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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常花鸟画的“ 物象取舍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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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17 14:58:20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南宋画家法常(牧溪)的花鸟画以独特的物象取舍与笔墨运用著称,其作品既体现了简练自然的笔墨精神,又坚守形神兼备的美学追求。

  南宋画家法常(牧溪)的花鸟画以独特的物象取舍与笔墨运用著称,其作品既体现了简练自然的笔墨精神,又坚守形神兼备的美学追求。文章以法常«六柿图»«水墨写生图卷»«龙虎图»等作品为研究对象,从物象取舍的原则(简练自然的笔墨、形神兼备的表现)与具体表现(构图的精简与留白、笔墨的浓淡变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探讨其如何通过对物象的精准选择与提炼,结合笔墨技巧构建画面意境、传递情感与文化内涵,揭示法常花鸟画中物象取舍的艺术价值及其对传统与当代绘画的启示。


  一、法常的生平简介


  牧溪是南宋蜀地禅宗画家,生卒年不详,因战乱到杭州为僧。画史上对其绘画艺术褒贬不一,褒者称其喜画龙虎等,随笔点墨,意思简当;贬者称其画作枯淡山野、粗恶无古法,只适合僧房道舍。他与日本和尚圆尔辩圆交往,画作传至日本,对日本禅画影响巨大,被誉为“日本画道之大恩人”。宋代以禅道入画,茶道配合赏画参禅论法,绘画作用重要。牧溪禅画多以实物为主,有韵律感,风格清淡素雅。圆尔辩圆访宋求法,推崇牧溪画作,还将禅学、书画、茶道在日本整合成仪式化欣赏模式。牧溪继承发扬石恪、梁楷水墨简笔,墨法蕴藉,对后世画家有影响。他性英爽嗜酒,曾品评政要惹祸。在当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甚至一度被批评为“粗俗”“不入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常的艺术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特别是在代,法常的绘画作品开始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被视为文人画的典范。明清时期,法常的绘画风格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文人画家都从法常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将其视为学习的典范。法常的生平虽然资料有限,他的艺术成就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的绘画作品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宝贵遗产,也是禅宗文化的重要载体。法常通过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宇宙的深刻理解,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法常的艺术生涯,不仅是个人艺术追求的体现,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禅宗思想与艺术创作完美结合的典范。

  二、物象取舍的原则

       (一)简练自然的笔墨


  在工笔花鸟画中,简练自然的笔墨是艺术家表达情感与意境的核心手段,而这一手段的实现,首先依赖于对物象的精准取舍。法常(牧溪)的作品对此展现得尤为鲜明,其物象取舍并非简单删减,而是基于对自然物象本质的深刻洞察,以简洁元素承载丰富内涵,为笔墨运用奠定基础。


  «六柿图»堪称典范,其画面仅选取六枚柿子,完全舍去背景与冗余陪衬,却通过对柿子形态、神韵的精准提炼,将自然界中柿子的生动意趣浓缩于简洁形象中。这种取舍要求艺术家穿透表象,抓取物象本质—六枚柿子的摆放看似随意,实则暗含对形态节奏、疏密关系的推敲,使画面在简约中见张力。同样,«写生花鸟图卷»中的花鸟、植物也经精心筛选,去除繁杂枝节,仅留存最能彰显神韵的关键部分,如对石榴的描绘,仅突出果实饱满形态与枝叶舒展之姿,以简驭繁,让物象生命力更突出。


  简练自然的笔墨还体现在笔触与墨色的运用上。法常用笔精炼却极具表现力,«六柿图»中柿子的轮廓以寥寥数笔勾勒,线条自然流畅,无刻意雕琢之感,却精准传递出果实的圆润质感;«写生花鸟图卷»中花鸟的羽翅、枝干,通过或轻或重或疾或徐的笔触变化,生动展现灵动姿态与蓬勃生机,实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在墨色运用上,法常崇尚朴素,«六柿图»借墨色浓淡区分柿子的形态与质感,无须色彩点缀便使物象鲜活可感;«写生花鸟图卷»以墨色为主导,通过干湿、浓淡变化营造环境氛围,让观者在黑白灰的交织中感受自然意韵。


  此外,画面物象数量的布局也是简练笔墨的重要体现。法常作品中物象数量虽少,却蕴含深厚意趣。«六柿图»的六枚柿子在简洁构图中传递出质朴宁静的生活气息,«写生花鸟图卷»以少量花鸟构建充满生机的自然场景。这种“以少胜多”的策略赋予作品广阔解读空间,使笔墨能更专注于情感与意境的传递,最终实现画面整体的和谐统一。


  (二)形神兼备的表现


  “形神兼备”是中国花鸟画的核心追求,法常的作品通过物象取舍与表现手法,深刻诠释了这一理念。其物象选择既重“形”的精准,更重“神”的传递,使作品超越自然摹写,成为情感与文化的载体。


  在物象选择上,法常偏好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这些物象既是自然的缩影,也是文化与情感的寄托。«水墨写生图卷»中的梅花、竹子、蔬果便是典型:梅花象征坚韧高洁,竹子代表清雅气节,蔬果蕴含生活本真。法常将自然之美与文化内涵融合,使作品承载了更深厚的精神价值。即便是«叭叭鸟图»中的寻常鸟类,也经其取舍赋予独特意趣,通过对鸟的动态与神韵的捕捉,传递出自然生命的灵动,展现物象选择背后的情感与文化考量。


