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患者合并抑郁的影响因素。方法非随机选取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附属均安医院于2021年3月—2022年3月收治的138例COP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抑郁亚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Depression Sub‐scale,HADS-D）评分，将患者分为抑郁组（n=55）和无抑郁组（n=83），并进行多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病程、教育水平、合并并发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抑郁组患者女性比例、吸烟比例、急性加重频率、慢性阻塞性肺病评估测试（COPD Assess‐ment Test,CAT）评分、血清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1,s TREM-1）、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水平均高于无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女性（OR=1.608，95%CI：1.227~2.107）、急性加重频率≥2次（OR=2.190，95%CI：1.431~3.351）、高CAT评分（OR=1.531，95%CI：1.148~2.042）、高sTREM-1水平（OR=1.861，95%CI：1.211~2.858）、高MIF水平（OR=1.362，95%CI：1.107 1.677）、高IL-6水平（OR=1.790，95%CI：1.154~2.776）均是COPD患者合并抑郁的危险因素（P均<0.05）。结论女性、急性加重频率、CAT评分、sTREM-1、MIF、IL-6均是COPD患者合并抑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抑郁状态；炎症因子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常见的呼吸内科疾病，其主要临床特点是持续咳嗽、呼吸困难、黏液增多，患者呼吸功能逐渐下降，病情持续发展，对循环系统、中枢神经及肝肾等均会造成损害，如果疾病未得到有效控制，可导致肺心病和呼吸衰竭，具有较高的致死和致残率，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1]。由于COPD的特殊性，导致患者很容易出现负面情绪，对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均有负面影响[2]。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COPD炎症反应不只局限于肺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全身炎症反应[3]。且已被证实炎症因子与抑郁症发病机制有关[4]。本文旨在分析COPD抑郁状态的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非随机选取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附属均安医院于2021年3月—2022年3月期间收治的138例COPD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抑郁亚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Depression Subscale,HADS-D）评分[5]进行评估，将患者分为无抑郁组（n=83，HADS-D评分<8分）和抑郁组（n=55，HADS-D评分≥8分）。研究已经获得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同意，并经过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附属均安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KT-201202）。

　　1.2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13年修订版）》[6]中相应的诊断标准；能够配合量表检查；疾病处于稳定期，且时间至少为4周。

　　排除标准：神经系统疾病及智力障碍、阿尔茨海默病、认知障碍的患者；近期生活中有负性事件的患者；合并血液系统、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文化程度低，无法完成量表检测的患者。

　　1.3方法

　　基本信息：收录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吸烟史、急性加重频率、教育水平、病程、合并并发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GOLD）分级、慢性阻塞性肺病评估测试（COPD Assessment Test,CAT）评分、血清炎症因子水平。

　　CAT评分[7]：内容包括咳嗽、情绪、咳痰、精力、睡眠、日常运动、运动耐力等8项指标，每个方面0-5分，总分40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病情越严重。

　　血清炎症因子：检测血清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1,sTREM-1）、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水平。

　　1.4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性别、吸烟情况、急性加重频率、教育水平、合并并发症、GOLD分级）以例数（n）和率（%）表示，组间比较行χ2检验；计量资料（年龄、BMI、病程、CAT评分、sTREM-1、MIF、IL-6）经Shapiro-Wilk检验满足正态分布，用(±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多因素影响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COPD患者合并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的年龄、BMI、病程、教育水平、合并并发症、GOLD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抑郁组患者女性比例、吸烟比例、急性加重频率、CAT评分、血清sTREM-1、MIF、IL-6水平均高于无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2.2 COPD患者合并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变量为COPD患者是否合并抑郁，以女性、吸烟情况、急性加重频率、CAT评分、sTREM-1、MIF、IL-6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女性、急性加重频率≥2次、高CAT评分、高sTREM-1水平、高MIF水平、高IL-6水平均是COPD患者合并抑郁的高危因素（P<0.05）。见表2、表3。

　　3讨论

　　由于COPD患者的病程迁延、容易反复发作，且呈进行性加重，患者的肺功能降低，呼吸困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日常生活无法自理，对家庭的依赖性逐渐上升，再加上治疗疾病的经济负担，导致COPD患者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8]。因此，尽早发现COPD合并抑郁高危人群，有利于早期开展干预措施，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炎症反应不仅存在于COPD患者的气道和肺部，还多发于多器官、多系统，参与的炎症细胞包括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T细胞等，这些炎症细胞会释放出炎症因子，对肺部功能造成损害，有研究表明，炎症因子可通过体液、神经等途径进入大脑，通过刺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影响神经递质代谢、降低神经可塑性及神经内分泌等方式，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增强患者的负性情绪[9-10]。吴凯怡等[11]研究表明，COPD合并抑郁的患者显示血清MIF水平显著增加，这对于预测COPD患者是否会出现抑郁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性。李富寿等[12]研究表明，COPD患者的血清sTREM-1水平升高明显，且与肺功能指标有密切关系，因此可用于评估患者的严重程度。袁晓梅等[13]研究表明，COPD患者抑郁组血清IL-6水平较非抑郁组高，且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均呈正相关（P均<0.05），可能与COPD患者发生抑郁状态有关。因此，COPD与抑郁情绪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患者病情日益恶化。

