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瑶族民歌是一种集文化特质与曲艺韵味的文艺形态，具有原生态的乡土文化精髓和中国地方民歌特色。广西贺州瑶族民歌用传统瑶族方言予以演绎，以世代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在长期迁徙和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性。本文结合瑶族民歌的源起特征，基于广西贺州瑶族民歌的文化历史，探究其表现手法、唱腔特征、语言风格和内容情感等艺术特征，重点追寻了广西贺州瑶族民歌作为地方民族音乐的独特风姿。

　　关键词：广西贺州；瑶族民歌；艺术特征

　　一、广西贺州瑶族民歌的文化生境

　　(一)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生态是养育一方人民的天然环境，也是艺术文明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以及据此生成的社会人文生态造就着一个地区的民族性格和人文景观，各种浓墨重彩的民族文化特性在此交织和生成。贺州，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位居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自古以来被誉为桂粤湘三省通衢之地，是著名的“南岭民族走廊”腹心地带。东达广东的清远、肇庆，南接梧州，北与湖南的江华相连，西临桂林，地形结构以山地、丘陵为主。贺州既是多民族聚居的显著区域，也是目前中国境内最为庞大的瑶族聚居区之一。瑶族民众由于战乱、饥荒等因素迁移定居并聚集在此交界地，即交通不便的广西山区，这种崇山峻岭、地形闭塞的地域环境阻隔了贺州与外界的交流，造就了地区内部以歌唱形式为代表的交流沟通形式，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融合特征。作为在贺州分布最广、时间最久的少数民族，瑶族村民从前靠山生存、依山而建，在长期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收获了“吃一山过一山”的特殊标识，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瑶族特色与农耕文明。如今，贺州市境内的各个瑶族乡依旧保持着与山为伴、迁徙结缘的民族特征，保留着瑶族坐歌堂、跳长鼓舞等传统风俗习惯，留存着风景秀丽、民风淳朴、跨越千年的地理人文底蕴与浓郁民族风情，为瑶族民歌艺术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衍生环境。

　　(二)社会人文环境

　　音乐作为人类艺术文明的重要门类，是在周围各种环境的交织中自然生成的文化现象，与当地民众的生活形态、生产方式、历史文化以及人文素养等多种社会性关系密切相关。广西贺州作为桂、湘、粤三省区交界之地，是中原文化、百越文化、湘楚文化等多种文明的融汇之邦。截至2021年，贺州共辖道两区三县面积已超过一万平方千米，常住人口已达到百余万。其中，充盈着以潇贺古道为基石的古道文化，漫含以锡矿采冶为载体的矿业文化，也不乏以南岭民族文化为核心的独特民族风情。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瑶族在贺州定居繁衍的过程里，既保留了其独特的浓烈迁徙气息，也受该地特殊的历史文化影响，衍生出多民族间融合的深厚文化底蕴。

　　目前，贺州市下辖富川瑶族自治县及黄洞、两安、花山、仙回、大平等五个瑶族乡，并依据语言谱系划分为勉语支系、苗语支系、侗水语支系以及以平地瑶为主的汉语支系四个支系。基于对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歌唱环境的适应，广西贺州的瑶族人民在传统民歌的音乐形态上逐渐产生了标识其民族特征的特色处理，在演唱方法上出现了独特的唱腔样态。

