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在中国共*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为抗议直系军阀破坏总工会成立的暴行，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罢工运动。“二七”大罢工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彻底的革命性、高度的组织性和坚强的斗争品质，形成了伟大的“二七精神”。反思这次大罢工运动失败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传承“二七”精神，赓续红*血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七”大罢工概述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野蛮阻拦和破坏。军阀的暴行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愤慨。2月4日，在中国共*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罢工运动。2月7日，吴佩孚、曹锟、萧耀南等调动军警，在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面对北洋军阀的高压态势，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严重的牺牲，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根据中共武汉区执委和中共北方区执委的指示，决定暂时退却，联名下达《复工令》，劝工人忍痛复工。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暂时以失败结束。

　　“二七”大罢工之各方反应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后，受到影响的有直系军阀、北京政府、商会、其他工会组织等各个群体。由于阶级利益不同，各方分别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罢工做出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反应。下面重点从京汉铁路工人、直系军阀、政府当局、京汉铁路的下级员司和商会、支持者和同情者五个方面对“二七”大罢工之各方反应进行探讨。

　　京汉铁路工人。“二七”惨案发生之前，罢工的领导者对形势的发展变化预判失误。罢工的公开领导机构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实际指挥机构则是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当时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担任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在《回忆“二七”大罢工》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大家也都未料到会由于京汉路成立而发生突然事变”。由此可见，罢工的领导者对吴佩孚态度有可能发生突然变化是估计不足的。1922年，党领导的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直接威胁到吴佩孚的根本利益，特别是长辛店铁路工人八月罢工的胜利，致使其“每月损失六万元，每年损失约七八十万元”，政治、经济上的损失使得吴佩孚对工运的态度不得不从容忍转变为镇压。但是罢工的领导者没有对这些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认真调研，虽然李*钊曾经说过“吴佩孚毕竟还是吴佩孚，我们不要对他存有什么幻想”，工会方面也未尝不知与吴佩孚终不免有一日决裂，但是正如邓中夏所说“未料及有如是之速”。

　　罢工组织者过于轻敌、麻痹大意。1月30日，工人代表赴洛阳与吴佩孚交涉。吴说：“郑州是军事区域，岂能任意开会？”其中蕴含的意思是：你们要在军事区域开会，那就违犯了我的军法，我就以军法来处理。又说：“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这就是说，要用武力镇压了。可惜工人代表当时没有很好地领会吴的意图。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屡次阻挠，街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甚至发生军警与参会代表和工人的肢体冲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种反常现象已经预示着未来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1922年罢工运动风起云涌，而且罢工斗争往往能获得相当的胜利，这无形中助长了组织者的轻敌情绪。

　　部分工人对吴佩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罢工开始后，京汉铁路长辛店分会发表通电称：“我们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侵犯我们自由者，黄殿辰、赵继贤、冯沄三人而已。”从这则通电中可以看出，罢工主要针对的是成立大会的直接阻挠者和破坏者，而没有将矛头直接对准其幕后指使者，说明对吴佩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因为之前吴曾信誓旦旦地说要“保护劳工”，一定程度上迷惑了部分工人。

　　总工会指挥失灵，分工会各自为战。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军阀阻挠破坏后，与会代表们群情激愤，一致决定以全线大罢工作为报复。经过秘密会议讨论，决定将京汉铁路总工会移至江岸，各分工会统一听总工会命令，确定了总工会和各分工会的负责人、联系人，还成立了工人纠察团和调查队。这些准备工作是合理的。在三天的罢工中，工人们坚强勇敢、团结一致，连续击破了军阀们的种种阴谋和武力恐吓。但是，由于没有掌握电报电话等电讯部门，因而，在大罢工开始以后，总工会便和各地分工会失去了联系，全线各站的工人处于被分割状态中，彼此之间缺乏支持和沟通，最终被军阀各个击破。