  物象的提炼则体现了法常高度的概括能力。他不拘泥于细节的烦琐描绘,而是通过简练笔墨抓住物象本质。«叭叭鸟图»中,叭叭鸟的形态仅以数笔勾勒轮廓与羽翅,却精准捕捉其动态神韵,无关细节被大胆舍弃;«水墨写生图卷»对花果、禽鸟的描绘同样如此,如绘石榴时,仅突出果实饱满与枝叶舒展之姿,以简洁笔墨提炼形态,让画面明快而神韵凸显。这种概括并非“简化”,而是对物象生命力的精准抓取,使“形”的精简与“神”的凸显形成统一。


  意境的营造进一步强化了形神兼备的效果。法常通过构图与笔墨,将物象融入特定氛围,使“形”与“境”交融,“神”借“境”彰。«水墨写生图卷»中,竹林以疏密有致的竹叶、层次分明的墨色营造清幽氛围,观者仿佛置身其中,更能体会竹子的高洁;«龙虎图»将虎置于简约背景中,通过背景的烘托强化虎的威严,使虎的形态与神韵在环境中得到升华。这种物象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让形神兼备的表现更具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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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物象取舍的具体表现


  (一)构图的精简与留白


  法常花鸟画的布局以“简洁”与“空白”为核心,借助对形象的挑选与安排,实现“以简驭繁”的艺术效果,从中可以感受到画家在构图上的独特匠心。中国美学讲究空白之美,汤贻汾于«画鉴析览»中提到无画之处亦为画,这正是虚实相生的手法;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强调山、水不宜过于直露,似断非断、虚实相生的含蓄表达更具深意。这不仅是形象选择理念的延伸,也是画面形式美的关键所在。留白是法常构图中的另一重要方式。它并非单纯的空白,而是“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艺术体现。通过留白,画面中的物象仿佛得以“呼吸”,观者能够在空白处展开联想,虚实关系更加丰富,层次感与空间感也随之提升。«墨葡萄图»«六柿图»这两幅画整体画面充满空灵感,留白之处颇多,几乎充斥着整个画面。另外,构图的精简并非简单删减,而是通过对物象的精心选择与布局,确保每一笔、每一元素都服务于主题。法常的«墨葡萄图»仅以几串葡萄和几片叶子构成画面,却通过墨色浓淡变化将葡萄的形态与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精简要求艺术家对物象的作用有清晰判断及多余元素被剔除,核心元素被突出,使画面主题集中,观者注意力自然聚焦于核心内容。最后,在«六柿图»中,六个柿子散落于画面,周围大片留白既突出了柿子的形态,又营造出静谧深远的氛围,使观者在欣赏时产生心灵共鸣。这种留白与精简的结合,让画面在形式上和谐统一,也为意境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他把柿子排成两行,第一行有五个柿子,第二行仅一个,这单独的柿子恰好能打破第一行柿子排列的单一感,使整个画面既沉稳又鲜活。这种布局是牧溪精心设计的成果,五个柿子排列的间距有远有近,还有的被遮挡,体现出前后的遮掩关系;从中向外由大至小,带有一定透视变化的弧度,在当时绝无仅有。这样创新的画法,与牧溪的禅宗思想密切相关,展现出独有的美。


  (二)笔墨的浓淡变化


  笔墨的浓淡变化是法常花鸟画物象取舍的重要辅助。它通过强化核心物象、弱化次要元素,构建空间层次、实现虚实对比,最终传递情感与意境,使“取舍”的效果通过笔墨得以彰显。


  牧溪的绘画作品以其独特的黑白对比效果而著称。这种对比不仅体现在整体构图中背景留白与主体浓墨的强烈反差上,更表现在具体物象之间黑与白的精妙差异上。这种处理手法在当时画坛实属罕见。宋代花鸟画虽然已经开创了背景留白与主体实景对比的先河,但牧溪将这种黑白对比的艺术表现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在单个物象的细节处理上也刻意营造这种对比效果。以传世名作«六柿图»为例,画面中五个柿子的墨色层次分明,从中央到两侧呈现出由浓到淡的渐变效果。这种精心设计的墨色排列不仅形成了富有韵律感的视觉节奏,更通过墨色的浓淡变化创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感。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画家对柿蒂的处理同样体现了高超的黑白对比技巧。画面中央墨色最浓重的柿子,其柿蒂在点绘时特意在中间留出白色空隙,与深色的柿子本体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而右侧墨色次重的柿子,其柿蒂则与柿子本身的墨色自然融合,展现出细腻的墨色过渡。随着视线向画面两侧移动,这种对比效果逐渐减弱,最下方的柿子以淡墨绘制,柿蒂与柿子完全融为一体,墨色的晕染变化也趋于平缓。这种从浓重到淡雅的有序过渡,不仅强化了画面的空间纵深感,更赋予作品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使观者在反复品鉴中不断发现新的审美趣味。


  四、结语


  法常(牧溪)的花鸟画以物象取舍为核心,通过简练自然的笔墨实现形神兼备,借助构图的精简与留白、笔墨的浓淡变化,使“取舍”的艺术效果得到极致彰显。在其作品中,物象取舍并非被动删减,而是主动的艺术提炼—它为笔墨运用锚定方向,而笔墨则反过来强化取舍的意境,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既具自然生命力、又含深厚文化内涵的艺术境界。法常的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花鸟画的表现手法,更为后世提供了重要启示:艺术创作的关键不在于“再现”的繁杂,而在于“取舍”的精准—唯有对物象本质有深刻理解,对笔墨运用有精妙掌控,才能以简驭繁,让作品在简约中见丰富,在朴素中显深邃。这种理念对当代绘画创作仍具重要价值,为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