　　(三)悠久音乐习俗

　　清代民俗学家李调元在典籍《粤东笔记》中针对瑶族风俗谈道：“瑶俗最尚歌，男女杂沓，一唱百和。”这句话揭示了民歌对于瑶族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也凸显出瑶族民歌所特有的作用。瑶族作为一个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具有以歌娱神、借歌传情的民俗传统。无论是宗教仪式、逢年过节，还是生产劳动、恋爱结婚，贺州瑶族人都会采用唱民歌的方式度过。每年农历十月十六盘王节，在纪念祖先、缅怀先人的宗教仪式上，贺州瑶族人都会以师公、歌娘、童男、童女的独唱、对唱和伴唱等形式贯穿“还盘王愿”仪式的全过程，旨在用民歌的演唱表达对盘王和先辈的感激，从而度过瑶族人民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瑶族婚礼具有“一夜婚礼一夜歌，一夜礼仪一夜酒”的传说，在节日、集会和农闲时分，男女青年都会走村串寨，利用“彼问此答”——对民歌的方式寻找佳偶、恋爱结婚，当贺州地区的某个瑶族家庭要嫁女儿时，往往日期前两晚会有固定的“坐歌堂对歌”的伴嫁活动；当某个家庭招郎入赘时，耗时三天两夜的婚礼宴席都要以唱歌和喝酒的礼仪进行。贺州瑶族人民在深山中劳作时，也会采用边劳动边唱歌的方式消解疲惫、振奋精神，简洁明快的“挖地歌”以及顿挫铿锵的“喊香哩”总会在成片的深山密林中此起彼伏地回荡，以歌为伴成为贺州瑶族民众在生产劳动中独特的解压方式。而到逢年过节、贵客到来之际，贺州瑶族聚居地更是四处泛起热闹非凡、人海如潮的歌会，形成山坡上的顶峰盛会。

   

　　二、广西贺州理族民歌的艺术特征

　　(一)原生态的调式结构

　　调式是音乐实践中最能反映某一地域人群音乐审美类型的元素，我国民族音乐具有自身独特的音乐调性。广西贺州瑶族民歌作为我国民族乐中的重要派别，其旋律调性体现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文化特色。广西贺州瑶族民歌以短小的单乐段体的曲式结构为主，这种结构短小的“一部曲式”能够更为真挚地表现纯净而朴实的音乐情感，彰显单纯简洁的音乐结构。虽然广西贺州瑶族民歌在曲式结构上具有简单朴质的特点，但其曲调旋律特征较为丰富。广西贺州瑶族民歌中含有基本的羽、徵、宫、商四种调式，五声调式体系流传最为广泛，三、四声音阶数量较多，常呈现二度叠加的音程关系，音阶运用较为多样，以小三度为色彩音的音列结构更是保留了我国南方古老山歌宫调性色彩的山谷遗风，凸显出岭南地区较为原始的音乐形态。比如广西贺州以富川平地瑶所用方言“梧州土话”演唱的《蝴蝶歌》就是体现原生态调式曲式的一大范例，《蝴蝶歌》代表曲目——原生态双声部歌曲《流水欢歌迎客来》中的“蜡烛结缘灯结彩，百花长春朵朵开。叠叠青山对笑脸，流水欢歌迎客来”运用四声音阶的羽调句式，既体现了瑶家人的慷慨好客和对亲情的重视，也展现了广西贺州瑶族民歌扎根于岭南地区的文化特色。同时，广西贺州瑶族民歌在音乐进行中围绕主体音节，以大音程、小跳进的方式辅以级进，音域窄、起伏小，从而达成音乐风格中的清丽优美、婉转悠扬。《喇格哩》的曲调也以二句论，采用“1753”四声音列、五度调范围的音阶音域，首句常常采用二十二声调式，与接句的二十声调式相衔接，构成婉转悠扬、荡气回肠的音乐风格，也展现出贺州瑶族人民质朴纯真、坚守自然的民族文化特性。

