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民国日报》作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报，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迅速投入抗战宣传之中。其抗战宣传的主要内容包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谴责日军所犯下的战争暴行；塑造前线抗战将士的英雄形象；围绕蒋*石庐山谈话宣示的抗战方针，报道军政要员坚决拥护的态度。这些多方面的宣传实践，有效唤醒了江西民众的爱国热情，凝聚起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强大力量，充分彰显了地方党报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报刊作为政党宣传的重要载体，在近代中国政治生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举国震动。在事变发生后的一个月中，《江西民国日报》即以大量篇幅刊发关于抗战的宣传报道，这些报道有效地发挥了战时宣传功能，凝聚了江西地方社会的抗战意志。然而，目前关于《江西民国日报》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关于抗战时期《江西民国日报》宣传报道的研究同样较为欠缺，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间。笔者拟在学习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卢沟桥事变后《江西民国日报》的抗战宣传进行必要的探讨。

　　卢沟桥事变后《江西民国日报》开展抗战宣传的背景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于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包围宛平城，并于次日凌晨发起攻击。8日当天，日军连续发动三次进攻。此后，日军又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周边地区，战事时断时续。7月17日，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表明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7月20日下午，日军再次进攻宛平城、长辛店，被第29军部队击退，团长吉星文在战斗中负伤。

　　日军完成增兵及进攻的部署后，随即发起进攻平、津的作战。7月28日晨，日军发动总攻，并重点攻击南苑的29军军部，中国官兵浴血抵抗，伤亡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及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在天津，日军肆意轰炸、纵火，尤其是对南开大学等学校的破坏，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此后仅仅数日间，北平、天津即告失守，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

　　卢沟桥事变后《江西民国日报》抗战宣传的主要内容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江西民国日报》成为重要的抗战宣传阵地。通过多方面的宣传报道，该报有效地履行了其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使命，彰显了地方党报在民族危亡时刻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揭露日军侵略野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江西民国日报》发表多篇社论，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日军蓄意挑衅的行为及其侵略本质。这些社论不仅是对日军侵略野心的深刻剖析，更是对民族存亡危机的振聋发聩之音。

　　1937年7月10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仅仅几天，社论《卢沟桥事件》即指出：“据各方电讯，日方继续增兵，似有预定企图。”并将卢沟桥事变与九*八事变联系起来，“吾人苟不健忘，当能忆及九一八前夜之惨痛，宛平卢沟，何异第二之白山黑水？创痕犹在，涕泪何从，国人当憬然有悟于中矣”。社论揭示“宛平卢沟”在日军侵略野心之下，将重复东北沦陷的惨痛历史，试图以悲情的历史记忆唤起民众从中醒悟。

　　1937年7月24日社论《慰劳抗敌将士》中，尖锐地批判了“苟安之念”的危险性。文中指出：“局势虽表面和缓，而日方阵地未移……且日方增军，源源不绝，关东军已全部调入榆关，揆其作用，实仍不能放弃其大举侵略之企图。”在此种形势之下，切不可“稍存苟安观念，以中敌人缓兵之诡计”。社论进一步痛陈：“如或悻冀和平，偷安旦夕，则将来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并以“得寸进尺为敌人历史上最显明之事实”为警示，暗含对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步步侵华的历史逻辑的总结。社论以史为鉴，警告若再以苟且偷安的心态应对卢沟桥事变，则必将会酿成更大灾难。

　　《江西民国日报》更通过全局性的分析，揭穿日本的谎言。7月27日社论《扩大抗敌宣传》援引日本《朝日新闻》在卢沟桥事变前披露的“大陆经济会议”计划，详述日本企图通过建立“中央经济委员会”，以实施日本、伪满、华北所谓“三位一体”的“经济计划”。这种蓄谋已久的布局，证明卢沟桥事变实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环节。社论并指出：“今局势表面虽比较沉寂，而实际情形，却依然万分紧张，不有抗战之决心，何裨永久之和平？此吾人所应深切认识者也。”呼吁民众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增强抗战的决心，以求实现真正的和平。

　　针对日本政客“维持东亚和平”的说辞，《江西民国日报》进行了有力的驳斥。7月29日社论《维持世界和平？抑造成世界大战？》，以近卫文麿“此次派兵目的，在维持东亚和平”的谬论为靶心，针锋相对地进行揭露和批判：首先以“玩火于火药库”的隐喻，暗示心怀侵略野心的日军将玩火自焚；继而援引日本《读卖新闻》和《纪事报》的警示，借日媒之口指出“中日冲突”将可能引起更大、更危险的战争和纠纷；最后引用苏联《真理报》的分析：“日本尽其全力谋夺取此经济上及军略上十分重要之华北，盖为未来大战之准备也。”如果华北落入敌手，那么“不但华北可以变成伪满第二，而且日本可以利用其优越地位，对苏联作半圆式之包围，而使苏联俯首就范”。这些详尽的论述，既揭穿了日本“维护东亚稳定”的伪善面具，又凸显日军侵略野心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将中国的抗战纳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视野。

　　谴责日军暴行。1937年7月22日，《江西民国日报》在报道中揭露了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战争暴行。报道详述了7月20日，日军背弃和平承诺，于下午1时突然向宛平城发动大规模炮击的残酷事实。在短短两小时内，日军向城区发射炮弹“达五千余发”，导致“居民死伤，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这些现场描述，深刻揭露了日军炮击造成的惨烈人道灾难。晚上7时，日军再次发动更为猛烈的炮击，致使“全城民房，无一完好”，证实了日军对民用设施的蓄意摧毁。

