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当数其讽刺艺术的丰富多 彩。钱钟书《围城》中讽刺艺术主要在对角色形象的描述、细节的刻画及各种比喻的广泛应 用。相较其他讽刺小说，《围城》讽刺艺术独具特色之处在于其寓庄于谐、托实向虚、由此及 彼。但在字里行间的讽刺艺术之下其实有着批判与反思的严肃思想与深刻探讨。因此，新时期 读者对于《围城》讽刺艺术的审美鉴赏不能流于形式或浮于表面，而是要结合时代背景全面认 知与理解，并且需要深入挖掘文字背后反映的文化冲突，同时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拓展思维 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钱钟书;《围城》;讽刺艺术;表现形式

　　《围城》 ，钱钟书著长篇小说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别具风格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围 城》所处时代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主角方鸿渐，中 国南方士绅家庭子弟，因未婚妻去世后得准岳丈资助而出 国留学。然而方无心学业，临近毕业时购买野鸡大学假文 凭蒙混过关。从此，方因假文凭而在事业、交友、婚姻各 方面纷争不断。由于个性、能力等缺陷使然，方最终在严 酷动荡的社会现实中陷入婚姻、家庭及精神的多重危机。

　　一、钱钟书作品《围城》中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形式

　　(一)角色形象

　　《围城》中讽刺手法运用可谓面面俱到，从角色形象 描绘到人物语言行为直至心理活动，讽刺得全方位、立体 化、无所不包。其中，对于角色五官的讽刺性描绘往往不 走寻常路，如同印象派画作一般妙趣横生[1]。

　　例如眼睛。常言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 可以窥见人的灵魂。如果说面部表情可以通过刻意伪装迷 惑他人，那么眼睛就时常成为泄露心底真实情绪的橱窗。 《围城》中不少讽刺手法正用在了对人物眼睛、眼神的描 绘上。比如褚慎明，这位假道学的哲学家看到苏小姐时的 眼睛正如“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不仅如同手枪 射出的子弹，而且“险得突出眼眶迸碎眼镜”。还有李梅 亭摘下常戴的那副黑眼镜后的眼镜“两只大眼睛像剥掉壳 的煮熟鸡蛋”。

　　对于鼻子的描写也远远超越普通人的常识或想象。比如陆子潇又短又阔的鼻子仿佛被人狠狠打过一拳，让“仿 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被迫阻止，不得不“后退不已， 两旁横溢”。

　　(二)细节刻画

　　对于不以情节见长的小说来说，语言是吸引读者的 根本策略。尤其是对各种细节的描绘不仅是作者激发读者 好奇心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展示其语言驾驭能力的主要渠 道。《围城》中讽刺艺术的集中表现之一正在于对细节的 刻画描摹中。

　　比如李梅亭。这个葛朗台式的人物与方鸿渐一行人 共同前往三闾大学任职，途中经历了购票、借伞、赠药等 一系列琐碎事件。作者通过一连串细节刻画将此人斤斤计 较、贪得无厌的吝啬鬼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当孙 小组患病、方鸿渐等人向李索药时，李原本打算将携带的 大半箱药品在内地高价售出，对于无偿赠送自然心不甘情 不愿。然而碍于面子又不得不给。于是思前想后， 一忽 儿想到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不值一包仁丹的钱， 一忽儿想到药品一经开封就卖不出好价钱， 一忽儿又担 心不给药会显得小气。正纠结时忽然想起有一包已经开 封的鱼肝油丸，尽管鱼肝油的价钱贵过仁丹，然而既然 已经开了封总要吃，自己吃与给别人吃都是吃，再则将 这药送了出去也算交了差，于是给了孙小姐鱼肝油丸。然 而鱼肝油丸显然不如仁丹对症，于是害得孙小姐又呕吐了 一回[2]。

　　二、钱钟书作品《围城》中讽刺艺术的独特之处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以讽刺艺术手法作文以针砭时 弊的大家众多，譬如鲁迅先生辛辣，老舍先生温婉，沙汀 浑厚沉郁等。而钱钟书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决定了其在应 用讽刺艺术手法开展创作时也更具包容性，也就是融入东 西方文学艺术传统的优秀因子，进而使《围城》中讽刺艺 术具有了独树一帜的融合性、集大成化。

