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轫于建国伊始的当代残障文学，伴随着残疾人事业的推进，经历了从行业讴歌到生命思索，从个体书写到多元融合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了吴运铎、张海迪、史铁生、余秀华等诸多残疾人作家，他们的作品书写残疾，思考命运与抗争，发出生命的强音。此外，以毕飞宇的《推拿》、航鹰的《明姑娘》等为代表的作品表现出健全作家对于残障人群的深切关注，有力推动了残障文学与主流文学融合。经历七十余年的发展，残障文学不仅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补充，更以其跨越磨难的坚韧与乐观彰显出中国文化强大的精神品质。

　　关键词:中国当代残障文学,发展,轨迹

　　残疾与人类相伴而行，书写残疾及其带来的障碍是文学不可或缺的主题。从先秦的《庄子》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到毕飞宇的《推拿》等等，形成了面貌独特的残障文学。当代残障文学发轫于新中国建立后，七十年代末在张海迪和史铁生引领下发展迅速，八十年代随着残疾人事业的蓬勃发展掀开新的篇章，除了残疾作家，莫言、韩少功、闫连科等作家亦纷纷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残疾书写。步入21世纪后，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带来网络平台的普及，为残疾人参与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涌现出了余秀华、蒋萌等新一批残疾作家。综观七十多年的发展轨迹，中国当代残障文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残障书写与行业拼搏赞歌（50年代-70年代）、生命思索与社会隐喻（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的多元融合（21世纪以来），当然每个阶段的残障书写并不是单一的，呈现交错发展的形态特征，为当代文学的丰富和发展注入新的视角与力量。

　　一、残障书写与行业拼搏赞歌

　　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残障文学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作者多为奋战在各行业的人士，主题昂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行业奋斗精神，代表人物有吴运铎、黄乃、高士其等。吴运铎是我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不慎失去左眼、左手四根手指，左右腿亦均有负伤。1952年，吴运铎出版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展现了坚强的人民兵工精神。小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激发起人们强烈的强军报国信念，吴运铎亦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中国盲文之父”黄乃双目失明，投身于盲文方案的创制，为新中国的盲人带来了“光明”。他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盲文刊物——《盲人月刊》，1953年与张文秋等人共同创建了中国盲文出版社，《为盲人创业的战士》是黄乃书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以朴实的文笔回忆了和战友时延敏为盲人事业奋斗的一生，从中亦可看出黄乃为盲文事业拼搏的顽强信念。科普作家高士其的残疾源于一次实验室事故，不幸感染了脑炎，导致全身肌肉僵直，双手颤抖。高士其的文学创作亦具有典型的行业特色，以科学小品、科学诗为主，如《谈眼镜》《和传染病作斗争》等，其科学小诗《我们的土壤妈妈》于1954年获全国儿童文学奖。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残障文学虽然数量较少，但特色鲜明，蕴含强烈的时代奋斗和行业拼搏精神，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文学贴近，对于残疾本身及带来生活的不便与精神的痛苦涉及较少，主要展现发挥余热的斗争精神，格调高昂，为中国当代残障文学吹响了嘹亮的号角。

　　二、生命思索与社会隐喻

　　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是残疾人文学发展的井喷期，作家队伍扩大迅速，作品数量增长可喜。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残疾作家的书写大多带有鲜明的残障经历烙印，自传特色强，拼搏奋进是其主旋律，但相较于前一阶段而言，这一时期的生命思考带有鲜明的“内转”特色，逐步凸显出对“残障”本体的思考，敢于真实展现痛苦、挣扎等多层生死蜕变，这使得残障书写更为立体与丰富。同时期的健全作家（与残疾作家对应）则大多以隐喻手法，通过残疾书写探究社会问题。

　　（一）生命思索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残疾人文学发展迅速，这与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大力推进关系密切。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推进残疾人事业的大踏步前进，不仅为残疾人融入社会提供保障，同时也使“残疾”作为伴随人类的生存状态逐步成为社会所认知和接纳，思考和书写残疾、参与社会建设、为残疾人发声成为残疾人投身文坛的重要动力，涌现出了张海迪、史铁生、贺绪林、柯愈勋、刘水等一大批残疾作家，残障文学发展逐步专业化、多元化。