　　在1937年7月31日的报道中，《江西民国日报》谴责了日军蓄意摧残中国文化教育的暴行。报道详实记录了1937年7月29日至30日，日军对南开中学、大学的攻击：日机连续两日轰炸南开中学及大学，投掷燃烧弹，引发大火，同时日军炮队在海光寺直接炮击南开大学；日军“为全部毁灭计”，于30日下午派遣骑兵百余名及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报道中以“烟云蔽天”“红黑相接”等具体描述，描绘出文化殿堂沦为焦土的惨状，并强调日军轰炸后复加以纵火的行径，暴露了其“欲根本摧残我国文化”的企图。报道指出，南开学校是拥有三千余师生的学术重镇，日军却蓄意将其毁灭。报道中还引述校长张伯苓的悲壮宣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愈益奋勇”，凸显日军暴行对南开以至中国文化教育的戕害。

　　树立抗战榜样。《江西民国日报》聚焦于前线将士的英勇事迹，塑造抗战英雄形象，以激励军民的斗志。吉星文指挥第29军37师219团将士抗击日军，1937年7月21日《江西民国日报》的报道中，称赞吉星文为“英勇的斗士”，并叙述其奋勇应战而不幸负伤的事迹。7月24日的社论《慰劳抗敌将士》中，更是将吉星文的形象升华，称赞其“固守宛平，始终不懈”，其展现出的忠肝义胆，足以“励士气，而激全民族抗敌之意志矣”。将吉星文直接定位为激励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榜样。

　　1937年7月28日，日军以重兵进攻南苑，赵登禹、佟麟阁均于此役中壮烈殉国。7月30日，《江西民国日报》即对此进行了报道：“二十九军百三十二师长赵登禹，军官教导团教育长佟麟阁，于南苑团河之役，不幸阵亡。”并附有佟麟阁略历，称赞其“素富爱国心，治军极严，与士卒共甘苦，每遇作战辄奋身向先”。“为国成仁”“固与中华民族同垂不朽也”。7月31日，该报以更详细的篇幅报道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殉国之经过”，报道后附有赵登禹略历，称赞其“骁勇善战，慷慨豪侠”，并着重强调赵“三次冲锋，已受重伤，犹复亲冒弹雨，指挥作战”。最终结论性地指出，赵登禹“卒至为国捐躯，开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光荣之一页”。将其壮烈牺牲的事迹提升至民族解放史的高度。

　　拥护蒋*石庐山谈话。1937年7月17日，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演讲，阐明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此后，《江西民国日报》通过报道军政要员对庐山谈话的拥护态度，构建起“团结抗战”的舆论氛围。

　　1937年7月20日，李宗仁、白崇禧及黄旭初联名致电国民政府，7月22日，《江西民国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引述李宗仁等人“拥护蒋委员长主张”的电文：“宗仁等欣聆国策，已决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广西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7月23日的报道中提到：7月22日刘湘“召集各军长谈话，对蒋委员长在庐山关于卢沟桥事件之谈话，表示绝对拥护，川康各军应在整个国策下听候中央驱策”。7月30日，《江西民国日报》又报道了7月28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对记者所发表的谈话。龙云表示蒋*石庐山谈话“所提出四点最低限度之立场，不但得全国民一致拥护，国际间亦极表同情”。“应以最大之决心，准备与祖国牺牲，以求延续我国家民族五千年之历史”。龙云的这番谈话，将抗战牺牲的意义提升至维系民族存续的高度，与蒋*石庐山谈话的精神高度契合。

　　卢沟桥事变后《江西民国日报》抗战宣传的特点

　　深刻的揭露性与批判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江西民国日报》即以尖锐的笔锋，揭露日军的侵略野心并强烈谴责其战争暴行。报纸并未停留于事件表象的报道，而是深入剖析日军行动的预谋性。尤为突出的是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深刻批判了侵略者的残忍与毁灭文化的企图。这种基于事实的深刻揭露与强烈批判，不仅彻底撕下了侵略者的伪装，更为凝聚同仇敌忾的抗战意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鲜明的精神动员性。在揭露日军罪行的同时，《江西民国日报》着力塑造前线抗敌英雄形象。报纸浓墨重彩地报道吉星文英勇奋战而不幸负伤，佟麟阁、赵登禹壮烈殉国的事迹，并将这些前线将士的形象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与此同时，报纸紧密围绕蒋*石庐山谈话宣示的抗战方针，报道了各地军政要员的鲜明表态和坚定响应。这些宣传报道，有利于弥合历史嫌隙，营造出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政治氛围与舆论声势。

　　灵活的策略性与战时功能转型。《江西民国日报》的抗战宣传策略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既回溯历史教训、引入国际视野以警醒民众，同时也充满对罹难同胞、文化浩劫的悲愤情感，实现了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统一。尤为关键的是，尽管其根本上属于国民党地方党报，但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它突破了党派局限，将抗战宣传报道置于首位。通过持续而有力的舆论引导，《江西民国日报》唤起了江西民众的爱国热忱，为全面抗战初期江西省的社会动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情感基础，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地方党报在民族危亡关头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