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乙肝肝硬化（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以指导临床拟定干预措施。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2月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78例HBC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评估所有患者的心理危机感水平[危机干预分类评估表（TAF）]，设计基线资料调查表，详细统计所有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不同资料特征HBC患者的TAF评分，重点分析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78例HBC患者的平均TAF评分为（44.65±5.82）分。不同病程、家庭关怀度、心理弹性及文化水平HBC患者的TAF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家庭月人均收入、工作、居住地、年龄、婚姻状况及性别HBC患者的TAF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为文化水平低、家庭关怀度低、心理弹性低下及病程短（P<0.05）。结论：HBC患者心理危机感处于中等水平，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为文化水平低、家庭关怀度低、心理弹性低下及病程短。

　　【关键词】乙肝肝硬化;心理危机感;心理弹性;家庭关怀度

　　乙肝肝硬化（HBC）为临床常见慢性肝病，患者病情多呈进行性加重，并可并发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导致患者出现诸多负面情绪，不利于病情控制，降低其生存质量[1]。心理危机感为个体应对困难时所采取的自身支持系统与惯用解决方式，但难以应对困境，易产生心理失衡状态[2]。研究指出，HBC患者的心理危机感水平高，会导致患者出现较差的心理状态，降低治疗依从性，不利于患者的预后，降低生活质量[3]。因此，寻找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基于此，本研究对2021年1月—2022年12月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78例HBC患者进行分析，重点观察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2月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78例HBC患者作为研究对象。（1）纳入标准：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HBC的诊断标准[4]；年龄≥18岁；意识清晰，可配合调查。（2）排除标准：存在其他慢性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有既往精神病史；恶性肿瘤；严重视听觉功能障碍；急性消化道出血；心脑血管疾病。78例HBC患者中，男40例，女38例；年龄36~74岁，平均年龄（52.50±5.11）岁；文化水平初中及以下31例，中专/高中27例，大专及以上20例。本研究经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方法

　　1.2.1心理危机感评估使用危机干预分类评估表（TAF）[5]评估，评估表包括3个维度（行为、认知、情感）共9个条目，每个条目1~10分，总分9~90分，心理危机感水平越高分值越高。其中9~36分为低水平，37~69分为中等水平，70~90分为高水平。评估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20。

　　1.2.2基线资料统计统计所有患者的年龄(≥60岁、<60岁）、婚姻状况（已婚、未婚/离异/丧偶）、病程（>5年、≤5年）、工作（有、无）、家庭月人均收入(≥5 000元、<5 000元）、性别（男、女）、居住地（城镇、农村）、文化水平（大专及以上、中专/高中、初中及以下）、家庭关怀度以及心理弹性。家庭关怀度使用家庭关怀指数问卷（Family APGAR Index，APGAR）[6]评估，包括5个项目（合作度、成长度、亲密度、适应度及情感度），每个项目0~2分，总分10分，家庭关怀度水平越高，分值越高；其中低、中、高家庭关怀度分别为0~3分、4~6分、7~10分；心理弹性使用Connor-Davidson心理韧性量表（CD-RISC）[7]评估，包括3个维度（乐观、坚韧及力量）25个条目，每个条目0~4分，总分100分，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分值越高；其中≥80分、<80分分别为心理弹性良好、低下。

　　1.3质量控制

　　研究中所有调查表（包括问卷及量表）均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完成对HBC患者的调查，调查前告知患者调查目的，获取患者的知情同意后，由研究者现场发放调查表，患者自行填写调查表中的相关内容，若患者难以理解相关内容，可对研究者进行体温，由专人审核患者填写内容，及时查漏补缺，以保证调查质量。若调查表答案填写明显规律（如1、2、3、1、2、3顺序）或调查表中总题数的1/3的漏答则判定为无效调查表，不纳入统计。研究中所有调查表均有效回收，回收率为100%。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三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患者心理危机感评分情况

　　78例HBC患者的平均TAF评分情况为（44.65±5.82）分。

　　2.2患者基线资料情况

　　不同病程、家庭关怀度、心理弹性及文化水平HBC患者的TAF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家庭月人均收入、工作、居住地、年龄、婚姻状况及性别HBC患者的TAF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为HBC患者的TAF评分，自变量为表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见表2。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为文化水平低、家庭关怀度低、心理弹性低下及病程短（P<0.05），见表3。

