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洛朗桑在1907年举办第一次个展之前，最初在塞弗尔学院（Ecole de Sèvres Factory）学习瓷器绘画，后来转向美术。1903年至1904年间，她在巴黎亨伯特学院（Académie Humbert）学习绘画。在这里，她遇到了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和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他们将她介绍给他们所在的艺术家圈子。在那里，她很快就因其前卫的绘画方法——立体主义的绘画风格——而获得认可。

　　一、落入圈套的牝鹿

　　玛丽·洛朗桑作为一位法国女性艺术家，以对年轻女性的细腻描绘而闻名，其用柔和的色彩创造了梦幻般的现实景象，在田园诗般的风景中呈现了女性形象。洛朗桑对女性的关注以及她呈现主题的“女性化”方式，可以被视为一种颠覆性的策略。她经常被介绍为立体主义者，或者，用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话来说，“我们的立体主义女战士”。但她不符合专注于先锋艺术运动和主义的艺术历史叙事。洛朗桑承认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等艺术家都对她本人产生了影响。然而，她并没有模仿他们的风格，而是用柔和的颜色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她一边观察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需求，一边寻找自己的方向，宛若一只奔走于立体主义和野兽主义中的美丽牝鹿。洛朗桑的长处表现在敏锐感悟同时代前卫艺术家的创意并努力将之熔铸为自己的画境。尽管在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中存在诸多阻碍，洛朗桑还是获得了巨大的赞誉，成为巴黎先锋派的杰出人物。她巧妙地融合了立体主义绘画风格和独特细腻的风格，这也使她与同时代的人截然不同。

　　洛朗桑与诗人阿波利奈尔有着多年的浪漫关系，并为他和他们共同的朋友创作了几幅肖像画，如《艺术家群》（1908）、《阿波利奈尔和他的朋友们》（1909）。前者纪念了坐在中间的阿波利奈尔和年轻的毕加索之间的友谊，后者记录了阿波利奈尔和他朋友们的生活。在这两幅作品中，她以一个伟人背后的女人的形象出现。正如在亨利·卢梭（Herin Rousseau）于1909年创作的油画作品《鼓舞诗人的缪斯女神》中，洛朗桑以阿波利奈尔的缪斯女神的身份出现，是被动地激发灵感的一方而不是主动的一方。在这样的范式中，艺术家的性别认同决定了她的艺术技巧，她被限定在女性立体主义的术语下讨论。然而，当她在艺术和生活中尝试这个配角时，她最终拒绝了这个角色。

　　在与阿波利奈尔分手后，洛朗桑嫁给了同样是画家的德国贵族奥托·冯·瓦特詹（Otto von Wätjen）男爵。然而，当他们在法国西南部度蜜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们无法返回巴黎，只得前往马德里，在西班牙流亡了四年。流亡期间，洛朗桑没有停止工作，她的作品脱离了立体主义风格的灰色和棕色，以强烈的粉红色和蓝色细腻地描绘了她对战争的绝望和远离家乡的孤独。虽然这种“女性”（Feminine）品质使她的女性形象显得惆怅而伤感，但是也恰好反映了艺术家在流亡期间的忧郁心态，并持续渗透到她后来的作品中。远离巴黎对洛朗桑来说似乎是非常适合画画的，怀念家乡的情绪促使她克服孤独感，并以这种方式诠释她的“女性”主题。怀旧成为洛朗桑自我赋权的工具。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虚拟或交替的现实，充满了舞女、塞壬、动物等元素，这些元素经常出现在洛朗桑的作品中作为对自然女性气质的参考，并以此唤起一个充满女性创造力和亲密感的世界。她不仅成功完善了其标志性的女性气质，还成为塑造自我形象的大师。

　　二、萨菲主义者——探索性别、身份和情感

　　1895年，24岁的法国巴那斯派（le Parnasse）诗人作家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ïs）出版了《比利提斯之歌》（De Bilitis），该书收录了仿照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的风格创作的146篇优美的散文诗。“Sapphic”（萨菲）一词源于古希腊抒情诗人萨福，其在19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和艺术界首次成为女性之间爱和欲望的象征。路易的诗歌成为他那个时代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参考点。虽然它与过去的联系是虚构的，但《比利提斯》依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路易的帮助下，在古老的莱斯博斯岛（Lesbos）上建立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创意社区的想法变得更加广为人知，也更容易为那个时代的巴黎读者所接受。

　　洛朗桑的《比利提斯之歌》（Songs of Bilitis，1904）（如图1）借鉴了路易的诗集，这幅版画构图极其稀疏，由两个穿着半透明灰色和赭色服装的女性人物组成，主要通过勾勒来表现女性空灵的身体。艺术家将两个接吻的女人想象成欲望本身，她们的姿势与图像中左下角的油灯相呼应。就像这对接吻的女人一样，灯架的两条腿在顶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团闷烧的火焰。洛朗桑对这两个人物的描绘唤起了人们对古代艺术的回忆，黑色和赭色的人物以及轮廓沉重的风格让人想起古希腊瓶画。在1904—1905年期间，她至少印刷了20次，使用不同的方法给印刷品上色，但未改变印刷图像的金属板的状态。

