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究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水平、自我表露与复发恐惧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2年1—10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52例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评价所有患者及其配偶应对方式、自我表露、复发恐惧情况，比较所有患者及其配偶不同时间点应对方式、自我表露、复发恐惧评分。分析不同时间点患者及其配偶应对方式、自我表露、复发恐惧评分三者的相关性。结果：T1~T2，患者二元应对总分、授权二元应对评分、共同二元应对评分，患者及其配偶支持二元应对评分均升高，T3~T4，患者二元应对总分、授权二元应对评分、共同二元应对评分，患者及其配偶支持二元应对评分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乳腺癌患者自我表露总分于T3达到最高，为（45.56±10.86）分，配偶自我表露总分于T3达到最高，为（44.37±10.71）分，均随时间变化呈先上升再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3时，患者及其配偶复发恐惧总分、生理健康评分、社会家庭评分最高。T1~T4，患者及其配偶复发恐惧总分、生理健康评分、社会家庭评分先上升后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1，患者自我表露与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配偶自我表露评分与其二元应对评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复发恐惧评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T2，患者自我表露与自身二元应对、配偶自我表露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自身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配偶自我表露与患者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自身二元应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患者二元应对与复发恐惧呈负相关，与配偶二元应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配偶二元应对与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T3，患者自我表露与其复发恐惧呈负相关，与配偶二元应对、配偶自我表露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配偶自我表露与夫妻双方二元应对呈正相关，与配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患者二元应对与配偶二元应对呈正相关，与配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配偶二元应对与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T4，患者自我表露与夫妻双方二元应对呈正相关，与自身复发恐惧呈负相关，与配偶自我表露呈显著正相关；配偶自我表露与夫妻双方二元应对均呈正相关，与配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患者二元应对与自身复发恐惧呈负相关，与配偶二元应对呈显著正相关；配偶二元应对与夫妻双方复发恐惧均呈负相关（P<0.05）。结论：乳腺癌患者与其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与自我表露、复发恐惧关系密切。建议针对不同治疗期的患者，临床上应提供有针对性的二元应对干预方案，适当提高患者夫妻自我表露水平，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并且降低患者对疾病复发的恐惧感，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乳腺癌中青年自我表露复发恐惧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及我国癌症中心数据均显示，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高峰在45~59岁，且逐年呈年轻化趋势。随着乳腺癌筛查普及和治疗方案的创新发展，生存者数量上升幅度增加。中青年乳腺癌患者正处于家庭及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术后症状负担、负性情绪、癌症复发等仍是患者面临的最大问题，而配偶作为患者在医疗决策、康复阶段、情感生活的最有效、持久的力量，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亦受到波及，乳腺癌是夫妻双方共同的疾病。自我表露指的是一个人对别人表达自己的想法、情感和经历等，适当的自我表露可以减轻癌症患者的心理负担。癌症复发恐惧指的是患者对癌症可能会复发或恶化的害怕、担忧。既往研究多局限于乳腺癌患者或配偶的单一横断面研究、综述、质性研究。本研究对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不同治疗阶段二元应对水平、自我表露与复发恐惧进行纵向追踪，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及社会背景，本研究旨在为建立以夫妻为对象的综合干预策略提供借鉴，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1—10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52例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乳腺癌患者纳入标准：第一次诊断为原发乳腺癌；年龄18~59周岁，性别均为女性；接受乳腺癌手术治疗，手术后接受化疗；有婚姻史，并与配偶同住；近6个月内没有发生过其他严重的精神创伤。排除标准：既往及目前有精神病史，严重的认知损害、听视觉问题；伴严重心肺疾病或合并其他恶性肿瘤。配偶纳入标准：伴侣第一次诊断为原发乳腺癌，接受外科治疗；年龄18~59周岁；与伴侣生活在一起；了解对方的情况；近6个月内未发生过其他严重的精神创伤。排除标准：既往及目前有精神病史，严重的认知损害、听视觉问题；伴严重循环系统疾病或恶性肿瘤；无法照看配偶。乳腺癌患者年龄31~59周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48例，中专或高中65例，大专及以上39例；职业：企业/事业单位30例，工人48例，农民30例，自由职业44例；婚龄：<10年17例，10~20年96例，>20年39例；医疗类型：医保113例，新农合27例，自费12例；居住地：城市132例，农村20例；家庭人均月收入：<3 000元53例，3 000~5 000元74例，>5 000元25例；手术方式：保乳手术58例，乳房全切术94例；临床分期：Ⅰ期25例，Ⅱ期99例，Ⅲ期28例。配偶年龄32~59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43例，中专或高中64例，大专及以上45例；职业：企业/事业单位37例，工人52例，农民43例，自由职业20例。本研究已获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2022]第382号），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均知情同意。

