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所处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文明发展阶段视角来看，“档案治理现代化”本质上代表的是人们围绕着档案治理、知识治理这一核心目标，进行一系列治理实践进而实现档案资源价值最大化的过程。内在来看，“档案治理现代化”至少包括档案治理者的现代化、档案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档案治理文化的现代化、档案治理技术的现代化等多个维度，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档案治理者的现代化”。用“档案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档案的开发利用具有内在的发展逻辑，其治理效能比传统的档案开发利用模式更强。

　　档案治理现代化所蕴含的内在逻辑

　　在不同的治理领域，“档案治理现代化”具有相对差异化的逻辑。例如，在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工商管理等治理领域，“档案治理现代化”坚持的是资本逻辑、利润逻辑、市场逻辑；而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领域，“档案治理现代化”则更多地指向公共利益、公共价值的最大化。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立足于公共治理领域，探索档案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知识资源。

　　一、坚持以服务社会大众为导向

　　在理论意义上，“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学术命题最早进入大众视野是近十几年的事情。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上升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目标，也有学者将其称为“第五个现代化”。从逻辑关系上来看，我国档案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党成立100周年时，习*平总*记曾经专门对我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总体思路和具体要求。我们认为，档案治理现代化之所以“现代”，在理念层面上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它坚持“以服务社会大众”为鲜明导向，而不是以“管制档案资源”为导向。传统的档案管理体制下，以政府为主导的档案管理模式“重管理，轻服务”，没有把档案事业作为是一种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所彰显的“服务型事业”，而是“管制型事业”，或者说“管理型事业”。从这一点来讲，“档案治理现代化”就是一种以社会大众需求为导向的档案资源开发模式。

　　二、坚持多个利益相关社会主体的合作治理

　　在传统的档案管理体制下，“档案管理”是少数人的业务，而在档案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档案治理”则是由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组成的一个“大多数人的事业”。结合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来看，档案的治理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人民团体、企业和公民，这些主体通过命令、协调、统筹、合作等，为实现共同的档案治理目标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资源共享、互利合作、不可分割的“档案合作治理”格局，是一种基于信任与合作的网络结构。其中，不同的档案治理主体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承担不同的档案治理任务。党组织和政府主要是通过行政工具和命令，提供必要的资金资源，发挥档案合作治理的基础作用；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则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下以公民需求为导向，根据不同职能承担档案治理角色；公民是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公民，享受档案治理带来的成果。

　　三、坚持治理过程的数字化赋能

　　一般性意义上来讲，在我们所处的高度信息化、数字化环境下，档案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依托于新媒体、大数据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这也是档案治理现代化在技术层面的最核心特征。在档案治理现代化的范畴上，如何用一种整体性治理的姿态来集中回应公众的档案需求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曾经将“线上治理”（On-line Governance）作为其实现公共资源整合、跨部门联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的社区档案治理实践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地区在实践中广泛利用了诸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宽带网络系统等，用于连接起网格内各种利益主体，超越了行政部门林立、行政层次不一的碎片化状态。从档案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出发，我们在实施档案网格化治理的时候，不应忽视我们正处于新媒体时代即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这一时代的核心是“信息的创造与交流”。

　　档案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档案开发利用的原则导向

　　档案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档案开发利用，必定是坚持以档案服务效率、效益、效能最大化为目标，通过组织各利益相关主体、采用多元的公共政策工具或管理手段、技术手段等把档案全寿命周期、全过程的各个要素和环节组织起来予以实现。

　　一、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档案治理现代化在终极的目的意义上必须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契合。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意义上，我国70多年的档案发展史始终一以贯之地将“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这即是一种“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具体表现。面向未来，未来的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必须坚持“公共性”原则，即一方面在“价值理念”层面上，包括基层档案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档案治理主体必须确立起一种超越个体私利、走向维护公共社区、公共利益的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在“实体参与”层面上，又要因循着平等对话、协商共治的精神去自觉建构起一种“协商民主”的治理对话氛围，为塑造出适合现代公共生活的价值理性进行良性合作。

　　二、档案知识资源的集成化原则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价值链、产业链、人才链、业务链、资金链、决策链的不断延伸和细化，任何行业领域的档案资源都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精细化、分众化、分散化等特点。以公共市政工程档案资源为例，一般的公共市政工程从前期的规划立项、手续审批、造价咨询、招标等再到中期监理、总承包、分包等多元主体的进场，涉及的主体多、手续多、环节多、资料多，其档案管理具有复杂性的突出特点。从这一点上讲，集成管理本身提倡文本知识资源的连续性，即从一开始产生即严格按照精细化的流程、标准等进行立卷归档。换言之，档案的精细化管理是前提，档案的集成化管理是提升。

