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下简称贫困生）既是教育扶贫的重点对象，更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群体。当前该群体面临着“经济—心理—发展”三重叠加困境：在经济层面承受着学费支付、生活保障等现实压力；在心理层面呈现低自尊、高焦虑倾向及职业认同缺失等特征；在发展层面存在抗逆力薄弱与就业竞争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尽管国家通过“奖助贷勤补免”多元化资助体系有效缓解了其经济压力，但心理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却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这种失衡状态已严重制约着该群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破解这一困境需要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的双重驱动。本研究创造性融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支持观与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理论，通过解构社会支持系统的构成要素与作用机制，着力构建包含学校支持、家庭支持、政策支持、社会支持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支持机制，这一机制旨在通过制度保障、文化引导与专业赋能产生经济纾困与心理赋能的双重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提升抗逆力、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责任感等积极心理品质，推动该群体实现从“生存型资助”向“发展型育人”的范式转换。其理论价值在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心理育人的方法论体系，实践意义则体现在为“三全育人”机制的完善提供实践支持。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积极心理品质的概念

　　积极心理品质是个体在应对逆境过程中形成的持久性正向特质，是个体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重要基础。根据塞利格曼的PERMA理论模型，其构成要素包含五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如图1所示）：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体验（Engagement）、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人生意义（Meaning）及成就动机（Accomplishment）。

　　马克思主义社会支持观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积极心理品质的核心要素可解构为抗逆力、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责任感。抗逆力是指他们在面临经济压力时表现出的心理弹性与适应能力，具体表现为压力认知重构与资源动员效能；完成学业目标与职业发展的信心水平，即自我效能感，直接影响其行为选择与持久性；而社会责任感则是他们通过技能习得实现社会价值反哺的行为倾向，构成贫困生群体意义系统的核心要素。

　　二、社会支持机制的三维框架

　　社会支持机制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系统，可以从主体、功能和形式三个维度进行剖析。

　　高职院校社会支持体系的实践困境

　　一、主体支持碎片化

　　高职院校社会支持体系的多元主体间协同效应不足，呈现显著的碎片化特征。首先，家庭作为基础支持单元，普遍存在“物质供给优先，心理沟通缺位”的倾向。其次，尽管高职院校普遍设立心理咨询中心与辅导员体系，但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难以开展深度心理干预。再者，现行《学生资助管理办法》以经济援助为核心，对心理健康支持的政策设计存在显著缺陷，心理健康服务未被纳入预算范畴。最后，企业与社会组织多以短期捐赠为主，缺乏长效帮扶机制，难以形成稳定的支持生态。

　　二、制度与文化双重掣肘

　　社会支持体系的运行受制度缺陷与文化壁垒的双重制约。首先，部门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贫困生心理档案与资助信息无法跨部门共享，导致资助精准度下降与资源重复配置。贫困生认定标准僵化，未纳入心理评估维度，易造成“经济脱贫而心理未脱贫”的悖论。其次，社会对贫困生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形成隐性排斥。贫困生因担忧“被特殊化”而回避心理咨询，学校帮扶多停留于表层关怀，缺乏对贫困生主体性的尊重。

　　三、专业支持能力匮乏

　　高职院校在心理与职业支持领域存在显著不足。首先，心理辅导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心理教师数量不足且专业培训欠缺，难以应对复杂心理问题；心理服务多为通用型团体辅导，缺乏针对贫困生的专属模块设计。其次，当前高职院校职业支持体系面临的首要困境是就业指导教师与学生配比严重失衡，贫困生群体因缺乏系统性职业规划支持，在职业定位、行业认知及生涯决策等方面存在显著劣势，使得贫困生在就业准备过程中缺乏全面的指导和帮助。再者，贫困生实践机会有限，高职院校职业服务缺乏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无法为贫困生提供足够的实习和实践机会。

　　“四位一体”社会支持机制的建构路径

　　针对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社会支持机制存在的实践困境，本文提出构建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这一机制旨在通过制度保障、文化引导与专业赋能，实现“资助”向“育人”的范式转型。

　　一、主体协同：构建多元支持网络

　　为了实现“四位一体”协同机制的有效运作，各主体之间需要加强沟通和协作，共同构建多元支持网络。第一，家长需要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从“经济供给者”向“情感陪伴者”转型。他们需要关注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子女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慰藉。第二，高职院校需要加强对贫困生的心理辅导和教育支持。学校可以开发“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课程包”，将抗逆力训练、自我效能感提升等积极心理学理念融入思政实践课中。同时，学校还需要加强辅导员和心理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辅导能力。第三，政府需要修订和完善资助政策，将心理支持纳入考核指标体系。政府可以要求高职院校提交“心理支持成效报告”作为拨款依据之一，从而推动高校加强对贫困生的心理支持和教育。此外，政府还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贫困生支持项目，为贫困生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第四，企业和社会组织需要积极参与贫困生支持项目，发挥自身的优势和资源。他们可以与高职院校合作共建“技能扶贫工作室”，为贫困生提供实习岗位和职业导师等支持。

　　二、制度保障：完善政策体系与信息共享

　　首先，政府应进一步细化贫困生资助政策，将心理支持明确纳入资助范围，设立专项心理支持资金，用于贫困生的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同时，制定贫困生心理支持服务标准，规范服务流程，确保服务质量。此外，政府还应鼓励高职院校开展心理支持相关的科研项目，为贫困生心理支持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其次，政府应建立贫困生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互通。通过信息共享，可以更加准确地掌握贫困生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和学习状况，为制定个性化的支持方案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信息共享还可以避免资源的重复投入和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三、文化引导：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

　　为了构建有利于贫困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校园氛围，必须从文化层面出发，加强文化引导。高职院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通过举办心理健康月、心理讲座、心理剧表演等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师生的心理健康意识。同时，鼓励贫困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自信心。此外，高校应加强对贫困生心理支持的宣传和教育，改变社会对贫困生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四、专业赋能：加强心理辅导与专业支持

　　专业是社会支持机制中提供具体服务的重要力量。为了提升贫困生的心理支持水平，必须加强心理辅导与专业支持。高职院校应加强心理辅导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辅导员和心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辅导能力。通过定期举办心理辅导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同时，鼓励辅导员和心理教师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案例素材。此外，高校应建立贫困生专业支持服务体系，为贫困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支持。通过设立心理咨询中心、职业规划指导中心等机构，为贫困生提供心理咨询、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等服务。同时，加强与校外专业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引进优质的心理支持和教育资源，为贫困生提供更加专业、有效的支持服务。

　　该研究通过系统分析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的“经济—心理—发展”三重困境，构建了“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四位一体协同机制，通过制度保障强化政策衔接、文化引导消除认知偏见、专业赋能提升服务质量的三维路径，实现了经济纾困与心理赋能的协同效应。这一机制创新不仅推动了资助模式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育人”的范式转型，更通过培育抗逆力、自我效能感与社会责任感等核心心理品质，为贫困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贫困生心理支持的长期效果和影响，通过跟踪调查和评估研究，了解心理支持对贫困生学业成绩、就业竞争力、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长期影响。同时，加强对贫困生心理支持政策的宣传和推广，提高社会对贫困生心理支持的认知度和支持度。

　　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社会支持机制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出发，推进主体协同、制度保障、文化引导与专业赋能等措施的落地，为贫困生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支持服务。同时，我们还需要不断关注和研究贫困生心理支持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和优化社会支持机制，为贫困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融入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