　　(二)灵动性的衬词拖腔

　　我国民族音乐尤其是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音乐当中，具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穿插的语气词、形声词等衬托性虚词。这种衬托性虚词是衬托实意词语的灵活表达，常常展现一个地区民族方言的语言特性。在广西贺州瑶族民歌唱词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衬托性虚词，这类唱词集中体现瑶族文化口头语言的丰富多彩，为歌曲情感的抒发增添了自然的诗意性、真实性和即兴性，这类衍生在唱词中的口语插入统称为衬词衬腔。广西贺州瑶族民歌唱词中的衬词衬腔应用较为广泛，不仅在曲首、中段运用广泛，在歌曲尾部的衬腔同样不在少数，它们溶解在唱腔中，使瑶族民歌的乐句结构呈现精巧的非对称性，尤其是添加在句尾的拖腔，可以形成不止一个由大量衬腔构成的衬句，有效扩大瑶族民歌的句幅、篇幅和腔幅。例如，土瑶民歌《新年新》中的第二句“画眉岭上叫纷纷”仅仅七个字的歌词，通过拖腔和衬词的结合，延伸为28小节的独立音乐段落，众多的“呵-咿”衬词为瑶族民歌自然归韵，使得音乐节奏趋于平缓、腔调平稳流动。《蝴蝶歌》的演唱更是一字一音、每字必衬，《蝴蝶歌》唱词中加入的大量衬词，为瑶族民歌增添了更多的魅力，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譬如在《情郎下海我下海》歌词前两句中，“情郎下海我下海，情郎上天我腾云”通过灵活添加衬词，使民歌原本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实际演唱中转变为“情(的)郎(咧)下(的)海(咧)我(的)下(啦的)海(咧，哦的嗯的哎，留的西，啦的咧)，情(的)郎(啦的)上(的)天(嗯的咧)我(的)腾(嘿的)云(咿的黄的蜂，蝴的蝶，蝶蝶呀，啦的啦的山，咿呀尼的尼的咿)……”不仅仅使乐句腔幅扩大、运腔悠长，更是凭借歌词句式、大量衬句和拖腔的灵活运用，展现了贺州瑶族民歌丰富的民歌结构和字少声多、节奏自由的独特艺术处理方式，展现一个地区或少数民族特定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和语言习惯。

　　(三)生活化的语言唱词

　　民歌的语言唱词是民歌文化的载体，也是少数民族民众情绪情感最直观的体现。从唱词的表现手法看，广西贺州瑶族民歌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等中原古代民歌，江南山歌吴歌，畲族、客族等土著民歌的表达特色，多处运用了《诗经》中赋、比、兴的修辞手法，比如《入村歌》中的唱词“踏上一只又一只，清油蜡烛两边排……鸿雁过天叫愁愁，鸿雁口含金锁头，锁头抛落妹门口，望妹接起弟歌头”完整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不仅使唱词生动风趣，更让事物的思想情感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传递出强烈的表达效果。从唱词与音调的结合看，广西贺州瑶族民歌依据瑶族本地特有的语言音调，将本地方言与生活语音结合，配合形成瑶族民歌语言发声的自然朴真。具体来看，广西贺州瑶族民歌具有善于变化的格律、节奏感和音乐性，它遵循本地方言土语的词格韵律，从生活语言声调中提炼符合瑶语声调的旋律，以瑶族方言即“本地话”作为主要的演唱语言，整个句式规整、押韵、平仄不严并兼有口语化的衬腔，使得瑶族民歌的艺术性和生活性得到有效融合，产生出浓厚的民族风情和地域色彩。从广西贺州瑶族民歌唱词出发，常常会看见瑶族民众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人文风俗，其唱词中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暗含了瑶族生活中的祖先崇拜、集体愿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例如，瑶族民歌《安位歌》就以《周易》中的风水学作为音乐素材，“东方玉兔大青公，日出扶桑点点红，震卦能生甲乙木，青帝原来居在东……震卦能生戊己土，黄帝原来居在中”，运用八卦五行、天干地支和五方天帝的先哲智慧，为瑶族人建房安家提供着最原始的方位指导。