　　(一)寓庄于谐

　　以诙谐的笔调描写荒诞不经的故事，在冷嘲热讽的 表象之下反映却是严肃、沉重的客观现实。这是《围城》 讽刺艺术寓庄于谐的独特手法。譬如方鸿渐留学国外时不 思学业，临近毕业时迫于家庭压力不得不购买假文凭敷衍 了事。然而文凭到手后方又反悔，仅仅支付给伪造文凭的 爱尔兰人十美元。受骗上当的爱尔兰人怒不可遏、借酒浇 愁，直想找个中国人打架泄愤。在描写这一造假与欺骗事 件时，作者将小人物的自作聪明与整个国家的外交失败进 行了联系，称“这可能是中国有外交后的唯一胜利” [3]。

　　显然， 一张假文凭与国家外交事务的成败着实风马 牛不相及，然而考虑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外交的现 实困境， 一个底层小人物偷奸耍滑换来的所谓胜利甚至可 以在一败涂地的国家外交面前炫耀一番。如此巨大的反差 下，失败的国家外交愈发可悲、无望。这种寓庄于谐的手 法既是作家以文字直指社会时弊的讽刺表达形式，也体现 了作者本人对于国家、社会发展每况愈下的无奈、愤慨与 悲哀。

　　(二)托实向虚

　　借助具体可见、直接直观的景或物表达难以言喻、不 可言传的情绪、感觉是《围城》讽刺艺术又一极具个性的 特色。托实向虚在小说中的使用较为普遍，也在很大程度 上增加了文字表达鞭挞、批判的力度。

　　比如高松年与猴子尾巴。作者说一个人的缺点就如同 猴子尾巴，当猴子蹲坐在地时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尾巴的存 在。然而， 一旦猴子上树或者爬上高处，则拱起的红屁股 与长长的尾巴就会一览无余。用猴子尾巴的实体、猴子上 树的实景讽刺高松年个性品格的黑暗面，这正是小说托实 向虚讽刺手法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方面，猴子坐在地上时不易显露其长尾，这是讽刺 高未上位时道貌岸然假装正人君子，说明高个性品格上有 很强的矫饰与欺骗性。另一方面，高上位后市侩、鄙俗、 虚荣等恶劣品行随即显现，正如猴子尾巴一般展现在世人 面前。

　　(三)由此及彼

　　在以《围城》为代表的讽刺小说中，作者善用比喻、 乐用比喻、常用比喻，不仅将比喻视作文学语言的根本， 而且指出比喻时相辅相成的两个核心因素分得愈开、合得 愈意外，则比喻愈发新奇、效果愈高。这就形成了《围 城》讽刺艺术的又一典型特色——由此及彼[4]。

　　如同前面提到过角色形象描绘时，人的眼睛被作者比 为哲学理论中的“绝对观念”、手枪射出的子弹、煮熟后剥了壳的鸡蛋等。《围城》中由此及彼的讽刺手法可谓出 乎意料、绝无仅有。

　　由此及彼的比喻或比拟产生的常常是只可意会而无法 言传的精妙情感，其中的内涵颇深，且读者常可结合自身 生活体验琢磨出多层意味，因而这一讽刺艺术手法不仅在 《围城》中应用极广，也往往引起读者强烈共鸣。

　　三、钱钟书作品《围城》中讽刺艺术下的思想底蕴

　　(一)批判

　　喜剧的本质是悲剧，讽刺的文字也绝非为了搞笑。 相反，创作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 《围城》中讽刺艺术下其实有着更为深沉厚重的思想底 蕴。首先是批判，这是作者刺向社会阴暗、丑陋、混乱的 最有力武器之一。

　　《围城》中批判的对象主要包括社会、文化、人性三 个基本方面。正处于全面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充斥着腐败、 上海洋化商埠的堕落、内地乡村贫困、闭塞、陈旧与落后 等。这些环境因素的负面性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以方鸿渐为 代表的底层士绅、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混乱与迷惘。

