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家庭关怀度、恐惧疾病进展、自我感受负担与妇科肿瘤患者抑郁焦虑压力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选取2021年6月—2023年6月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妇产科收治的146例妇科肿瘤患者。收集患者一般资料。调查所有患者家庭关怀度、恐惧疾病进展、自我感受负担、抑郁焦虑压力情况。分析所有患者家庭关怀度、恐惧疾病进展、自我感受负担及抑郁焦虑压力情况。分析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family adaptation，partnership，growth，affection，resolve index，APGAR）、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癌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评价量表（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 for cancer patients，SPBS-CP）评分与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DASS-21）评分的相关性。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结果：146例患者平均APGAR总分为（7.32±1.62）分，平均FoP-Q-SF总分为（42.17±4.21）分，平均SPBS-CP总分为（87.67±4.57）分，平均DASS-21总分为（18.36±2.97）分。所有患者DASS-21总分、焦虑、抑郁、压力评分与APGAR总分、家庭合作度、成熟度、情感度、亲密度、适应度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所有患者DASS-21总分、焦虑、抑郁、压力评分与FoP-Q-SF总分、生理健康、社会家庭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所有患者DASS-21总分、焦虑、抑郁、压力评分与SPBS-CP总分、照护负担、经济负担、家庭负担、心理/情感负担、治疗负担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采用Bootstrap检验家庭关怀度、恐惧疾病进展和自我感受负担对妇科肿瘤患者抑郁焦虑压力的中介效应模型，采用95%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总间接效应为41.57%，其中家庭关怀→恐惧疾病进展→抑郁焦虑压力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35×0.30=0.105，中介效应占比为20.88%；家庭关怀→自我感受负担→抑郁焦虑压力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26×0.29=0.075，中介效应占比为14.92%；家庭关怀→恐惧疾病进展→自我感受负担→抑郁焦虑压力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35×0.29×0.29=0.029，中介效应占比为5.77%。结论：妇科肿瘤患者的的抑郁焦虑压力情况与患者家庭关怀度、疾病进展恐惧程度和自我感受负担有关，可以通过提高患者的家庭关怀程度，降低患者的疾病恐惧感和自我感受负担等方面，降低患者的抑郁焦虑压力情绪，进而提高患者的治疗积极性。

　　【关键词】家庭关怀度疾病进展恐惧自我感受负担妇科肿瘤抑郁焦虑压力

　　妇科肿瘤是近些年来女性常见的一种生殖系统肿瘤，该病对女性生殖系统破坏较大，也容易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导致患病率年年上升的几个重要原因是患者的饮食习惯、环境污染加重及接触有放射性的物质，从而导致体内细胞发生改变进而癌变。目前临床上针对妇科肿瘤的治疗一般采取的手术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患者的生存率，但近几年的研究表明，术后康复期的治疗也是较为关键。其中家庭关怀是术后康复治疗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家庭关怀有助于提高患者在康复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降低患者的不良情绪，增强患者的治疗希望。另外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感也对患者的康复起到一定的影响，宋文霞等研究表明患者心理弹性与疾病恐惧感呈负相关，患者对疾病的良好的认识能够降低患者的恐惧感，促进患者的康复。但目前有关家庭关怀度和疾病进展恐惧在妇科肿瘤患者中的评价研究较少，急需相关的研究数据。同时自我感受负担是指患者担心自身疾病对他人造成相关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负性情绪，这也会影响患者的术后效果和心理健康，对患者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探讨妇科肿瘤患者家庭关怀度、疾病进展恐惧和自我感受负担，用以明确以上3个因素对妇科肿瘤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并探讨其相关性，为后续妇科肿瘤患者的康复治疗提供可以参考的临床研究数据和方法，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选取2021年6月—2023年6月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妇产科收治的146例妇科肿瘤患者。纳入标准：经病理组织确诊为妇科恶性肿瘤。排除标准：合并其他肿瘤；严重精神病。年龄28~69岁，平均年龄（52.17±4.07）岁；文化水平：小学及以下49例，初中37例，高中或中专25例，大专20例，本科及以上15例；婚姻状况：已婚119例，离异或丧偶15例，未婚12例；户口类型：农村户口78例，城镇户口68例；家庭人均年收入：<2.40万元46例，2.40~3.60万元38例，3.61~4.80万元28例，4.81~6.00万元18例，6.01~7.20万元10例，>7.20万元6例；肿瘤类型：子宫颈癌65例，子宫内膜癌32例，卵巢癌22例，子宫肌瘤18例，其他9例；病程1~24个月，平均病程（14.21±5.02）个月。该研究获得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方法

