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托育政策的推进，校社家协同育幼已成为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重要趋势。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强调“建立健全校社家协同育幼机制”，陕西省及西安市亦同步推出配套实施方案，推动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在此背景下，教师作为连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核心主体，其角色实践对政策落地与协同效能具有关键作用。

　　国外研究较早关注托育服务中的多方协同性，如瑞典“社区—家庭—机构”协同模式中强调专业人员的协调作用，美国通过立法明确学校与托育机构的合作职责。国内研究则多聚焦家校合作形式创新，对“校—社—家”三维协同中教师角色的动态实践与冲突调适探讨较少。既有研究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限，为本研究留下探索空间。

　　校社家协同育幼理论

　　一、实践共同体理论

　　实践共同体理论由Lave与Wenger提出，其核心为：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共享目标、互动机制与资源网络形成协作团体，进而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实现知识共创与实践优化。其一是联合事业的共识性，强调校社家需围绕“婴幼儿全面发展”形成一致目标；其二是共享智库的资源性，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均共享显性资源和隐形资源；其三是相互介入的互动性，比如教师主导活动、家长参与实施、社区资源支持的密切性会直接影响协同的深度。

　　二、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核心是关注政策工具对协作过程的塑造作用。在托育领域中，校社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园所—家庭—社区”的治理网络，使得各分散主体得以有序协作，同时，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协同的行为，比如法规约束、资金补贴、信息引导等，进而激发协同的动力，并动态监测各方需求的适配度，避免形式化协作。

　　三、角色理论

　　角色理论聚焦社会互动中个体的行为规范与身份张力。作为托育领域中的教师，在协同育幼过程中承载“政策执行者”“资源协调者”“专业指导者”等多重角色，三类角色相互嵌套形成行为系统，而不同主体对教师角色的期待存在差异，又会直接导致角色张力，增加教师心理负荷，为了缓解这一现状，教师就需要通过角色调适化解冲突，将协同育幼从教师的“被动配合”走向“主动共创”。

　　四、生态系统理论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将个体发展置于嵌套式环境系统中。从微观系统直接互动（“家—园—社”直接互动质量对育幼效果有决定性作用）到中观系统联动效应（各方合作强度越高，育幼资源合力效益越大），最后到宏观系统文化制约（社会文化观点和政策环境，影响价值取向），最终协同育幼的广度和深度。

　　校社家协同育幼中教师角色的多重性

　　一、角色的复合性

　　其主要来源于校社家协同育幼这一机制下多元培养目标与多需求的交织。在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既是育幼工作的主导者，又是连接家庭与社会的中介者，需同时回应教育目标、家长诉求与社区资源供给。作为教育实践者，需落实国家地方各项政策中的具体要求，通过设计适龄育幼活动促进婴幼儿的身心发展与成长；同时作为资源的协调者，需对接社区托育点、妇幼保健机构等社会资源；作为政策传递者，需要将《西安市托育服务实施方案》中“普惠托育补贴”“医育结合”等政策条款转化为可操作的育幼方案。三者相互嵌套，呈现“教育—协调—政策”的复合角色特征。

　　二、角色的动态性

　　随着托育政策要求的不断调整，教师的行为还要与婴幼儿发展需求变化及协同阶段推进而动态调适。在协同初期（政策落地阶段），教师以“政策解读”为核心；在协同中期（机制运行阶段），行为重心转向“资源整合”；在协同深化阶段（效能优化阶段），则聚焦“育幼质量评估”。这种动态调整机制既是对托育政策“精准化实施”要求的响应，也是适应婴幼儿发展需求阶段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三、角色的关键性

　　作为校社家协同的“纽带”，教师的角色实践直接影响育幼资源的整合效率、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及协同目标的达成度，是协同机制有效运行的核心保障。从实践共同体视角看，教师作为连接学校专业性、家庭主体性与社会资源性的“中介变量”，其角色实践质量是决定协同育幼机制能否从“形式化合作”走向“实质性协同”的核心枢纽。

　　托育政策导向下教师角色的实践样态

　　一、政策执行中的“转化者”角色

　　首先，教师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与通俗化的传递，比如将《西安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中“租金补贴”等专业条款，转化为“每月托育补贴申请清单”等具象化内容，方便家长理解。在问卷调查中发现有58.3%的教师通过“家长微信群推送政策解读图文”实现传递，32.5%则依托“季度政策宣讲会”“线上社群”等渠道进行深度解读。其次，教师还需要将政策要求与园所实践进行适配，转化为可操作的育幼方案，例如将“医育结合”政策转化为“社区医生每月入园健康筛查+教师跟踪指导”的联动机制，调查结果显示通过此模式使婴幼儿健康管理覆盖率从65%提升至89%。最后，还需要建立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机制，及时向家长、社区收集实践中的政策适配性问题，并反馈至教育主管部门。

　　二、沟通协调中的“枢纽者”角色

　　教师在沟通协调中的实践过程聚焦于打通校社家三方的信息壁垒与资源断层。调查显示，67.2%的教师主要通过“一对一家访”传递婴幼儿发展信息，53.3%的教师会组织“家长育儿经验分享会”，促进家庭间的经验互鉴，同时通过定期家访、家长开放日等各种形式来反馈婴幼儿发展情况，协调家长参与育幼活动，提升沟通深度与效果。除此之外，还要注重校社资源的联动性整合，主动对接社区托育点、图书馆、妇幼保健院等机构，构建“育幼资源共享圈”。