　　对于文化领域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教育界、知识界崇洋 媚外，以及本土传统文化的糟粕。譬如说到出国留学就如 同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出过洋就如同了了桩心愿、 灵魂健全。而在崇洋媚外的同时，本土传统文化的糟粕仍 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影响。譬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方鸿渐 订下的亲事;表面上既柔且嘉的孙柔嘉其实城府极深并工 于心计，代表了旧社会道家文化的阴柔与政治文化的权谋 等。而对人性的批判则有方鸿渐懦弱胆怯、被动无能;苏 文纨的伪洁、易染、媚俗等。

　　(二)反思

　　正如《围城》中反复多次提到“围城”代表的意象， 城里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进去，不仅是婚姻存在围城 现象，小说一开始出现的假文凭本身也成了一纸围城，主 人公被困在这个虚假证件编制的围城中无法突围。同样， 三闾大学也如同一座围城困住了包括方鸿渐在内的一干人 等。因此，小说作者以“围城”展开的反思其实涵盖了大 多数普通人的一生。

　　四、钱钟书作品《围城》中讽刺艺术的审美鉴赏途径

　　(一)结合时代背景全面认知与理解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创作艺术作品的人同样 在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因此作家作品始终深受客观现实 的全面影响。同理，阅读钱钟书作品《围城》时也不能孤 立地欣赏其中的讽刺艺术，而是结合时代背景全面认知与 理解，这才能在更加整体层面系统性开展审美鉴赏[5]。

　　首先是小说反映的时代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 彼时正逢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弥漫的非常时期。日军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抗战全面爆发。然而国民党消极抗 日一如既往，国统区社会动荡加剧。广大基层民众生活日 益困顿。以方鸿渐为代表的士林阶层前路未卜。即使试图 通过出国留学解决个人发展问题，然而国内大环境的复杂 与不利却使这一群人只能随波逐流、醉生梦死。显然，在一个国力日衰、整个社会逐渐走下坡路的无望状态下，个 人命运势必如同浮萍飘零惶惶不可终日。

　　方鸿渐不属于赤贫的无产阶级，因而欠缺革命斗争的 坚决性、彻底性。由于生活环境尚可且无须为温饱发愁， 方虽然能够接触到进步思想，然而缺乏抛弃旧家庭的决心 与勇气。加之深受传统文化中家长权威的钳制，方逐渐形 成了被动、懦弱、容易退缩却又虚荣的个性品格。加之方 本身欠缺学习与实践能力，出国留学仅仅为了“镀金”， 因而自从购买了假文凭开始，方就不断陷入一轮又一轮 “围城”事件。

　　其次，作者所处时代。钱钟书在回乡探亲途中遭逢日 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于被困之际写下作品。作者在围城 状态下写下《围城》，这一巧合已经说明“围城”的困境 并不仅仅出现在婚姻家庭生活中，而是可能出现在任何场 合、任意状态下。换言之，作者处于动荡时代下不可知未来 的巨大惶惑中，对于社会、国家、群体、个体的深入思考久 矣。困境本身已然具有了“围城”的困顿感，其对文学家 思想的影响既深，也必然反映在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之中。

　　(二)深入挖掘文字背后反映的文化冲突

　　冲突是戏剧性的灵光一闪。文化冲突更是为文学家提 供创作灵感的绝佳源泉。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在遭遇 西方现代文化全面挑战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时刻，西风东 渐带来的反差愈发衬托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糟粕的陈旧 与落后。比如封建家长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小说主人 公方鸿渐不得不面对一桩强加而来的婚姻。及至方留学面 临毕业时，老家的父亲与投资人对于文凭的关注又迫使方 想出了买文*的歪门邪道。