　　1.2.1家庭关怀度

　　调查所有患者家庭关怀度。采用吕繁等汉化的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family adaptation，partnership，growth，affection，resolve index，APGAR）进行评价。该量表包含5个条目，分别为家庭合作度、成熟度、情感度、亲密度和适应度，采用3级评分，每个条目依次记为0~2分，总分最高为10分，总分分数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好。

　　1.2.2恐惧疾病进展

　　调查所有患者的恐惧疾病进展。采用吴奇云等翻译并修订的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进行评价，该量表包含2个维度，即生理健康维度和社会家庭维度，每个维度分为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评分为1（从不）~5（总是）分，总分为12~60分，总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的疾病恐惧程度越高。

　　1.2.3自我感受负担

　　调查所有患者自我感受负担。采用任延艳等设计的癌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评价量表（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 for cancer patients，SPBS-CP）进行评价，该量表包含5个维度，即照护负担、经济负担、家庭负担、心理/情感负担和治疗负担，共21个条目，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评分为0（从不）~5（总是）分，量表总分为105分，总分分数越高说明自我感受负担更为严重。

　　1.2.4抑郁焦虑压力情况

　　调查所有患者焦虑及抑郁压力情况。采用龚栩等修订的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DASS-21）进行评价，该量表包含3个维度，即抑郁、焦虑和压力，共21个条目，每个维度7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评分为0（不符合）~3（总是）分，总分为0~63分，总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的抑郁、焦虑和压力程度越严重。

　　1.2.5调查方法

　　由本科室2名护士对患者面对面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46份，回收有效问卷146份，有效回收率100%。

　　1.3观察指标

　　（1）分析所有患者家庭关怀度、恐惧疾病进展、自我感受负担及抑郁焦虑压力情况。（2）分析APGAR、FoP-Q-SF、SPBS-CP评分与DASS-21评分的相关性。（3）建立中介效应模型。

　　1.4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采用Bootstrap检验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所有患者家庭关怀度、恐惧疾病进展、自我感受负担及抑郁焦虑压力情况分析

　　146例患者平均APGAR总分为（7.32±1.62）分，平均FoP-Q-SF总分为（42.17±4.21）分，平均SPBS-CP总分为（87.67±4.57）分，平均DASS-21总分为（18.36±2.97）分，见表1。

　　2.2 APGAR评分与DASS-21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所有患者DASS-21总分、焦虑、抑郁、压力评分与APGAR总分、家庭合作度、成熟度、情感度、亲密度、适应度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见表2。

　　2.3 FoP-Q-SF评分与DASS-21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所有患者DASS-21总分、焦虑、抑郁、压力评分与FoP-Q-SF总分、生理健康、社会家庭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见表3。

　　2.4 SPBS-CP评分与DASS-21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所有患者DASS-21总分、焦虑、抑郁、压力评分与SPBS-CP总分、照护负担、经济负担、家庭负担、心理/情感负担、治疗负担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见表4。

　　2.5中介效应模型建立

　　采用Bootstrap检验家庭关怀度、恐惧疾病进展和自我感受负担对妇科肿瘤患者抑郁焦虑压力的中介效应模型，采用95%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总间接效应为41.57%，其中家庭关怀→恐惧疾病进展→抑郁焦虑压力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35×0.30=0.105，中介效应占比为20.88%；家庭关怀→自我感受负担→抑郁焦虑压力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26×0.29=0.075，中介效应占比为14.92%；家庭关怀→恐惧疾病进展→自我感受负担→抑郁焦虑压力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35×0.29×0.29=0.029，中介效应占比为5.77%，见图1、表5。