　　1.2方法

　　1.2.1一般资料

　　对患者及其配偶的年龄、学历和家庭经济状况等进行调查。

　　1.2.2应对方式

　　评价所有患者及其配偶应对方式。采用中文版二元应对问卷（Chinese version of dyadic coping inventory，CDCI）进行评估。该量表包括6个维度，分别是压力沟通（8个条目）、支持二元应对（10个条目）、授权二元应对（4个条目）、消极二元应对（8个条目）、共同二元应对（5个条目）和质量评价（2个条目），共37个条目。主要用来评估夫妻在压力状态下的二元应对，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极少”~“非常频繁”分别赋值1~5分，总分为35~175分（质量评价维度不计入总分），总分<111分表示二元应对水平偏低，111~145分表示二元应对水平中等，≥145分为二元应对水平较高，得分越高表示二元应对水平越高。Cronbach'sα系数为0.733。

　　1.2.3自我表露

　　评价所有患者及其配偶自我表露。采用中文版痛苦表露指数量表（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DDI）评价，共有12个条目，总分为12~60分，使用5级评分法，12~29分为低等水平，30~44分为中等水平，45~60分为高等水平。Cronbach'sα系数为0.866。

　　1.2.4复发恐惧

　　评价所有患者及其配偶复发恐惧情况。采用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评价患者复发恐惧，包含两个维度，分别为生理健康（6个条目）和社会家庭（6个条目），评分从“从不”到“总是”记为1~5分，总分为12~60分，分数与水平呈正相关；低、中、高水平癌症复发恐惧分数分别为12~25分、26~46分、47~60分。总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83。采用配偶恐惧疾病进展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partner，FoP-Q-SF/P）评价配偶复发恐惧，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生理健康（6个条目）和社会家庭（6个条目），每个条目按照“从不”至“总是”依次计1~5分，总分为12~60分，分数与恐惧程度呈正相关，大于34分有临床意义。低、中、高水平癌症复发恐惧分数分别为12~25分、26~46分、47~60分。Cronbach'sα系数为0.834。

　　1.2.5调查方法

　　确定纵向观察的时间取自入院日（T1）、术后第3天（T2）、第1个化疗周期（T3）、第4个化疗周期（T4）。在问卷调查中，研究者以一种统一的引导语言对患者和患者的配偶进行解释。在收回问卷的时候，要检查问卷的填写是否完全，如果发现有什么遗漏，要立即要求研究对象进行补充，对不能返回医院的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共152对夫妻完成全部调查。

　　1.3观察指标

　　比较所有患者及其配偶不同时间点应对方式、自我表露、复发恐惧评分。分析不同时间点患者及其配偶应对方式、自我表露、复发恐惧评分三者的相关性。

　　1.4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采用SPSS 24.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不同时间点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相关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不同时间点患者及其配偶自我表露评分比较

　　乳腺癌患者自我表露总分T3时达到最高，为（45.56±10.86）分，配偶自我表露总分T3达到最高，为（44.37±10.71）分，均随时间变化呈先上升再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不同时间点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方式评分比较