　　事实上，不仅洛朗桑的作品深受新古典主义女同性恋肖像画的影响，她的生活也和比利提斯的故事有着更相似的地方。例如，《带鸽子的女人》（Women with a Dove，1919）（如图2）中的这只鸽子是洛朗桑与情人妮可·格鲁特（Nicole Groult）交换的诗歌中经常提到的爱的象征。洛朗桑的审美世界并不是逃避现实的幻想，而是对混乱和不稳定的现实生活的反思。她编织了一个妇女与动物具有亲密关系的世界，有时甚至是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物，打破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洛朗桑流亡西班牙。远离了巴黎俱乐部的场景，洛朗桑开始找到自己作为画家的声音。她于1921年回到巴黎，当时这座城市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化蓬勃发展，她以梦幻般的眼睛和柔和的色彩展现出女性美学风格。洛朗桑意识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与试图通过放弃“天生的优雅”来超越男性同行的女性艺术家不同，洛朗桑升华了她的女性品质，她所拥有的女性思维让她在男性主导的艺术界内找到了自己的空间。事实上，洛朗桑与立体派运动的联系只是她独特、多变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剩下的——包括她的诗歌、书籍插图、装饰艺术品，以及她在巴黎充满活力的酷儿社区中的角色——现在才变得更引人注目。洛朗桑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最核心的主题是萨菲天堂的图像、不包括男性的社区和充满女性独立原型的风景。她将品味和纯粹的喜悦带入艺术，而不是作为立体主义的外围者，抑或是诗人的缪斯女神。

　　三、古典母题创作——对现代性的想象

　　事实证明，20世纪20年代是洛朗桑的重要时期，她对现代性以充满女性化的美学来想象，微妙但根本地挑战了现代欧洲艺术的现有叙事。洛朗桑在20世纪20年代初重返巴黎，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海明威曾称那时的巴黎为一场“流动的盛宴”。洛朗桑的画通常用粉彩描绘苍白、深色眼睛的妇女和女孩。她以优雅、梦幻的风格塑造了女性形象，将古典的过去呈现为艺术家个人的幻想空间，拓展了女性诗歌和艺术创作的范围。

　　洛朗桑是巴黎新古典主义“亚马逊文学沙龙”的常客。该沙龙由美国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Natalie Clifford Barney）于1909年创办。在当时巴黎的文学和艺术环境中，巴尼具有重要影响。这个沙龙模仿萨福在莱斯博斯岛上将女诗人聚集在一起，但巴尼还邀请了男性参加，不仅洛朗桑是巴尼沙龙的常客，皮埃尔·路易也是。路易的作品是巴尼和洛朗桑的主要灵感来源，她们都依靠这些诗歌来激发自己对女性之间欲望的想象，这种想象源自古代诗人萨福，是有关古典的过去。以古希腊的愿景为模板，二人将女性欲望与文学和艺术创作联系起来。

　　洛朗桑于1912年创作的一幅作品展示了最著名的独立女性原型之一，亚马逊（Amazon）。这幅版画描绘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穿着时髦的女人，再次将古典神话与世纪之交的巴黎联系在一起。亚马逊在当时被当作新女性或新女性的象征而普及，并被视为与传统性别角色的颠倒有关。早些年的《古希腊女神阿尔忒弥斯》（The Ancient Greek Goddess Artemis，1908）的画面中，阿尔忒弥斯头发飘逸，手里拿着一朵弯曲的装饰花。作为古希腊狩猎女神，她为了女人的陪伴而拒绝与男人建立关系。在罗马神话中，她被称为戴安娜，这个名字也成为洛朗桑几部作品的主题，如创作于1908年的《狩猎中的黛安娜》（Diane Hunting）（如图3）。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与女性独立有关，还与古典语境中女性之间的爱情有关。洛朗桑将这些故事描述为一幅骄傲、独立的女神肖像，既满足了男性和女性观众的渴望，又保留了她自我控制的天性。

　　对于一个在艺术史上被多次再现的故事，洛朗桑创设了一个独特的情境，即《朱迪斯》（Judith，1930）（如图4）。在圣经故事中，朱迪斯砍下了荷罗孚尼（Holofernes）的头颅。然而，在洛朗桑的叙事中，荷罗孚尼被暴力斩首的行为完全从画面中消失，持剑朱迪斯的传统不是艺术家想要展现的。相反，洛朗桑将朱迪斯呈现在作品的中心，抬起右臂，仿佛拉开窗帘进入观众的视线。此刻，象征正义、勇敢的斩杀之剑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女性的特质，如粉色的围巾和嘴唇以及珍珠饰品。洛朗桑在画面的左下角描绘了朱迪斯的助手，她似乎跪着，靠近朱迪斯的右乳房，脸似乎完全固定在她眼前的身体上。两个女人，身体亲密，一个欣赏另一个无与伦比的美。洛朗桑展示了一个作品可以多种方式阅读，一种是女仆见证上帝的成就，另一种是同性相遇的亲密关系的展开。鉴于洛朗桑所处的生活环境，这种动态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画朱迪斯的前五年，洛朗桑聘请了苏珊娜•莫罗（Suzanne Moreau）担任家庭女佣，而莫罗很快成为洛朗桑的情人和生活伴侣。

　　对其他观众来说，洛朗桑的画作似乎安全地扎根于艺术史中，参考《森林中的女人》（Women In The Forest，1920）、《两位牧羊女》（The Shepherde-sses，1922）、《勒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1925）等作品。但是，对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对萨菲主义感兴趣的观众来说，不难看到这个由女性建构的世界中潜在的亲密。

　　玛丽·洛朗桑的艺术创作先锋气质鲜明。在早期立体主义时期，她被动地限定于缪斯女神的术语之下，其作为独立女性的创作长期被忽视。然而，洛朗桑细腻的绘画风格和隐晦的主题表达了有关性别、身份和情感的问题。同时，洛朗桑也善于在古典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描绘个人审美世界，以扩展和升华女性关系的亲密性及其所处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