　　残疾与生命状态息息相关，书写珍爱生命、不屈拼搏仍旧是这一时期残疾作家的中坚主题。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1]。”残疾并不代表生命价值的终结，郁结之气更能激发奋斗的志气，这种可贵的拼搏精神迢递千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残疾人奋进。1983年张海迪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散文《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用实际行动向广大青年传达了残疾人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引发热烈反响，此后完成的自传体小说《轮椅上的梦》讲述了双腿瘫痪的方丹不懈追求理想的故事，唱出了一首残疾人奋进的青春之歌。张海迪的作品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它点燃了无数残疾人心中的火把，激励他们重燃生活的希望，对残障文学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战斗英雄史光柱用顽强的毅力自学盲文，坚持文学创作，完成了诗集《我恋》《背对你投下黑色的河流》《眼睛》等多部作品的创作，鼓舞残疾人群积极投入生活。《复活的琴声》是盲人诗人周嘉堤于1984年出版的诗集，正如书名那样，诗人从失去光明的痛苦中“复活”，发出“我歌唱生活，阳光贴我多近”“只要执着的追求，追求就是生命[2]”的新生宣言，展现出新时期残疾人昂扬的精神面貌。

　　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推动社会接纳残障的同时拓展了残障文学的宽度，从个体经历走向群体探究，进而推广到对人类共性问题的思考是这一时期另一主题，残障文学的书写逐步呈现“内转”的发展态势，史铁生是其中杰出代表。史铁生于1972年因腰部疾病导致双腿瘫痪，后逐步开始文学写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蜚声文坛。但有意思的是，较早之前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9年）并未涉及残疾，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文学史中更多是被看成知青文学，书中主要着墨于知青时期对淳朴山村的记忆，对残疾初期的病况涉及较少，虽然痛苦无可避免，但更大程度上被消解于乡亲及土地的温情之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91年的《我与地坛》和《我二十一岁那年》，史铁生以纪实的口吻回顾了罹患残疾的心路历程，这是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他在医院里甚至暗下决心：“要么好，要么死”，虽然最终了选择活，但如《我与地坛》中所述，他孤独彷徨暴躁，无情地伤害着亲人，尤其是深爱他的母亲。史铁生偏转了常见的残障书写，不是跨越式完成痛苦的历练，而是真实地剖析罹患残疾后的心路历程，不再回避恐惧、迷惘、挣扎，选择再现实现跨越必须经历艰难的精神与肉体的生死蜕变，这既是记录，也是宣告：残疾的痛苦不仅在身体，更在于精神的激流与险滩，正如其小说《命若琴弦》中老瞎子做出的选择——带着绝望将没有希望却又代表着希望的白纸塞进小瞎子的琴匣，这便是最好的答案。史铁生揭开了重启人生的背后需经历怎样的浴火重生，磨难使他拥有了超越痛苦的能力，在《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作品中他平静地从残疾视角探讨命运、爱情、金钱、信仰等人类共性问题，通透睿智而坦荡，这是经过生死抉择后的史铁生的精神史，正如著名作家余华在采访中多次提到：“铁生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对于当代残障文学而言，史铁生的价值不仅在于作品，更在于构建了更为健全的精神架构。

　　这一时期，还有柯愈勋、陆政英、刘锡祥、欧亚民等残疾作家，他们用诗歌、小说、散文等不同的文体书写残疾感悟，各有特色。如柯愈勋腿部罹患残疾，做过煤矿工人，他的诗歌讴歌浑朴的黑煤、环伺的群山、昂扬的井架，还有300米下的“地心人”，充满阳刚之美。部分残疾作家选择非残障主题的书写，如微型小说家吴金良主要着眼于刻画普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如《醉人的春夜》《李安醉酒》等，刘水著有野马河系列小说，贺绪林除残疾书写作品，完成了厚重的关中匪事系列小说，王占军则致力于中长篇小说创作，完成了《七星镇》《白衣侠女》等作品，呈现出广阔的文学创作视野。

