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名考古人员获悉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有大量的红色陶器碎片，于是赶赴现场，并于其后一年内连续挖掘出13个形态各异的陶缸。其中一只巨大的陶缸上面有鹳鸟、鱼、石斧等图案，故名“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研究表明，这种陶缸属于古代一种特别的墓葬，用于存放尸体。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新石器时期的产物。那时此地盛行瓮葬法，即所谓的“二次葬”，就是在人死后，把遗体掩埋在泥土里，等身体腐朽了，再把遗骨装在坛子里，进行二次下葬。

　　一、《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概述

　　该陶缸高47 cm，口径32.7 cm，底径19.5 cm，用一种夹沙红陶制作而成，其口下有四个对称的耳柄，底座上有一个圆洞，据说可以让亡者的魂魄在此安息。陶缸的外层雕刻着一幅神奇的“鹳鱼石斧图”，图案占据了整个缸体表面的二分之一。陶画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左边是一幅“鹳啄鱼图”，一只白色的鹳昂首挺胸，嘴中含着一条大鲤鱼，眼睛瞪得很大，由于用力吮吸，鹳的身体微微后仰，脖子高高地抬起，保持着一种匀称。而鹳嘴里的那条鱼双目呆滞，浑身无力，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画面右边竖立着一把石斧，斧身穿有孔，柄部缠绕着编织物并刻画有符号。斧柄处有一个小黑点，据有关人士猜测，这是一种特别的含义。在柄部的下部，有一些纵横交错的斜线条，代表一种装饰式的刀鞘，具有防滑的作用。

　　二、石斧图案分析

　　《鹳鱼石斧图》的右侧是一把直立的石斧，上面有孔洞、符号和紧紧缠在一起的锁链，斧身的弧度和三门峡第一阶段的6 D和6 E式的开孔石斧很像，斧柄的顶端有一个“×”字，斧柄的下端刻着一道麻线，这与陕西省华县泉护村第一阶段的石斧形状吻合，表明它为新石器时期的作品。

　　（一）石斧随葬现象

　　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习俗可以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生死、情感和社会宗教观念。在对新石器时期的文献进行梳理后，笔者发现，在新石器时期，黄河和长江一带出现了大量的石斧等陪葬物。本文将通过对这些出土的器物进行研究，推断其在新石器时期的地位与价值。

　　1.新石器时代中期

　　此期发掘的墓地多为黄河中游的裴李岗、莪沟北岗、沙窝里等，随葬石料的种类主要有石磨盘、石磨棒与石斧。根据考古发掘数据，裴李岗遗址共发现24座墓葬，其中15座墓葬随葬有石斧；沙窝里遗址共发现32座墓葬，其中21座墓葬随葬有石斧。根据考古相关数据，笔者发现在新石器时期，随葬石斧的比例超过50%。从随葬物的数量和放置情况来判断，随葬物一般放置于死者的腰间，大多有被人用过的痕迹，也有少数存在残缺；这一时期大部分的随葬物，其数目相差不大，约1至5个。

　　2.新石器时代晚期

　　考古发现，黄河与长江流域墓葬群呈现三期演变：早期7座墓仅1座随葬石斧；中期161座墓中34座随葬斧钺（含8座玉质礼器），占比21%；晚期255座墓仅6座随葬石斧，且1/3墓葬无随葬品，个别墓葬随葬丰厚。这种三期演变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了新石器时期晚期中原地区丧葬观念从实用主义向礼制化过渡的历史进程。河南淅川下王岗地区的仰韶文化2号墓中也有出土玉斧随葬物，虽然后期的石斧随葬物在数目和比例上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根据出土的随葬物数目的差异，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而玉斧的出土，则表明石斧的符号意义十分重大。

　　3.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时期，石斧和斧头的比例和质量都远不如青铜器。随着社会的发展，该时期不仅使用工具，还有许多祭祀用品，许多上等王陵中都会出现一把巨大的青铜斧，这些装饰精美、威风凛凛的战斧，只有王公大臣才能拥有。

