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武昌阅马场孙中山铜像(图1)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雕塑对历史情境的构建与权力的视觉表达。铜像由雕塑家江小鹣于1931年完成,以孙中山1924年北上议和的形象为基础,通过写实手法展现其坚定神态。铜像选址于武昌“红楼”前,此地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通过空间与历史的互文,将孙中山形象融入革命叙事,塑造集体记忆。

　　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由中国本土雕塑家制作的孙中山铜像开始出现在公共空间。其中由雕塑家江小鹣所制,于1931年10月10日落成于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红楼”前的阅马场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尤其引人瞩目。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革命而言,武汉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武汉成为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诸多重要历史记忆的储存之地,为国民党对政治符号的塑造与运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为新兴的中国现代雕塑家尝试通过构建历史情境实现对权力的可视化表达提供了空间。

　　一、铜像建铸过程与政治意图

　　武昌阅马场孙中山铜像(图1)修筑过程相关史料大多语焉不详,基本未见征选、审核过程于报端。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可知,武昌阅马场孙中山铜像的建铸正式开始于1930年。«民国日报»1928年10月2日登载:武昌将铸造孙中山铜像;«新闻报»1930年1月16日刊载的«鄂筹建总理铜像并筑总理纪念堂»报道:“鄂各界建铸总理铜像,成立筹备会,铸像地定黄鹤楼,又总理纪念堂,已定公共体育场,即开工。”这一地址已经很接近铜像最终落成的“红楼”前阅马场。1930年2月,湖北省党部决定成立湖北省各界建铸总理铜像筹备委员会,制订了组织章程,筹备会地址就设在湖北省党部内。1930年6月,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向总理铜像筹备会主任左铎推荐江小鹣,江氏于1931年8月将铜像铸造完成。1931年10月10日,该像于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门前阅马场落成,并举行揭幕典礼。该像通高6.1米,像身高约2.32米,由铜像、花岗岩基座及台阶构成。铜像基座正面原刻有何成濬所题“精神不死”四字,其余三面为左铎所撰碑志内容,包括孙中山革命事略与铸像经过。1952年整修铜像时将原国民党党徽及伪政府的领衔磨去,改刊红五角星。正面“精神不死”四字与碑志,亦在20世纪50年代被磨去,于1981年修整铜像时在基座正面补刻“孙中山先生之像”。

　　根据该像碑志所载,建铸该像的发起者与主要支持者为何成濬,其人军武出身,1930年2月正式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陆海空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而该铜像建铸筹备委员会是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的组织下成立的,筹备主任左铎为时任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委员会地址设置于湖北省党部内。该像的筹备工作虽名义上由湖北省政府牵头进行,实则其筹备工作的发起与推进均是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主导下展开的。因此,武汉阅马场孙中山铜像的建铸工作则是以“党务”性质进行,建铸铜像筹备方的身份性质与建铸铜像的实质目的直接相关,那么最终会作用于铜像本体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

　　二、塑造形象与构建历史情境

　　江小鹣在铜像人物形象的构建中着眼于对特定历史情境的“还原”,实现对权力的视觉表达。江小鹣保持了注重写实的造像观念,从该铜像中人物动态、衣着来看,与孙中山于1924年12月4日携宋庆龄乘船抵达天津时在船上拍摄以及同年孙中山抵达天津火车站时所摄的照片非常接近。江小鹣塑造的孙中山形象指向了具体的历史事件。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11月,孙中山动身北上,途经上海时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在华特权的宣言;之后抵达天津会晤张作霖,直至12月31日抵达北京。孙中山北上谈判的政治目标并未达成,孙中山在上海的宣言与段政府“尊重条约,外崇国信”的立场矛盾激烈,张作霖、段祺瑞先后在津京两地与孙中山的接洽交涉中均表现出虚与委蛇,但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北方民众对这位来自南方的革命领导者所表现出的欢迎与崇敬。这场北上谈判成为孙中山一生政治活动的终曲。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消息很快传至全国,这位病逝于促成宪政恢复与国家统一的征途中的革命者,走出了省级政治空间,在全国乃至全球视野下的政治舞台完成了近乎悲壮的谢幕。江小鹣在湖北省党部“红楼”前以雕塑形象还原这段历史,其背后的政治价值在于,彼时国民党通过对成就孙中山民族偶像之名的政治事件加以利用,使国民党成为孙中山政治资源的继承者,雕塑家在雕塑形象中的历史叙事,成为强化政治权力的视觉符号。

　　三、空间、记忆与权力的互文

　　通过视觉形象构建历史情境以表达权力,仅以雕塑形象自身还无法完成其符号系统的建构。雕塑形象所指涉的历史须在与所处空间的产生互文与配合。武昌阅马场孙中山铜像落成之处为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红楼”前,这座建筑为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旧址,因以红砖砌墙体,故称“红楼”。1907年9月20日,清政府通过君主*制向君主立宪的制度转变而维系统治,在京师设立资政院,并命各省于省会设立谘议局。湖广总督赵尔巽于1907年12月31日开始在武昌筹备湖北谘议局,设立湖北谘议局创办所。1909年9月,继任湖广总督陈夔龙选定武昌阅马场北端、紧靠蛇山的演武厅绿营会所旧址营建谘议局大楼。为配合清廷“预备立宪”的政治路线,“红楼”一改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仿效日本西式议院建筑结构与风格,彰显了清廷内部政治变革的决心。彼时中国政治结构中,立宪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已不可调和,“红楼”的现实职能与象征寓意随着两条路线之间矛盾的彻底爆发而转变。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起义成功后,旋即成立湖北军政府,设址于“红楼”,颁发第一号布告,宣布废除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并通电号召各省起义。于是,“红楼”成为在辛亥革命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武昌起义”的发生地。孙中山并未直接参与武昌起义,而是在美国进行政治走访与演讲,为革命筹措政治与经济支持。尽管孙中山处在武昌起义革命中心之外,但在国内外的政治视线中,孙中山与这场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国内革命团体的呼吁下,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抵达香港,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应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前来武汉,10日孙中山在“红楼”与黎元洪会面,并向在场130余位官员作«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讲。至此,孙中山与“红楼”这一“辛亥首义”的历史发生地实现了实质性的交汇。掌握孙中山政治符号塑造与运用权力的国民党,将孙中山以国民党缔造者的形象加以塑造,并强化其与辛亥首义之地的联系。而安置于作为党部所在地的“红楼”前,由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导下建铸的武昌阅马场孙中山铜像,塑造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缔造者的形象,并将此形象并入武汉作为辛亥“首义之城”的革命史叙事中,以构建与强化国民党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叙事中的合法形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作为一项“党务”而进行建铸的武汉阅马场孙中山铜像,江小鹣颇具匠心地更换了孙中山身份塑造的重心,以1924年完成国民党改组后,作为国民党总理身份北上议和的孙中山形象塑造铜像,使辛亥革命与北上议和两个历史情境汇合,起到了纪念性空间中的视觉符号系统构建历史叙事的作用。另外,铜像中人物身着作为国民党官员正式礼服的长袍马褂,更强调了孙中山国民党总理的身份,进一步从视觉上强化了国民党运用与塑造孙中山政治符号的目的。时至今日,武汉阅马场孙中山铜像在最初所蕴含的政治意图已经消解,至今仍屹立于武汉阅马场的孙中山铜像与“红楼”共同构成了对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史的纪念之地,形塑着中华民族对革命史的集体记忆,而江小鹣在雕塑形象构建中做出的开拓,对当下纪念性公共雕塑的研究与创作仍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