　　三、专业指导中的“服务者”角色

　　教师作为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服务者”，主要是通过专业能力输出，进而提升家庭与社区的育幼水平。首要任务是系统化地传递育儿知识，围绕“0~3岁婴幼儿身心发展”“婴幼儿语言启蒙”等核心经验，开发相关的“阶梯式育儿课程包”，在调查中发现54.2%的教师会“每月开展1次主题育儿讲座”，43.3%的教师则通过“线上微课”推送“辅食添加指南”“亲子互动游戏设计”等内容，有针对性地提升家庭育幼能力。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为特殊需求家庭提供定制化指导，比如针对双职工家庭，推荐“社区托育点+幼儿园延时服务”的组合模式。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参与式培训活动，从而提升家长的实操能力。

　　校社家协同育幼中教师角色的突出问题

　　一、角色认知的“模糊化”

　　教师对自身角色认知模糊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是对政策工具认知的片面性，在调查过程中，仅31.7%的教师能准确说出《西安市托育服务实施方案》中“社区托育点与幼儿园资源共享的具体条款”；68.3%的教师将政策认知局限于“资金补贴”等保障性工具，对“跨部门协作机制”“育幼服务标准”等规范性工具的认知存在明显短板。其二是对角色边界认知的混淆性，38.3%的教师承认“会代替家长制订育幼计划”，混淆了家庭的育幼主体性；27.5%的教师将“社区资源整合”等同于“对社区托育点的管理监督”，忽视了协同中的平等合作原则。

　　二、角色实践的“冲突化”

　　教师在角色实践过程中的冲突主要来源于多重多维度目标的制定。从个人角度来说，协同育幼任务与日常教学任务的叠加导致时间与精力分配失衡，造成工作负荷过大，调查显示，72.5%的教师认为“协同育幼工作加重了教学负担”，68.3%的教师反馈“因协同任务挤压了备课时间，导致日常教学质量下降”。从校社家角度来说，不同主体对教师角色的期望本身就存在显著差异。学校更强调政策执行效率，家庭则聚焦个性化育幼服务，社区则关注资源整合的便捷性。这种期望差异使37.5%的教师陷入“满足一方需求而忽视另一方”的困境。除此之外，教师现有的能力与协同育幼高需求的适配性存在冲突，调查显示45.8%的教师“缺乏跨部门沟通技巧”，导致社区资源整合效率低下；39.2%的教师“未系统学习过婴幼儿心理发展知识”，难以应对特殊需求家庭的育幼指导；28.3%的教师“对数字化育幼工具（如线上协同平台）的运用能力不足”，制约了协同育幼的智能化推进。

　　三、支持体系的“薄弱化”

　　其一是针对教师协同育幼能力培训缺乏系统性，在调查过程中，有16.7%的教师表示曾参与过社区资源整合能力培训，但多为“一次性讲座”（占比75%），同时在培训中缺乏“案例研讨”“实操演练”等环节，导致学用脱节，教师在应对复杂场景时能力不足。其二是校社家资源共享机制缺乏稳定性，比如在该托育园与社区托育点的合作中，长期稳定合作项目仅占23%；同时家庭育幼资源的开发利用率较低，资源整合仍停留在表层对接阶段，从而限制教师角色实践的深度与广度。其三是针对教师协同育幼角色实践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园所的现有评价仍聚焦于“教学成果”“幼儿安全”等传统维度，缺乏将“社区协作率”“家长满意度”等协同育幼成效相关维度纳入考核，导致大部分教师重形式、轻实效，有65%的协同活动存在“为了完成任务而开展”的状态。

　　托育政策导向下校社家协同育幼中教师角色的优化路径

　　一、重塑联合事业：明确角色定位与共识

　　首先作为托育园方，应该建立校社家角色协商机制，吸纳教师、家长代表、社区工作者、教育专家等多方参与，通过定期研讨会明确各方职责，让教师负责“政策解读与专业指导”、家长承担“育幼主体责任”、社区提供“资源支持与场地保障”。同时，基于托育政策要求与园所实践编制相关“操作手册”，再次明确细化三类角色的核心行为与边界，帮助教师精准把握角色定位和具体职责。

　　二、重构共享智库：整合资源与支持

　　通过构建系统化的资源与能力支持网络来实现融合。其一，可以先从搭建校社家资源共享平台开始，将“政策资源、专业资源、家长资源”进行整合，教师可通过平台检索快速对接资源，进而提高资源的使用率。同时，构建分层能力培训体系，设计“基础—进阶—专家”三级培训课程。基础层聚焦“托育政策解读”“沟通礼仪”等必备能力；进阶层强化“冲突调解”“资源整合策略”等核心能力；专家层培养“育幼质量评估”“协同机制设计”等高阶能力，进而实现教师“社区资源整合能力”的层层提升。

　　三、重建介入关系：深化协同与互动

　　建立多主体常态化的“双线融合”互动网络，线上依托协同育幼微信群实现日常需求实时响应，教师、家长、社区工作者可随时发布资源需求、反馈育幼问题。线下推行每月联合育幼日，开展“亲子运动会+社区资源展+政策咨询会”三位一体活动，这不仅能及时回应各方需求，还能实现共同参与实践强化角色协同。同时，完善角色实践评价反馈闭环，家长维度聚焦育幼指导满意度、政策资源利用率，社区维度关注协作效率、资源对接精准度，园所维度侧重育幼质量提升幅度、政策执行合规性等。评价结果通过定期的反馈会告知教师，并配套个性化的改进方案，最终形成“实践—评价—改进”的闭环优化路径。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为托育政策在基层的精准落地提供了来自执行主体的实践参照，亦为教师角色重构与协同能力提升提供了具体学理依据。但单一的样本研究结论在普适性上存在局限，后续研究将扩展至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托育机构，从不同视角针对教师角色实践进行研究，以期为构建更具适应性的校社家协同育幼体系提供更系统、坚实的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