　　3讨论

　　HBC患者存在肝癌、肝性脑病及上消化道出血风险，会增加负性情绪，而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提高会导致患者逃避疾病治疗，不利于患者病情的控制[8]。本研究结果显示，HBC患者的心理危机感呈中等水平，因此，寻找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十分必要。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为文化水平低、家庭关怀度低、心理弹性低下及病程短。分析其原因为：（1）文化水平。HBC患者的文化水平低，难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疾病知识，难以全面了解HBC相关知识，对于疾病多会存在错误的认识，会放大疾病的危害性及严重性，认为自身疾病存在不可治愈的可能，患者会出现疾病不确定感及焦虑情绪，导致患者的心理危机感水平较高[9]。对此，建议应针对HBC患者的文化水平实施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可通过同伴教育、健康手册等方式，促使患者掌握HBC相关知识，提高疾病治疗信心，继而降低心理危机感水平。（2）病程。病程长的HBC患者治疗周期较长，且反复入院与医护人员接触较多，获得的信息支持更多，面对疾病变化可及时采取健康行为；而病程短的HBC患者获得的健康信息较少，在面对自身病情的变化时多采取回避、屈服等方式来应对，健康行为较差，导致病情反复，降低患者治疗信心，心理危机感水平较高[10-11]。对此，建议应帮助HBC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初期困境，积极调节患者的心理状况，渡过疾病前期心理危机，以降低患者的心理危机感水平。（3）家庭关怀度。家庭为个体生活的场所，家庭关怀度水平高可为个体带来精神寄托及物质支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况及健康行为[12]。HBC患者的家庭关怀度水平低，说明患者难以通过家庭途径获取支持与帮助，在面对疾病的变化时存在孤独、无助的情绪，担心自身病情影响家庭，加重心理负担，降低疾病的治疗信心，继而提高患者心理危机水平[13]。对此，建议应嘱咐家属与患者沟通，促使家属与患者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促使患者积极面对疾病，将心理危机感水平降低。（4）心理弹性。心理弹性为个体应对压力性事件的适应性、对抗性，可反映个体的心理恢复能力，心理弹性水平高可促使个体积极应对压力，采取健康行为[14]。HBC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低，说明其面对疾病带来的改变与疾病反复时多会存在诸多负面情绪，如焦虑、恐惧等，难以理性地看待各种治疗措施与疾病的预后情况，导致心理危机感水平较高[15]。对此，建议应评估HBC患者的心理弹性情况，积极进行心理疏导，并通过主题游戏、个案分析等方式，促使患者积极的应对自身病情，提高自身心理弹性水平，继而降低心理危机感水平。

　　综上所述，病程短、家庭关怀度低、心理弹性低下及文化水平低均是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影响因素，应针对上述因素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以降低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但本研究样本量小，可能会影响本研究的结论，且相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证实，在后续的研究中还需开展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证实相关措施对降低HBC患者心理危机感水平的效果，以指导临床拟定干预措施。

　　参考文献

　　[1]FU K Y，HSIEH M L，CHEN J A，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medication adherence and disease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related cirrhosis：a population-based case-control study[J/OL].BMJ Open，2022，12（6）：e059856.

　　[2]余璐，莫霖，刘倩，等.生态系统论视角下217例青少年癌症患儿心理危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21，46（4）：474-480.

　　[3]李丽娟，保雯雯，赵维.肝硬化患者心理危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医药高职教育与现代护理，2022，5（4）：348-352.

　　[4]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硬化诊治指南[J].中华肝脏病杂志，2019，27（11）：846-865.

　　[5]郭静，王瑛，季丽丽，等.心理危机脆弱性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16（6）：847-853.

　　[6]MCANDREW N S，SCHIFFMAN R，LESKE J.Relationships among climate of care，nursing family care and family well-being in ICUs[J].Nurs Ethics，2019，26（8）：2494-2510.

　　[7]BAEK H S，LEE K U，JOO E J，et al.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Korean version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J].Psychiatry Investig，2010，7（2）：109-115.

　　[8]李玲，陈巧，曹丽，等.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抑郁焦虑状态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短期预后的影响[J].安徽医学，2022，43（10）：1145-1149.

　　[9]刘蕊，崔展宇，李勇武，等.肝癌患者心理危机状况的调查研究[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21，27（2）：236-241.

　　[10]李亚林，谢吉玉，吴瑾.人文关怀联合信息支持对子宫全切术患者心理危机及应对方式的影响[J].医学临床研究，2019，36（5）：922-924.

　　[11]SURIAL B，WYSER D，BÉGUELIN C，et al.Prevalence of liver cirrhosis in individuals with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Liver Int，2021，41（4）：710-719.

　　[12]梁首勤，李翔，高飞，等.中年肝硬化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分析[J].护士进修杂志，2019，34（11）：999-1001.

　　[13]陈灿灿，李惠萍，刘红群，等.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与家庭功能、心理控制源的关系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20，36（11）：1053-1057.

　　[14]荣静，杨秀梅，张燕娟.“医院-社区-家庭”三元联动社会支持对乙肝肝硬化代偿期患者心理弹性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J].实用预防医学，2022，29（1）：98-101.

　　[15]左玉兰，陈丽丽.合理情绪疗法对肝硬化腹水患者心理弹性及应对方式的影响[J].医学临床研究，2019，36（12）：2423-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