　　(四)工整均匀的歌词结构

　　歌词是一首歌曲中最重要的文字表达，彰显着歌曲自身的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和主题表达，不仅影响着歌曲唱法的处理，对歌曲整体的节奏和曲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广西贺州瑶族民歌的歌词当中，民歌的句式较为工整，一般呈现“三字头”的四句体、七言四句体等形式；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诗词文化对瑶族民歌歌词的影响较为深远，瑶族民歌歌词中呈现出丰富的古典气息以及乡土气质，善于运用双关、互文、对偶等多种表达方式，使得瑶族民歌呈现出对仗工整、节奏均匀、朗朗上口等特点。从“三字头”四句体的瑶族民歌来看，瑶族民众通常选用曲子起腔，并利用调式的主干音，口头即兴创作具有文字重叠特征的瑶族山歌。她们将“三字头”广泛应用到歌词第二句的前半部分，譬如《真是想你你不知》一曲中描绘男女相思时采用“真是想，真是想你你不知，龙肉送饭难吞下”的歌词语句，类似于诗词文学作品中的顶针手法，表示歌词意义以及歌词内容的强调，为全曲的旋律色彩和情感基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而瑶族民歌七言四句体中的歌词形式更是受到古典诗词更为广泛的影响，在结构形式中偏向于诗词结构的表现，在内容表达中更注重古香古色和深厚意蕴，比如《是我姻缘飞拢来》中就采用七言四句体的结构形式，其中的“石榴打花叶落台，手拿白米随路撒”选用了石榴花等自然意象，展现出青年男女对于感情所流露出的一种向往。相对于古诗词而言，瑶族民歌的歌词结构更多基于演唱的要求，不追求绝对的押韵和意象的唯美，表达更加趋于口语化、形象化，行文质朴、直抒胸臆，从中可以体会到瑶族人民身上纯朴而爽朗的性格。

　　三、广西贺州理族民歌的唱腔特色

　　(一)异彩纷呈的唱腔种类

　　瑶族民歌种类繁多、异彩纷呈，既有《盘古歌》《桃源歌》等描绘瑶族历史和起源的古歌，《盘王大歌》等代表瑶族风俗和崇拜的宗教祭祀歌，也有诸如《瑶人穷》《长工苦》的吐露瑶族民众辛酸谋生的苦歌以及农耕文化中特有的劳动歌，也不乏表白心迹、献唱男女的《拦路歌》等情歌以及《猫赖哭》等活泼的儿歌。歌曲遍布了瑶族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不同类型的歌曲，瑶族民歌的演唱方式也有所不同。总体来说，贺州瑶族民众在歌唱时都会运用“吟”“唱”“喊”等几种固定的唱腔方式。“吟”指的是吟诵，是一种采用叙述方式联通曲调音阶与语言声调的瑶族唱腔，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说的成分高于唱的说唱，比如在贺州市八步区广泛流传的《流乐歌》，其中师公所演绎的《入歌》，主要运用念诵的方式边说边唱、字多腔少，具有极强的叙述性和内容性；广西贺州八步区瑶族民歌中的《点灯吃饭眼泪流》在演唱时就采用较少的拖腔，以增加诉说之感。相比于“吟”，“唱”的抒情性、自由性更强，唱腔中的衬词和拖腔应用广泛，气息悠长、拖腔悠扬、声音明亮。而“喊”对于“唱”来说又增添了几分呼喊性，通常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出现，能够在深山中传得极远。瑶族民歌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唱腔种类，各种唱腔往往根据歌曲的艺术特性与演唱形式灵活应用，塑造出瑶族民歌的原生态和独特性。

