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观察和分析接受介入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前后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变化情况。方法选取2022年1月—2023年5月在本院接受介入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30例为研究对象，对比介入治疗前后患者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统计术前焦虑发生情况并分析术前焦虑危险因素。结果介入治疗手术后，患者HAMA评分及HAMD评分均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焦虑组与术前非焦虑组患者性别、吸烟、饮酒、工作所在地、婚姻状态、子女及报销方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年龄、饮食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抑郁组与术前非抑郁组患者各项社会人口学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抑郁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无能够纳入多因素分析的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术前焦虑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及饮食状态不佳（P<0.05）。结论接受介入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出现焦虑及抑郁情绪的概率较高，其中，高龄及饮食状态不佳为术前焦虑危险因素，临床可早期采取干预措施以降低术前焦虑发生风险，维护广大患者心理健康，推动介入治疗顺利进行，维护患者生命安全。

　　关键词：恶性肿瘤；介入治疗；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危险因素；心理健康；生命安全

　　0引言

　　作为微创治疗技术，肿瘤介入治疗主要针对肿瘤局部进行治疗，可在影像学检查协助和引导下经穿刺针、导管以及引流管等介入器械将化疗药物等直接置入肿瘤部位，进而对肿瘤生殖、发展以及扩散发挥抑制作用，具有作用效果确切、创伤小、安全性高以及可重复等特点[1]，适用于错过手术最佳治疗时机的肿瘤患者。恶性肿瘤患者承受着沉重的生理痛苦及心理压力，对介入治疗缺乏了解，治疗前后容易出现情绪波动现象，容易产生焦虑或者抑郁情绪，可导致其治疗依从性和积极性下降，影响介入治疗效果[2]。本研究选取30例恶性肿瘤患者接受介入治疗，分析介入治疗前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发生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在本院接受介入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30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5例、女5例；年龄为29~73岁，平均年龄为（57.39±2.01）岁；所用介入治疗手段包括消融疗法、粒子植入疗法、胆管引流疗法、化疗栓塞疗法等。

　　纳入标准：①恶性肿瘤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且均具备介入治疗指征，患者有介入治疗史；②患者临床资料完整；③患者具备一定的交流、理解和沟通能力；④患者配合焦虑及抑郁情绪调查。

　　排除标准：①介入治疗前即确诊为焦虑症或者抑郁症者；②近期家庭成员发生意外或者出现家庭变故者；③因故退出或者无法配合调查者；④病情危重且预计生存周期不足6个月者；⑤合并心力衰竭急性发作或者急性冠脉综合征者。

　　1.2方法

　　术前、术后次日、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分别通过汉密尔顿焦虑自评量表（HAMA）及汉密尔顿抑郁自评量表（HAMD）对患者焦虑情绪与抑郁情绪进行评估。HAMA评分标准：评分<7分为无焦虑症状；评分≥7分为可能有焦虑症状；评分≥14分为肯定有焦虑症状；评分≥21分为有明显焦虑症状；评分≥29分为有严重焦虑症状。HAMD评分标准：评分<7分为无抑郁症状；7分≤评分≤17分为可能有抑郁症状；17<评分≤24分为可能有抑郁症状；评分>24分为有严重抑郁症状。

　　1.3观察指标

　　对比介入治疗前后HAMA评分及HAMD评分。

　　（2）对比术前焦虑患者与非焦虑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

　　（3）对比术前抑郁患者与非抑郁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

　　（4）分析术前焦虑危险因素。

　　1.4统计学方法

　　正态分布资料以SPSS 23.0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多因素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术前焦虑危险因素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介入治疗前后HAMA评分及HAMD评分对比

　　介入治疗手术后，患者HAMA评分及HAMD评分均较介入手术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术前焦虑与非焦虑患者及术前抑郁与非抑郁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对比

　　根据患者术前焦虑情绪评估结果及抑郁情绪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术前焦虑组与术前非焦虑组，分别纳入患者8例、22例，根据患者术前抑郁情绪评估结果患者将患者分为术前抑郁组与术前非抑郁组，分别纳入患者25例、5例。术前焦虑组与术前非焦虑组患者在性别、吸烟、饮酒、工作所在地、婚姻状态、子女及报销方式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在年龄、饮食情况方面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抑郁组与术前非抑郁组患者各项社会人口学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2。

　　2.3分析术前焦虑危险因素

　　术前抑郁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无能够纳入多因素分析的因素。将术前焦虑组与术前非焦虑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经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并赋值：年龄（<65岁=1，≥65岁=2）、饮食（正常=1，欠佳=2）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术前焦虑危险因素包括年龄≥60岁及饮食状态不佳（P<0.05）。见表3。

　　3讨论

　　肿瘤传统疗法包括外科手术治疗、放化疗以及中医药疗法等。随着我国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的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恶性肿瘤发病率不断攀升，传统治疗无法满足临床需求。随着恶性肿瘤诊治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介入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优势不断凸显，已成为临床常用非手术治疗手段和方法[3-4]。对肿瘤患者介入治疗前后的焦虑及抑郁情绪加强关注，明确焦虑抑郁加重的时段并发现焦虑抑郁的相关因素，及时进行干预，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对介入治疗的接受程度，达到患者身心舒适，确保患者以最佳身心状态接受介入治疗，保证介入治疗效果的最大化，使广大患者生存受益[5-6]。

　　此次研究中，介入治疗手术前后患者HAM A评分及HAM D评分差异显著，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术前焦虑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及饮食状态不佳（P<0.05）。临床可为患者提供饮食干预，根据患者饮食喜好等为其提供优质饮食，改善患者的食欲及其饮食状态，同时也能够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确保患者以最佳身心状态接受介入治疗，减轻其心理不适感[7]。针对高龄患者，必须加强心理疏导，稳定其情绪状态，避免患者因情绪剧烈起伏导致的血压或者生命体征剧烈波动影响介入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地保证介入治疗的效果[8]。

　　综上所述，接受介入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或抑郁情绪，高龄及饮食状态欠佳属于术前焦虑危险因素，临床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使术前焦虑和抑郁发生风险得到有效抑制，最大程度地改善和维护广大患者的心理健康，推动介入治疗顺利进行，使患者从中获益。

　参考文献

　　[1]张运昊.肝癌介入治疗的意义及对血清恶性肿瘤生长因子的影响[J].现代诊断与治疗,2020,31(5):768-770.

　　[2]高翠英,杜莹,郑颜针.纽曼系统护理模式对中晚期肝癌介入治疗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不良情绪的影响[J].实用医技杂志,2020,27(5):666-668.

　　[3]邢辉,郭经锋.经桡动脉入路介入治疗恶性肿瘤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分析[J].癌症进展,2021,19(17):1770-1773.

　　[4]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介入围手术专委会,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介入临床诊疗指南专委会.肝脏恶性肿瘤介入治疗围术期疼痛管理专家共识(2022)[J].介入放射学杂志,2022,31(10):943-948.

　　[5]钱震,祝子祎,袁牧.介入治疗胃肠道恶性肿瘤肝转移瘤的效果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22,16(23):98-102.

　　[6]俞靖凡,金泳海,黄天安,等.恶性肿瘤引起髂股静脉重度狭窄继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介入治疗[J].实用放射学杂志,2021,37(2):296-299.

　　[7]李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介入治疗的针对性护理措施[J].中华养生保健,2022,40(14):103-105.

　　[8]赵宪涛.放射介入治疗妇科恶性肿瘤的临床分析[J].现代诊断与治疗,2021,32(15):2413-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