导致呼吸功能障碍加剧,患者病情恶化。因此,准确识别和有效治疗腑气不通证,对改善脓毒症患者的整体病情、降低死亡率至关重要。
2.3治则治法
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中医治疗脓毒症时,治疗核心为调理肺肠气机,阻断病理传导,针对肺肠相关症状,采用相应治法。对于肺部疾病引起的肠道功能障碍,可宣发肺气或解表散邪以通调水道,助大肠传导,改善肠道功能;对于肠道疾病导致的肺部症状,可通泻大肠实热,疏导腑气,以减轻肺热,缓解肺失宣降的症状。例如,当肺热壅盛导致大肠燥结时,可通过清泻肺热来缓解肠道症状;而大肠实热上逆犯肺时,可采用通腑泻下之法,使腑气通畅,肺气得以宣降。
通腑泻肺法(肺病治肠):针对肺热壅盛、肠腑燥结证,以凉膈散、大承气汤通泻大肠实热,疏导腑气以减轻肺热[23]。方中大黄、芒硝泻下通便,使肺热从肠道排出;黄芩、连翘清上焦热毒,体现“上病下治”理念。临床研究证实,大承气汤可改善脓毒症患者肠道屏障功能,减少细菌移位,从而降低肺部炎症指标。
宣肺整肠法(肠病治肺):针对肺气失宣、肠腑气滞证,以麻杏石甘汤合厚朴三物汤加减,通过宣发肺气(麻黄、杏仁)、调理气机(厚朴、枳实)促进肠道传导。实验表明,宣肺药物可增强肠道平滑肌收缩力,改善脓毒症模型动物的肠动力障碍,体现“以肺治肠”的传导效应。
肺肠同治法:针对肺肠俱病、虚实夹杂证,采用清肺润肠并用之法,如增液承气汤(玄参、麦冬、生地滋阴润肺,大黄、芒硝泻下通便),同时兼顾肺阴亏虚与肠腑燥结,阻断肺肠病理互馈。根据气血阴阳亏虚的不同情况,分别采用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等方法:补气常用人参、黄芪、白术等;补血常用当归、熟地、白芍等;补阴常用生地、麦冬、沙参等;补阳常用附子、肉桂、鹿茸等。临床常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将扶正药物合理配伍成方剂,如四君子汤、四物汤、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等。
与此同时,西医在应对腑气不通导致的肠道细菌和毒素移位问题上,也缺乏特别有效的方法,难以从根源上阻断这一恶性循环,从而致使患者的病情容易反复,治疗难度增大。针对该证型,常采用通腑泻下之法,以恢复大肠传导功能,同时调理肺气,使肺与大肠功能恢复协调。
基于该治法,凉膈散是治疗腑气不通证的常用方剂之一,其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大黄、芒硝、甘草、山栀子、薄荷、黄芩、连翘等组成,具有清上泻下解毒的功效。方中大黄、芒硝泻下通便,荡涤肠胃积滞,清除肠道糟粕和毒素,使腑气通畅;黄芩、栀子清热泻火,清上焦热毒;连翘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助黄芩、栀子清热;薄荷疏散风热,清利头目,与诸药配伍清解上焦之热;甘草调和诸药,缓和药性。全方配伍,清上泻下解毒,使上焦热清,中焦实泻,热毒得除。研究表明,联合凉膈散加减治疗可缩短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机械通气时间,提高机体抗炎能力,抑制炎症反应,减轻肺损伤,辅助改善机体高凝状态[24]。应用凉膈散时,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辨证加减,如肺宣发肃降失司、气机逆乱,加杏仁、陈皮等理气药物;肠腑不通,根据阴虚、阳虚、热结、血虚、气滞等证型加入润肠通便药;依据症状急缓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原则调整药味用量;还可根据患者既往病史及平素体质兼顾其他证型。
此外,大承气汤也是治疗腑气不通证的经典方剂,其由大黄、厚朴、枳实、芒硝组成,具有峻下热结的功效。在脓毒症治疗中,大承气汤通腑泻下,荡涤肠胃积滞,清除肠道毒素,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减少细菌和毒素移位,减轻全身炎症反应,保护重要脏器功能。临床研究显示,早期应用大承气汤治疗脓毒症患者,可有效改善胃肠功能,降低MODS发生率,提高患者生存率。一项针对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研究发现,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大承气汤灌肠,患者的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明显缩短,腹胀、便秘等症状得到显著改善,同时炎症指标如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等水平明显下降,提示大承气汤在改善脓毒症患者胃肠功能、减轻炎症反应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另有研究观察凉膈散加味对脓毒症腑气不通证患者的疗效,结果表明,治疗组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炎症因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也明显缩短,进一步证实了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应用相关方剂治疗脓毒症腑气不通证的有效性。
3结语
“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医治疗脓毒症提供了独特的思路和方法。从中医传统理论对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认识,到现代医学在实验和临床方面的研究验证,都充分表明了肺与大肠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联系。在脓毒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肺损伤和胃肠功能障碍相互影响,“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在脓毒症的病理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医治疗脓毒症,依据其病因病机和辨证分型,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固本法等多种方法,尤其是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针对腑气不通证采用通腑泻下之法,取得了一定的临床疗效。然而,目前对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在脓毒症治疗中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中医传统理论和现代医学研究都对该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其内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在临床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多为小样本、单中心研究,缺乏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来验证基于该理论的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此外,脓毒症的病情复杂多变,个体差异较大,如何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应加强对“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的深入研究,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探索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提高脓毒症的临床治疗水平,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益处。同时,应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充分发挥中医和西医的优势,相互补充,为脓毒症的治疗开辟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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