　　(二)支系唱腔的地域差异

　　瑶族民歌具有复杂的族系来源，受环境影响极大，漫山遍林之间，相同地区的不同村落在唱腔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审美取向和音调特点，这种现象被称为“同调异腔”，即一种曲调在不同地域具有多种类型的唱法。比如，演绎历史故事的《讲歌》，在有的地区富于吟诵性，在另外的地域可能更具歌唱性，广西贺州盘瑶地区在演唱《讲歌》时通常在句尾采用四拍拖腔，气息自由延长，使得歌曲听起来更为悠扬，而同样在贺州地区的富川平地瑶，演绎《讲歌》时会更多选用吟诵方式，更具有亲和力和诉说性。贺州瑶族民歌支系唱腔的地域差异主要体现在拖腔或创腔的表现方式，比如叙述瑶族历史起源的《盘古歌》在贺州不同地域的演唱曲调基本相同，都以“三声腔”构成旋律，但独立衬腔腔节细节的变异会使歌曲演唱有所差异。例如，广西田林盘瑶的《盘古歌》常常会在三四个音程相近的音上来回做拖腔，气息与音调延绵不绝，在一个字上连续唱多拍；而广西贺州埠头镇的《盘古歌》往往运用山歌风格演唱，曲首从呼唤句开始，在高音区起腔，装饰音应用较少，音色质朴自然，更具独具一格的古朴风貌。不同的生活环境、艺术审美以及族群心理，造就出贺州瑶族不同支系民歌演唱上的独特风姿。

　　(三)润腔歌式的迁徙烙印

　　瑶族具有漫长的迁徙史，据说自先秦时期，瑶族先民为躲避战争就开始自北向南迁徙。在绵延不绝的历史进程中，瑶族逐渐形成了如今聚集湖南、广西东北部和广东北部的三个分支。在迁徙的过程中，瑶族人民把迁徙的苦难历程融入歌声唱腔，形成“同调异腔”的演唱方法，构成了颤音、哽咽音等独具特色的润腔方式，得以让听众从歌声中体悟到迁徙民族的奔波与艰辛。瑶族民歌的润腔特色与众不同、形式各异，主要可以划分为颤音、哽咽音、滑音等。瑶族颤音是声带变换、喉头颤动的结果，常常在不同的音之间交替转换，富于变化性，为勉瑶支系民歌的独特标识。哽咽音也是勉瑶支系民歌中所特有的一种润腔，它经常伴随着颤音一起出现，通过将气息控制在喉部而发出如泣如诉的哽咽声。比起颤音、哽咽音，滑音是广西贺州瑶族应用最为频繁的润腔方式，往往和装饰音相配合，以上扬或下行的方式唱出上滑音和下滑音，比如广西贺州富川的平地瑶民歌《蝴蝶歌》几乎在每句唱词的末尾都应用了下滑音，使歌唱感觉更有如泣如诉的魅力。

　　四、结语

　　广西贺州作为壮族自治区辖地级市，以风景秀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多民族间融合的人文环境以及历史悠久的音乐习俗，滋育了瑶族民歌原生态的调式结构、灵动性的衬词拖腔、生活化的语言唱词等独特的民族乐风姿。漫长的瑶族迁徙过程也为广西贺州瑶族民歌的唱腔创造了特殊条件，使得贺州瑶族民歌的演唱特点中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唱腔种类、支系唱腔的地域差异、润腔歌式的迁徙烙印等多种唱腔特色。伴随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作为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民歌，瑶族民歌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现实挑战，在厘清传承的困境前必须先充分掌握瑶族民歌的特色与优势，使贺州地区的原生态瑶族民歌文化得以凭借适当的方式高效保留、弘扬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韦蕊.瑶族传统民歌演唱特色研究与运用——以广西贺州、金秀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

　　[2]韦蕊.瑶族民歌唱腔特色及其文化内涵探究[J].百色学院学报,2018(05):82-90.

　　[3]刘滔.广西瑶族民歌的艺术特色分析[J].艺术百家,2017(07):136-138.

　　[4]黄钰婷.广西贺州瑶族民歌《蝴蝶歌》《喇格哩》的艺术特征分析[J].艺术百家,2010(02):214-218.

　　[5]叶军.贺州瑶族传统民歌演唱特色研究与运用[J].参花(上),2018(07):135.

　　[6]赵东东.南岭古歌：贺州土瑶民歌形态及其审美心理探析[J].歌海,2018(02):4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