　　军阀们自食前言，阴险狡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吴佩孚妄想武力统一中国，在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收买人心，通电发表所谓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是“保护劳工”。吴表面上标榜“保护劳工”，可一旦罢工威胁到他的真正利益，他就撕破假面具，派兵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得到吴佩孚赏识的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仗势欺人、两面三刀，一面假惺惺地支持工人开会，一面又暗地里密电吴佩孚，谓工人等“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明目张胆，集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要求禁止大会召开。

　　在罢工的开始阶段，军阀主要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甚至假借人民的名义，迫使工人复工。待到罢工的第三天，吴佩孚布置停当，便开始向全路工人进攻。在他们看来，长辛店和江岸这两个地方，工人集中，组织较强，曾进行过多次罢工斗争，特别是当时总工会又在江岸，而且两地相距遥远，难以呼应。如果把这两个地方的罢工镇压下去，那么全路的罢工也就不攻自破了。所以一开始先从长辛店下手，然后推向南方。军阀的这一策略给罢工以致命打击。

　　除了武力镇压，军阀们还利用掌控的媒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比如，京汉铁路工人筹备开会之前，事先曾将开会宗旨、时期及地点，登载各报，并得到了该路局长赵继贤的许可。赵还故作姿态，特允调换星期日例假、届时填发乘车免票和加挂头二等客车车辆，以方便代表和来宾赴会。但是，事后赵却诬蔑工人未经许可擅自集会。又如，江岸屠*之后，萧耀南在对外发表的通电中，诬称工人为“匪徒”，硬说工人先开枪射击军官，诬赖林祥谦是“取枪格斗而死”。对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愤怒地谴责道：“萧耀南纵兵杀人、强*、抢钱、放火，简直是土匪，反捏称所杀的工人是‘土匪’不是工人；他们用枪弹横杀徒手的工人，反捏称工人施放手枪，我们正痛惜当时工人没有手枪！”

　　政府当局也献媚军阀，不对军阀的罪行进行鞭挞，反而替惨杀工人的军阀大加辩护。2月22日总统黎元洪针对“二七”惨案专门发了一道命令，大意是说京汉铁路工人违犯刑律，以罢工为要挟，不服长官劝告，与军警发生冲突，致有死伤。对此，民主革命者高君宇嘲讽道“照此命令，不但将军阀一场残杀的罪恶轻轻遮掩了过去，反而将保障‘约法’的工人说成了罪戾……这样助纣为虐的心事，可算是无微不至了”。

　　除了为军阀开脱罪责，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质问，政府当局均一概置之不理。2月11日下午，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百余人专门在众议院小议场开会讨论工潮问题。讨论结果，决定一面由到会议员提建议案，一面对政府要求四项调和办法。当众人拿着调和办法去面见总理张绍曾时，张绍曾却说对于释放、抚恤、撤兵等事，一切须听各方长官依法处理。总统黎元洪说得更巧妙：“政府对于工潮，仍一任驻在各路之军事当局自行处置，不肯居高压之名。”一句话，就把政府的责任给推脱开了。

　　政府当局表面上说不参与其中，实际上却暗地里执行高压政策。北京政府密电曹锟将拿获的11名“二七”罢工首要“即就近发交军法处从严审处”。对外禁止长辛店被打伤工人进入北京城，对内严加取缔学生同情工人的活动，同时大批搜捕工会负责人员和革命分子，查封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内务部向上海、天津、汉口、南京、济南等地警务处发出密电，要求严密防范聚众演讲等轨外行动，以期把工人反抗消灭于无形。

　　京汉铁路的下级员司和商会。针对京汉铁路的下级员司，工会没有很好地争取过来，或与之建立统一战线。比如，工会方面当时未对司机、电话电报生做相当的联络工作，因此没有得到他们的丝毫帮助，以致罢工开始后出现联系中断、信息不通的情况。《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第五条载，“凡京汉铁路的下级员司，欲加入本会者，须得两个工人会员的介绍及所在地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这无形中增加了下级员司入会的门槛，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拒之门外。其实，他们所得薪水极低，同样有斗争需求。