　　T1~T2，患者二元应对总分、授权二元应对评分、共同二元应对评分，患者及其配偶支持二元应对评分均升高，乳腺癌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得分于T2达到最高。T3~T4，患者二元应对总分、授权二元应对评分、共同二元应对评分，患者及其配偶支持二元应对评分均降低，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不同时间点患者及其配偶复发恐惧评分比较

　　T3，患者及其配偶复发恐惧总分、生理健康评分、社会家庭评分最高。T1~T4，患者及其配偶复发恐惧总分、生理健康评分、社会家庭评分先上升后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T1患者及其配偶应对方式、自我表露、复发恐惧的关系

　　患者自我表露与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配偶自我表露评分与其二元应对评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患者二元应对及自我表露与其复发恐惧呈负相关关系；配偶二元应对及自我表露与其复发恐惧呈负相关关系；患者二元应对与配偶二元应对呈正相关关系；患者的复发恐惧与配偶的二元应对呈负相关关系（P<0.05），见表4。

　　2.5 T2患者及其配偶应对方式、自我表露、复发恐惧的关系

　　患者自我表露与自身二元应对、配偶自我表露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自身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配偶自我表露与患者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自身二元应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患者二元应对与复发恐惧呈负相关，与配偶二元应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配偶二元应对与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见表5。

　　2.6 T3患者及其配偶应对方式、自我表露、复发恐惧的关系

　　患者自我表露与其复发恐惧呈负相关，与配偶二元应对、配偶自我表露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配偶自我表露与夫妻双方二元应对呈正相关，与配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患者二元应对与配偶二元应对呈正相关，与配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配偶二元应对与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见表6。

　　2.7 T4患者及其配偶应对方式、自我表露、复发恐惧的关系

　　患者自我表露与夫妻双方二元应对呈正相关，与自身复发恐惧呈负相关，与配偶自我表露呈显著正相关；配偶自我表露与夫妻双方二元应对均呈正相关，与配偶复发恐惧呈显著负相关；患者二元应对与自身复发恐惧呈负相关，与配偶二元应对呈显著正相关；配偶二元应对与夫妻双方复发恐惧均呈负相关（P<0.05），见表7。

　　3讨论

　　3.1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应对方式的动态变化

　　二元应对就是在患病期间，夫妻之间可以相互扶持。研究指出，夫妻间共同注重积极的二元应对、可促进患者及配偶心理资本提高，适应角色改变，减少夫妻疾病沟通问题，促进夫妻间互信、互爱。在术后第3天，乳癌患者与其配偶的二元应对均达最高点，且有先升后降之势，且患者的二元应对水平随时间推移呈显著下降趋势，趋于入院当天水平，配偶趋于稳定，与Nik Jaafar等研究结果相似。分析其原因，本研究中乳腺恶性肿瘤患者，住院期间一直到术后第3天，夫妇双方都对治疗做出决定，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增强了患者的安全感、动力和情绪支持，使应对水平得到了提高。但当患者面临接下来的化疗过程时，他们会产生一种不确定的、混乱的、恐惧的情绪，从而使他们的二元水平降低。随着适应对化学治疗知识掌握程度的稳定，应激事件源减轻，患者焦点转移到平时生活中，与配偶相互沟通次数减少，因而二元应对水平下降。在术后第3天，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是最高的，在各时间二元应对总分差异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这表明，术后第四次化疗期间很关键，夫妻双方二元应对方式，要把握好夫妻双方的心理特点，鼓励双方互相表达情感，以激发他们的潜力，采取正性应对策略，从而提高他们的二元应对水平。