　　3结果

　　3.1家庭关怀度对抑郁焦虑压力的影响

　　家庭关怀度用以衡量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和情感健康，而妇科肿瘤患者由于受到疾病的摧残，因而家庭需要给予患者更多的照顾，进而会对患者和患者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和情感健康都产生影响。张艳等通过探讨家庭关怀度对妇科肿瘤患者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关怀度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和负性情绪预测妇科肿瘤患者的心理弹性。本研究结果显示，所有患者DASS-21总分、焦虑、抑郁、压力评分与APGAR总分、家庭合作度、成熟度、情感度、亲密度、适应度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表现为DASS-21总分和其相关维度得分与APGAR总分及其维度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患者的家属关怀度越好，患者自身心理健康越好，因为患者能够感受到家属给予支持和安慰，让自身对疾病的认识和准备心理更有足够的底气，从而提升患者积极面对的意志。

　　3.2恐惧疾病进展对抑郁焦虑压力的影响

　　肿瘤患者在医院治疗中心理承担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容易让患者产生各种恐惧和忧郁等负性心理情绪，治疗时间较长的患者甚至会主动放弃治疗。恐惧疾病进展是个体对一切与其现实存在疾病相关的恐惧心理，即恐惧疾病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生物、社会心理后果或者恐惧疾病的再次复发。徐婷通过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心理痛苦影响因素研究及潜在类别分析发现，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程度越高手术后康复效果较差，提示医护人员要加强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识，可以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向患者介绍相关疾病的科普知识，鼓励患者充分调动积极心态。本研究结果表明，所有患者DASS-21总分、焦虑、抑郁、压力评分与FoP-Q-SF总分、生理健康、社会家庭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表现为DASS-21量表总分和其相关维度得分与FoP-Q-SF总分及其维度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程度越高，患者的抑郁焦虑压力情绪越严重，提示后期患者术后康复期，医护或家属要及时和患者进行沟通，通过各种资源让患者了解疾病的发展，坚定肿瘤也是可以治愈的信心，降低患者的恐惧心理。

　　3.3自我感受负担对抑郁焦虑压力的影响

　　肿瘤患者由于治疗时间较长，费用较多，而且疗效不确切等原因对患者造成较大的压力，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家庭给予患者的疾病治疗投入不断增加，让患者自我负担不断增加，而这种负担不单单影响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间接的也严重影响患者的依从性和治疗效果。白金娥通过综合干预对妇科肿瘤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发现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较差，患者的负性情绪和无助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给予综合干预后，患者这一状态得到好转，这说明医护人员需要通过相关健康知识教育，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进而降低患者对家属的依赖程度，减轻家属的照护负担，增强治疗信心。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所有患者DASS-21总分、焦虑、抑郁、压力评分与SPBS-CP总分、照护负担、经济负担、家庭负担、心理/情感负担、治疗负担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自我感受负担对患者的抑郁焦虑压力有一定的影响。但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如样本量和选取范围单一，后续将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并扩大范围，同时采用横断面开展研究，以期进一步明确影响妇科肿瘤患者抑郁焦虑压力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家庭关怀度、恐惧疾病进展和自我感受负担对妇科肿瘤患者抑郁焦虑压力影响的中介效应模型发现，妇科肿瘤患者抑郁焦虑压力状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妇科肿瘤患者抑郁焦虑压力程度与家庭关怀度呈负相关，与疾病进展恐惧和自我感受负担呈正相关，家庭关怀度、疾病进展恐惧和自我感受负担对妇科肿瘤患者抑郁焦虑压力的中介效应显示总间接效应为41.57%，这提示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医护和家属应该更多的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对患者开展多方面的治疗和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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