　　由于罢工时间接近年关，正是商人最赚钱的时期，给商人们造成了不小损失，所以一些奸商在军阀的唆使下，发表宣言明确反对罢工运动。综观各地商会的通电，大多对此次罢工持否定态度。其一，多言罢工给商人造成的经济损害，如《京师总商会电》中“现年关在即，百般货物往来营运，迥异平时。而关于市面金融之周转，百货之流通，莫不待数日铁路之运行，以为生活之命脉。今者京汉铁路以罢工而停车，路线所趋，三省商业陡生障碍，而关于联运各省，亦皆受影响，为害岂有涯矣”；《郑州军警政商学界电》中“年关伊迩，诸务停顿，有帐难收，有家莫归，败失财产，奚止数万”。其二，奉劝工人尽快复工，如《京师总商会电》中“今为我工人竭诚相告，郑州之事，应就当日真情另行提出研究办法，公道自在人心，无难解决。对于自身托命之铁路，亟当先行复业，以免运输停顿，害及大多数之同胞”；《汉口商会电》“饬即照常开车，庶几来往咸安，运输无误”。

　　支持者和同情者。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主要有其他工会组织、一些报刊媒体等。

　　其他工会组织是京汉铁路工会最大的同盟者，不少工会亦纷纷举行不同程度的罢工支援京汉铁路工会，但在军阀的严酷镇压之下相继失败。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有一个“罢工援助案”，该案提出，某地发生罢工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应即通知各地工会，各工会接到通知后即进行不同形式的援助，直至举行同情罢工，使全国的工人斗争在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按照这个议案精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各地区各行业工会代表离开郑州时曾议定：如果京汉铁路罢工问题在三天之内得不到合理解决，各地工会即举行同情罢工以进行援助。铁路方面，当时举行同情罢工的有道清、正太、津浦、粤汉等路。京绥、京奉等路也都进行了罢工的准备工作，但是由于军阀防范很严，罢工没有得以实现。其他行业方面，江岸屠*后的第二天宣布罢工的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不幸均遭失败。之后又有武汉的电灯、电话、自来水工人罢工，均在准备中即遭镇压。

　　一些同情工人运动、客观报道罢工消息的媒体机构遭到封禁破坏。比如，2月8日清晨大批军警将真报社围抄，仅仅根据搜出的“关于劳工的各种文稿”，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秩序”的罪名将社址强行封闭。武昌《大公报》，因不附和萧耀南，亦被迫停刊。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二七惨案全过程有大量详细、及时报道的《晨报》这样评论道：“此次京汉路发生风潮，本报曾据实记载，以告阅者。乃日来警厅方面颇有当局对于本报将有不利之警告。……若徒以防川之术，箝制舆论，恐非国家前途之福，抑岂高拱在位者所能长此安富尊荣耶。”表达了对当局限制舆论自*的不满。

　　“二七”大罢工的影响

　　说到“二七”大罢工悲惨的结果，一般人认为是失败的，但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正如中共创始人之一董*武同志在纪念“二七”大罢工时的题诗——“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其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

　　其一，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各类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或宣言，鞭挞军阀的暴行，给罢工斗争以声援，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军阀政府的虚伪和残暴。《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工友通电》云：“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该数工会成立有年，成绩显著，总工会成立大会自属合法行为，乃工人应有之权利。曹吴等居然用武力解散，已属破坏约法，蹂躏人权。如斯不足，复唆使军队，横加惨杀，强迫上工。似此拥兵作威，草菅人命，诚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也！……对此万恶军阀之无理摧残，怒发所指，万众皆然。”“打倒军阀”遂成为当时人们的一致呼声。其二，这给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中国共*党以警醒。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总结了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相当薄弱的当时，中共三大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从而促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