　　夏朝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了三座大规模墓葬：M1被盗，M2、M3出土了石钺、铜器、玉圭；商朝湖北黄陂盘龙遗址李家咀M2出土了2件铜钺、戈、矛等兵器。其中一件铜钺高41 cm、刃宽26 cm，饰有龙纹和蝉纹；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端棺大钺，其钺体以雷纹为地，两面饰有二虎食人的图案；周朝宝鸡弓鱼伯墓地M13出土了一件铜钺，长14.3 cm、刃宽7.8 cm。

　　这些青铜斧的做工非常精致，雕工精美。主人去世之后还将它们拿在手里，说明这把斧头对于死去的人非常重要。

　　4.春秋战国、秦汉时期

　　这一时代的随葬器物中尚有大量的斧钺。例如，1974年在河北省平山县春秋战国初期的中山王陵中出土了一件带有三角形和几何图案的青铜钺，其上刻有篆文；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地区的M269号墓中发现了一把管状的青铜战斧，其上饰有飞禽走兽的纹样；另外，云南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地出土的青铜斧也较多。到了秦、汉时期，斧钺的数量已逐步减少，但斧车、钺车等新物品频繁出现，这不仅在陶器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宋朝的某些石刻和文字中也有记载。

　　从上述资料可以发现，斧头的实际作用正在逐渐削弱，而其象征性逐渐加强。自新石器时期以来，随葬斧头的比例逐渐降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斧头的使用也逐渐有了一定的制约，其应用的领域和对象也逐渐得到了规范。自夏商周时期以来，斧的做工越来越精细，器型也越来越华丽，逐渐成为帝王和贵族的标志。从出土的随葬品来判断，这些墓均为封王陵寝，从随葬品纹样可以看出，这些器皿与家族的符号关系十分紧密。

　　（二）斧钺为“王权象征”考释

　　关于《鹳鱼石斧图》右边的那把石斧，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种王权的标志。石斧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可以用于农耕，又可以抵御猛兽的侵袭。

　　此外，石斧还可作为战斗武器。《释名》载“斧，伐木制兵之器”，印证了这种实用特性。石斧使得人类能够对抗自然与外部威胁，推动了文明进程。掌握石斧的勇者因开拓与战斗能力成为族群领袖，备受尊崇，使石斧逐渐演化为力量与权威的象征符号。

　　古代文献中的“斧钺”之“钺”具有神圣意义。《鹳鱼石斧图》中的石斧工艺精湛、体形硕大，包裹多层麻布并刻有“×”符号，应为礼仪用“钺”。这种扁平开孔石斧在庙底沟一期和陶寺遗址均有发现，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玉钺和青铜钺等高级形态。自仰韶文化起，随葬品差异反映了社会分化：大型墓葬随葬丰富，小型墓葬则简陋或无随葬品。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但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标示着墓主的社会地位。

　　斧钺在中国文明中完成了从实用工具到权力符号的演变。新石器时代大汶口陶器上的斧形符号与甲骨文“王”字原型，印证了早期“执斧即掌权”的权力认知。三代时期青铜钺通过精密铸造与等级化纹饰（如诸侯饕餮纹、天子复合纹），成为军政合一的实体信物。至汉唐发展为“金斧黄钺”的车驾制度，斧器尺寸从商代40 cm缩至唐代18 cm，材质历经石、玉、青铜至鎏金的嬗变，形制从开刃武器转为钝化礼器，形成了中国最古老的政治隐喻体系——器物形态与集权程度呈反向演进，最终凝练为绝对皇权的视觉代码。

　　在《说王》中，林沄亦指出，死刑与“王”字的渊源以及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斧头是一种古老的武器，是军队最高权力的标志。西周虢姬子《白盘铭》曰，“给弓弦，通使之阳；给箭，以攻蛮。”《史记·殷本纪》记载，“周文王之弓，因西伯之手而失。”由此可见，弓矢用于作战，斧钺用于军事。但斧钺并不只是一种兵器，还象征着威慑和地位，因此，在平民心目中，它既神圣又威严。