　　本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组患者吸烟比例、急性加重频率、CAT评分、女性比例、血清sTREM-1、MIF、IL-6水平均高于无抑郁组（P均<0.05）。提示吸烟、急性加重频率、性别、炎症因子可能与COPD患者的抑郁有关。另外，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女性（OR=1.608，95%CI:1.227~2.107）、急性加重频率≥2次（OR=2.190，95%CI:1.431~3.351）、高CAT评分（OR=1.531，95%CI:1.148~2.042）、高sTREM-1水平（OR=1.861，95%CI:1.211~2.858）、高MIF水平（OR=1.362，95%CI:1.107~1.677）、高IL-6水平（OR=1.790，95%CI:1.154~2.776）均是COPD患者合并抑郁的危险因素（P均<0.05）。分析其可能原因是：由于女性与男性生理上自然形成的差异，女性思想更为敏感和细腻，顾虑较多，再加上疾病的带来的压力，女性COPD患者更容易患抑郁症。COPD急性加重的频率越高，可加速患者肺功能下降，加重病情的严重程度，使生活质量降低，还会增加病死率，因此患者很容易产生抑郁。CAT评分是对COPD患者的综合症状评分，用于评估疾病对患者健康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其分值越高，提示疾病对患者健康和生活的影响越大，因此容易导致患者发生负面情绪。sTREM-1可能通过炎症反应加重COPD，还可用于预后判断[14]。MIF在下丘脑垂体前叶表达，由活化的T淋巴细胞分泌，由于应激或炎症反应刺激，而进行血液循环，参与机体免疫炎症反应，与COPD患者的抑郁有密切关系[15]。IL-6参与抑郁症发生的可能机制是影响色氨酸分解代谢物通路，及褪黑激素、神经因子的释放。

　　综上所述，COPD患者极容易出现抑郁情绪，临床应给予高度重视，女性、急性加重频率、CAT评分、sTREM-1、MIF、IL-6这些因素应重点关注，另外，通过普及COPD患者并发抑郁的筛查、加强肺康复锻炼，重视COPD患者的心理护理等方法，以降低不良情绪对COPD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改善患者预后。

　[参考文献]

　　[1]余露,臧巧英,梁蕊,等.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康复治疗进展[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22,37(3):427-431.

　　[2]叶志鹏,陈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焦虑抑郁的研究进展[J].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2019(5):491-494.

　　[3]张婷玉.慢阻肺炎性标志物及其与肺功能相关性研究[J].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20,18(1):88-91.

　　[4]杨麟,徐明,贺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9,42(4):290-293.

　　[5]MIRANDA CAC,SCOPPETTA O,CABANZO-ARENAS DF.Validity of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in primary care patients in Colombia[J].Gen Hosp Psychiat,2021,74(1):102-109.

　　[6]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13年修订版)[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3,36(4):1-10.

　　[7]JONES PW,BRUSSELLE G,DAL NEGRO RW,et al.Properties of the COPD Assessment Test(CAT)in a cross-sectional European study[J].Eur Respir J,2011,38(1):29-35.

　　[8]龙健,欧阳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血清炎症因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1,41(10):2223-2228.

　　[9]王镝藩,罗文俊,刘淼.超高龄老年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及失能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2,36(1):44-49.

　　[10]李希,谭双香,胡瑞成,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焦虑/抑郁的相关因素[J].临床与病理杂志,2019,39(2):307-313.

　　[11]吴凯怡,吕学东,何海艳.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的相关性分析[J].检验医学与临床,2023,20(8):1090-1094.

　　[12]李富寿,李沛繁.COPD患者相关炎性因子水平与其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J].中南医学科学杂志,2020,48(5):487-489,504.

　　[13]袁晓梅,高新愿,杨小花.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细胞介素-6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急性加重后抑郁及预后的关系[J].新乡医学院学报,2020,37(4):355-358.

　　[14]王克俭,李学明.联合检测FeNO,血清sTREM-1,CyPA表达水平在评估COPD患者预后中的价值[J].临床肺科杂志,2019,24(12):2202-2206.

　　[15]李冰,杨元立,王美霞,等.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9,28(9):1123-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