　　又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常见的官场等级制，论资排 辈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这是传统文化糟粕中颇有代表性的 组成部分。小说中三闾大学随处可以发现这一文化糟粕的 现实体现。特别是校长高松年专权弄权的一套尤其成为作 者讽刺的对象之一。农夫赶驴驴不走，农夫就将胡萝卜挂 在驴眼前诱骗驴子前进。驴子能否吃到胡萝卜端看农夫心 情。三闾大学的高校长将教授职位当作了胡萝卜挂在方鸿 渐这头驴眼前。校长的奸诈固然可鄙，然而方的愚蠢又何 尝不令人慨叹。

　　(三)透过现象看本质，拓展思维广度与深度

　　婚姻中的围城现象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依然存 在，这是小说《围城》至今能够引发读者共鸣的重要原 因。然而新时期的读者毕竟不再处于小说创作时期的特殊 历史时刻，东西方文化也不再以尖锐冲突的方式存在于中 国社会，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摒弃糟粕也早已成为当下 人们的共识。故，新时期的读者在对《围城》中讽刺艺术 开展审美鉴赏时还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拓展思维广度与 深度。

　　比如，要意识到围城现象的根源在于思想的自我禁锢 及个性的偏颇狭隘。小说中的方鸿渐其实早于出国前便已 被封建家庭围城了多年，只是由于当局者迷，加之方本人 懦弱的个性与贪图安逸生活的惰性决定了其在任何状态下都难免陷入不同围城的困顿之中。

　　因此，现代人破除围城现象的着眼点就在于形成全局 视角。就婚姻而言，倘若仅仅关注到婚姻带来的好处，则 进入婚姻后必然因为如影随形的“坏处”而迅速带来失望 或逃避的情绪。因此，当下的人们跳出婚姻围城陷阱的前 提之一就是先于索取而考虑付出。即，只有当人们首先考 虑如何为婚姻承担责任与义务，婚姻才能成为促进人全面 成长的磨刀石与加速器。换言之，在男女准备进入婚姻之 前先想想能够为对方带来什么，再思量对方能够为已提供 什么，则婚姻才能拥有相对成熟的思想基础，才不至于在 油盐酱醋的琐碎消磨之下失了新鲜感，而使红玫瑰成了蚊 子血，或白玫瑰成了米饭粒。

　　五、结语

　　不同于大多数小说格外突出情节曲折或离奇，《围 城》是作者以“锱铢积累”形成的作品。这决定了小说貌 似琐碎的故事架构毫不起眼，然而其中讽刺语言的运用却 登峰造极。换言之，读者不能以阅读普通小说的方式阅读 《围城》，而是应以类似品茶的状态反复咀嚼、回味字里 行间的悠长意蕴。正如作者强调“比喻是文学语言之根 本”，《围城》中随处可见的比喻构成了“钱学”独有的 讽刺艺术体系，也使整部小说产生了“一本正经”的喜 剧效果。然而喜剧的本质是悲剧。嬉笑怒骂的讽刺之下 依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刻与严肃。倘若继续放眼作品成 书的时代背景，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下，无知无觉的鄙陋 人性才是最大的讽刺与最浓的悲哀。因此，新时代读者面 对《围城》的讽刺艺术时不能满足于文字内容的表象，而 是既要回顾历史，也当映照当下。特别是小说对于人性的 剖析入木三分，于今人而言如同前车之鉴。当今读者更应 通过小说的讽刺艺术反思自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 不仅是新时期读者系统性欣赏《围城》讽刺艺术的正确方 式，也是在二十一世纪重新焕发《围城》讽刺艺术生机与 活力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贾兵.从主题偏离到讽刺艺术——论我国古代先扬后抑 讽刺手法的发展[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3.40(01):99- 104+121.

　　[2]陈海疆.论钱锺书《围城》的语言讽刺特色[J].辽宁经济职 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05):32-34.

　　[3]王瑜锦.革故鼎新:五四新文化与古典小说研究新格局的确 立[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4(06):65-70.

　　[4]姜荣刚.从神道设教到现实关怀——对近代文言小说嬗变 的一种考察[J].文学遗产,2022(06):143-155.

　　[5]李宇明.语言生活研究与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使命[J].昆明学 院学报,2023.45(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