　　《说文解字》中提到，“夏持‘钺’，以玄殷执白，周以左手持黄斧，右手持白璧”，由此可见，夏、商、周都用“钺”来代表君王的权力与身份。根据唐兰的考证，“钺”是一种类似“e”的古代文字，而《鹳鱼石斧图》中的“e”则与“石钺”很像。董楚平也证实了这一点，“e”与“斧”在古代的读音是一样的，夏族本来就叫“e”。许多青铜器上都有“e”字纹样，因此许多人猜测这应该是一个贵族的标志。

　　古代人们崇拜石斧，认为它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旧唐书·唐宗本纪》中记载了“雷公斧”。古希腊神话中也把“斧”视为传说中的一种法宝。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凡有雷斧、雷楔者，皆因云雷神而降，而非雷击。”云南省还有一支独龙族，他们把石斧视为宗教祭祀和祈求人民生活富裕的“圣物”。与古希腊神话一样，《旧唐书·高宗本纪》也认为石斧是一种天赐的神兵利器。因此，《鹳鱼石斧图》中的“石斧”极有可能是远古时代的“圣物”，是贵族权力的标志。

　　（三）从生产生活的角度来看石斧

　　石斧的历史悠久，远在旧石器时期就已经存在，直到新石器时期，石斧的外形变得更加整齐，应用更加广泛。对土著居民来说，石斧具有重要的生产价值，可以用来建造房屋、制作家具、开垦土地。在仰韶文明中，人们开始农耕和定居，石斧被用来耕种、征服大自然和制造各种农具，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一角度来看，《鹳鱼石斧图》中的石斧是远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的一种征服欲望。

　　《原始宗教》中说，“除了强有力的大自然的力量与脆弱的社会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次要的间接关系，那就是，人们通过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和技术来控制大自然，或多或少地把大自然的权力归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鹳鱼石斧图》描述的具有权威的生产方式——石斧，就是人们通过自己所发明的劳动工具来赞美大自然的力量，从而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器具方面，石斧是人们向上天祈祷，祈求丰衣足食的“圣物”形象，而“鸟衔鱼”又是一种渔获和收获的标志。江苏淮安青墩地区的T10号新石器遗址出土了一件长18 cm、宽6 cm的陶瓷带柄斧；浙江余杭反山20号墓葬出土了一件长17 cm，宽16.7 cm的玉钺，通体光洁，柄两端各有一块玉佩。从实用性来看，二者均不能作为农业、战争的工具，而是一种体现了社会结构、社会生产水平、思想观念和宗教观念的工具。象征意义是从人们的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它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思想和交流的手段，有时又是一种没有语言和语音的特别的符号。生命观念是人类最早期的象征性思考。在新石器时期中后期，史前美术已经发展到了顶峰，随着巫术的兴起和舞蹈的繁荣，各种彩陶的装饰品变得更绚丽，而各种象形的符号也成为象形文字的重要基础。

　　良渚人认为，王权与斧头的联系更加紧密。浙江余杭的反山M12墓中发现了一件“神人兽面纹玉钺”。其位于死者左侧，钺身在左肩部，这与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的说法一致。由此可见，在良渚时代，斧头已是王权、军权和神权的统一标志。后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制度发生变化，由奴隶时代到封建时代，王权逐步加强，政治、军事、宗教等都在王权的统治下达到统一，这也使斧头与王权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

　　这段研究历程揭示出原始美术阐释的认知困境。以《鹳鱼石斧图》为例，当代阐释仅触及图像表层符号解码，原始美术作为文明胚胎期的物质见证，始终交织着实用功能与审美意识，反映出远古时代的思维特质。本文的研究价值并不在于结论的终结性，而在于开启文明基因解码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