　　（二）社会隐喻

　　挖掘残障书写的社会隐喻功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即有呈现，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一位“迫害狂”患者的日记，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的疯癫不仅是其自身的疯癫，亦是社会疯癫的折射。此类作品还有鲁迅的《药》、郁达夫的《沉沦》、柔石的《疯妇》等，“狂人”“华小栓”“疯妇”等残疾形象成为时代特征、民族命运的代码。陈彦旭在《美国文学中残疾人形象之流变研究》一文中探究了残障书写与社会隐喻的关联，指出：“由于文学本身便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因而不难理解文学中的残疾人物往往成为影射社会顽疾的表征[3]。”当代残障文学隐喻书写始于八十年代，代表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1985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1985年）、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1998年）,此后闫连科于2004年发表了充满荒诞色彩的小说《受活》亦是此类作品。作为寻根文学的主要倡导者，韩少功创作了小说《爸爸爸》，以寓言的手法，通过一个长不大的白痴丙崽的故事，讲述了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莫言的小说则塑造了多种类型的残疾人物群像，如《白狗秋千架》中因荡秋千跌下而落下残疾的暖，《蛙》中先天残疾的侏儒王胆等，《檀香刑》中智力低下的赵小甲，他们鲜活地存在于莫言的高密世界，用特殊的视角观察着世界。《透明的红萝卜》富有强烈的隐喻意义，智力低下的黑孩生活在原应民风淳朴的农村，然而他却艰难地在孤独与侮辱中生存，着迷地寻找透明的红萝卜，莫言以童话般的手法表达了对于民族失落的精神家园的悲叹。此后，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讲述了一个同样荒诞的故事，一个由盲人、哑巴、聋人组成的家庭是和谐的存在，他们没有语言，但有温暖的人性。然而健全人的世界却无情地排斥他们，孩子们唱着侮辱性的儿歌，成人们肆无忌惮地用讥笑、偷盗侵犯他们，最后王老炳一家从渴望融合到失望退缩，最后被迫离群索居于河对岸，退回到真正没有语言的生活。这个故事同样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正如东西在序言中所叹息的那样，曾经作为时代前沿的发声者，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作家们逐渐学会了沉默，他们在埋头汲取西方文学的同时不觉与现实渐行渐远，唯有躲避在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甘愿做个‘聋人’”[4]。“失语”的状态是无奈的，失去了独特的中国气味的作品仿佛失去了方向与灵魂，正如没有语言的王老炳一家唯有选择渡河退让，被迫拆掉连接的小桥，这正是作家们面对时代变迁时手足无措的“失语”象征，也是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危机投射。

　　三、新世纪的多元融合

　　21世纪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文学经历着从传统纸媒到数字媒体的转变，网络平台为个体书写搭建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平台，文学创作及发布日益突破传统文学苑囿，呈现出强烈的普适特征，这对于残障书写及传播具有跨越性意义，网络不仅为残障人群提供了解社会的渠道，更成为他们融入社会的端口，不少残障作家在新媒体开设个人账号，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走向并融入公众文化领域。余秀华是近年来在网络颇受关注的女诗人，她生活在农村底层，在脑瘫导致的摇晃中挣扎前行，用诗歌记录生活，讴歌理想，主要代表作品有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等，2019年推出首部自传体小说集《且在人间》。余秀华作品目前评价最高的是诗歌，她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多个平台同步发布作品，从极高的更新频率看，余秀华的诗歌创作或者可以看成是其生活记录，不少网友在其作品下发表评论互动，这是网络时代文学传播的重要特质，对于像余秀华这样的残疾作家或者是用文字记录生活的残疾人群而言，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平台。总体来看，余秀华的诗歌想象新奇大胆，语言凝练干净，充满了率真而强力的情感，呐喊出对爱的渴望，她如同一颗忐忑的稗草，害怕春天的到来，但又是一棵扎根于泥土的稗草，顽强地在春风中摇曳。这种活在泥泞，精神却在云端吟唱的强烈反差再一次向大众展示了残障文学的特殊力量，引起广泛关注。此外，王忆、蒋萌、刘厦、李子燕、高淳等大批新秀也不断加入创作队伍，撰写了《轮椅上的青春》《生命是劫后重生的奇迹》《遇见生命》《左手爱》《风逝》等多部优秀作品，显示出残障文学在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多元走向。

　　这一时期毕飞宇的小说《推拿》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打破了常见的隐喻手法，选择盲人推拿师群体为描写对象，无论是放弃音乐梦想的都红，还用希望用钱捍卫尊严的王大夫，“沙宗琪推拿中心”发生的林林总总都是对特殊人群的独立、尊严、爱与信仰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这是健全作家对于残障人群的正面关注，对残障文学与主流文学融合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四、结语

　　2021年，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对残疾人事业发展做出明确规划，进一步强调其重要性。作为残疾人文化事业的强力支撑，残障文学在自身取得大力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扶持。2023年8月22日，残疾人文学座谈会暨《人民文学》残疾人文学专刊征文启动仪式在京举行，宣布将通过专栏等形式助力残障文学。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残健共享共建社会文化将会得到更快速的发展。回顾当代文学的发展，残障文学随着时代大踏步前进，在丰富当代文学的同时以其跨越磨难的坚韧与乐观彰显出中国文化强大的精神品质。对于史铁生们而言，书写是精神的自由奔跑，对于当代文学而言，残障文学已成长为融汇其中的湍湍激流。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著,文天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16:440.

　　[2]孙恂编.中国残疾人文学作品选[M].华夏出版社,1990:127-128.

　　[3]陈彦旭.美国文学中残疾人形象之流变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208-212.

　　[4]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