　　3.2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自我表露的动态变化

　　个体表露为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自愿把情感告知对方，这样，夫妻双方都可以对自己的痛苦经历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并从中获益，逐渐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自我表露在第一次化疗的住院日，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自我表露指数达到了最高值，并且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这一点与王凡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大多数患者没有选择保留乳房的手术。女性曲线美破坏，担心他人异样的眼光，易产生负面情绪，再面临化疗，夫妻双方对相关知识不了解，对疾病预后效果不确定性。这个阶段，双方会主动交流情感、感受、疾病进展顾虑，宣泄情绪，积极参与治疗决策，给予换位思考并相互关爱理解，致使双方自我表露水平提高，到了后期，患者的生理、心理适应能力才会慢慢地趋于平稳，患者的另一半也会将注意力从照顾患者的工作上移开，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沟通表露行为减少，导致自我表露水平降低，因此，医护人员应从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首次化疗结束时，通过随访，动态评估夫妻双方心理轨迹，进行疏导，提高夫妻双方的疾病认知水平、心理弹性。根据实际生活工作情况，鼓励夫妻双方每周至少1次自我表露，方式可为倾诉、书写、自我对话等，进行情感表达、梳理情绪，规划未来，从而增加夫妻双方信任感、亲密度，提高生存质量。

　　3.3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复发恐惧的动态变化

　　癌症复发恐惧是癌症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未能得到有效帮助的心理状态。国内外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和配偶均存在较高的复发恐惧。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与配偶第一次化疗时复发恐惧得分最高，与鲍冠君等研究结果一致，但与Maheu等研究结果不一致，考虑可能与研究对象处于不同阶段、年龄、配偶照顾时间有关。夫妻间复发恐惧的改变进一步证实了夫妻间的交互作用，夫妻间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当患者及配偶面临癌症严重负性压力源事件，影响家庭各个层面，打破平衡。首次化疗时，患者还不能完全接受胸部外形的不完整，又面临未知的化疗，不能以良好积极的状态面对现状。而当第4次化疗时，患者复发恐惧得分下降，与周娇娇研究结果一致。此时，患者自我照护能力提高，重返家庭和社会，并恢复角色功能，抗压力能力增强，康复信念强，配偶也将精力和重心转移到工作社交方面，生存质量提高。提示根据治疗不同时期，医务人员将夫妻双方作为整体，利用互联网线上及面对面的方式，针对性干预复发恐惧，鼓励和引导夫妻双方在支持性环境中积极表露复发恐惧，树立积极正确的信息，避免消极和躲避情绪，及时调整心理状态，提高其生活质量。

　　3.4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自我表露与复发恐惧的关系

　　在不同的治疗过程中，伴侣的二元应对、自我暴露和复发恐惧的关联度也是不同的。本研究调查显示，乳腺癌患者和配偶的二元应对与自我表露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夫妻双方复发恐惧呈负相关关系，夫妻双方自我表露与复发恐惧呈负相关关系，彼此之间存在相关影响，与Zamanian等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夫妻双方共同面对乳腺癌、互动发展过程中其行为是相互影响，具有双向性。夫妻间倾听对方的感受、困难，行为互相支持、互惠，当患者表露出来的时候，他的伴侣会做出一个正性的反应，让患者觉得自己被另一个人理解，并满足他的表达需要，这样可以降低患者的负性情绪，让患者的错误认知发生变化，从而激发患者的积极情感。做好心理调节，减少对疾病复发的恐惧，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夫妻二元应对水平低，采用消极二元应对策略，沟通效率低下，不了解彼此的需求及身心困扰问题，自我表露水平低，康复信心降低，心理资本水平下降，使复发恐惧水平增高。提示医护人员日后要依据不同疾病阶段乳腺癌患者与配偶二元应对、自我表露、复发恐惧的动态变化及相关性，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结合我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措施，临床工作人员，特别要关注入院当天、首次化疗入院当天、术后第四次化疗治疗这一阶段，提供充分的医学讯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采取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使夫妻双方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医护双方共同决策，提高夫妻双方对疾病的知晓度、减轻负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不同治疗阶段二元应对水平、自我表露、复发恐惧呈动态变化，医护人员根据不同时间点变化特点，及时给予针对性干预措施。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拟在多中心协同下，进一步扩充样本，以得到长期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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