　　三、“以人民为中心”原则

　　包括档案治理现代化在内的现代公共治理创新都是基于特定的“价值伦理”而展开的，例如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高扬“效率优先”价值，而新公共服务运动则倡导“公平优先”价值，整体性治理思潮、合作治理理念等则将具有整合性的“公共性价值”推崇备至，倡导一种融“效率和回应性”于一体的价值导向。在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的“效率主导”价值后，当前正在进入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新价值时代，这一点理所应当地为“档案治理现代化”所遵循。

　　档案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档案开发利用的关键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档案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多样化的主体、多样化的制度、多样化的技术等，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设计档案开发利用，应当重视以下几个关键路径。

　　一、法治化开发路径

　　我们所处的“档案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更是一个法治化的时代。对于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来讲，如果没有法治化进行保障，那么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公共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将无从谈起。从这一点上来讲，档案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程序化、规制化、法治化的知识治理。因循着法治化、制度化的治理思路，针对后现代化背景中充满不确定性的“档案工作环境”，以公共卫生领域的档案资源开发为例，我们认为应当尽快修改国家层面的档案法、应急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增加关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赋权地方政府以创设地方性档案工作方面的条例规章等，重点赋予突发事件中多元主体参与、兼职档案管理员归集档案等过程中的责权利，激发全员参与、全员归集、全员开发利用管理档案的局面，最终形成一个“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人人参与、制度保障、资源协同”的档案协同治理框架。

　　二、数字化开发路径

　　档案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借助数字化技术才能超越时间、空间、组织边界、学科边界、业务边界等因素的限制。以应对新冠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档案管理体制，因此需要从分散化、多元化的档案管理主体逐个寻找相关的档案文件，且这些档案文件因不同地域、不同地方的差异有所不同，档案文件本身也存在时效性上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此，为了实现档案开发利用的现代化，国家层面在统筹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时，可以由国家档案管理部门牵头，应急管理部门、其他业务部门协同，并与地方性多元一体化的“档案管理委员会”联网，建设国家层面的突发卫生事件档案管理数据库，例如在这一数据库中可以按照“政策法规—应急预案—医疗资源储备—常用图纸资料—历史案例—专家库”等子集开辟档案专栏，实现跨部门、跨地域、跨行业的档案资料共享。同时，我们应该大力倡导“互联网+档案标准化”的治理创新，希望以此作为一个克服多主体协作障碍、跨层级协调障碍、信息不对称障碍等的重要机制。未来的档案治理体系应当致力于实现全业务类型、全业务流程、全责任主体、全表单模板的信息化，借助在线审批系统、在线组卷系统、在线表单系统等实现“信息化+标准化”的管理。

　　三、合作治理开发路径

　　档案知识资源从“沉睡”状态进入“价值创造”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过程，需要激活“精细化的档案需求侧”和“档案知识资源的供给侧”两个端口。因此，档案治理提倡多主体、多技术、多要素等开展合作治理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路径。在这里，我们以某地域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例。众所周知，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是一个系统性、无缝隙的合作过程，是一个由多元的开发主体构成的一个集体。这种跨部门、跨层级、跨主体的“任务型组织”在动态开发本地域红色档案资源方面一个首要的技术性策略即要实现“档案信息的高效共享”。没有这种关于协同化信息的共享机制，档案开发主体将会因为信息不全面从而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困难。而若要建构起一个高效的本地域红色档案资源信息共享机制，至少应当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个层次是建立起关于本地域红色档案的所有政策信息流、审批备案信息流、诚信档案信息流等数据库，并对任务型组织内部各单位成员互相开放、联网、共享。另一个层次在于操作层面上，可以尝试在这个跨部门的任务型组织队伍之间建立动态化、信息化的数字台账，这一档案台账本质上是民间红色档案资源普查的动态更新，既可以在日常的档案开发中进行登记、查询、公开和共享，也可以在诸如专门的本地域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等方面配套应用，是一种理想化的、动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执行工具。

　　档案治理现代化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档案治理现代化的不同业务单元中，档案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因为它决定着档案知识资源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社会、被公众所享用。本文从档案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入手，分析了档案治理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档案资源开发，以及如何高效地开展档案资源开发工作，提出了“法治化路径”“数字化路径”和“协同化路径”等三个基本的建议，希望能够为学术界探索档案治理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知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