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算法推荐与兴趣标签驱动的网络圈层化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心态呈现积极建构、消极分化与矛盾共存的多元样态。基于马*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探讨网络圈层化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形塑机制，并提出积极社会心态的四重内涵及培育路径。研究发现：技术维度上，算法推荐引发信息茧房与认知窄化；资本逻辑导致注意力剥削与劳动异化；亚文化圈层通过符号斗争强化认知区隔与身份焦虑。同时，网络圈层化为集体认同凝聚与虚实结合的公共参与提供可能。马*思主义视角下，积极社会心态内涵包括人的本质复归、社会意识觉醒、共同体精神凝聚及辩证智慧展现。培育路径包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圈层叙事，推动虚实结合的共同体实践，优化算法治理与网络生态，强化批判能力与协作精神以促进主体性觉醒。研究旨在超越技术异化，为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通过重构技术、文化与主体的辩证关系，推动大学生实现从圈层突围到价值共识的认知跃迁。

　　关键词：网络圈层化；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马*思主义

　　在算法推荐、兴趣标签与社群聚合的技术逻辑驱动下，网络空间呈现出显著的圈层化特征：个体被精准推送至同质化信息茧房，形成以“趣缘”“价值认同”为边界的封闭社群。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Z世代大学生日均触网时长超过8小时，68.9%的社交行为发生于垂直类网络社群。这种技术赋权本应拓展人的社会关系，却在资本操控下异化为“数据圈地”——平台通过算法将用户注意力商品化，导致大学生陷入“自我固化”与“群体极化”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重复性信息消费削弱了批判性思维，部分学生陷入“躺平”“摆烂”的精神内耗；另一方面，圈层间的文化区隔加剧价值对立，“小镇做题家”与“留学精英”等群体的相互污名化事件频发，折射出社会心态的撕裂风险。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139而当前网络圈层化正以技术中介重构社会关系，这种“数字化社会存在”深刻形塑着大学生的认知模式与价值判断，使社会心态呈现“集体认同弱化”与“圈层忠诚强化”的矛盾样态。2021年7月，中*中央、国*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在此背景下，如何超越技术异化陷阱，培育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积极社会心态，成为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命题。

　　一、网络圈层化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心态的样态呈现与形塑机制

　　社会心态是一个由“欲望动机、社会需求、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趋势、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信念组成的一个复杂的体系。[2]p127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社会心态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生成机制。“机制解释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在经验事实中重复出现的一种因果关系过程。”，[3]机制是一种对现象进行阐释的方式，它是一种将起点和终点联系起来的一系列的因果事件和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心态，可以发现“社会存在变革——圈层结构生成——社会心态变动”的阐释链。

　　（一）网络圈层化的结构性特征

　　1.圈层化：从技术赋权到关系重构

　　网络圈层化是以算法推荐、兴趣标签、社群聚合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产物。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强弱连接理论”，[4]圈层内部通过高频互动形成强连接（如高校“考研圈”中的每日打卡社群），而圈层之间因信息壁垒缺乏弱连接（如电竞圈与学术圈的隔离）。这种结构导致两种特征的产生。一是同质化内聚，即强连接强化促使群体内部价值观趋同（如“汉服圈”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二是异质性区隔，即弱连接缺失加剧圈层间的认知鸿沟（如“饭圈”与“科研圈”对“偶像”概念的截然不同理解）。

　　2.社会资本的圈层化分配

　　网络圈层成为大学生获取资源的新场域，但圈层内形成了资本垄断，头部用户（如B站UP主、微博大V）掌握话语权，形成“中心-边缘”结构（如“考研名师”对备考策略的绝对影响力）；跨圈层流动产生壁垒，普通学生难以获得异质性资源。在信息传播的算法逻辑下平台通过“过滤气泡”与“回音室效应”构建了封闭的信息环境。而算法的本质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大学生从“主体”异化为“数据流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二）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多元样态呈现1.积极样态：圈层赋能下的主体性建构

　　第一是通过集体认同的凝聚，网络圈层为大学生提供情感归属空间。首先是圈层内的符号互动与身份建构网络圈层通过符号化互动强化成员的身份认同。其次，情感支持并推动了网络的圈层化重构。圈层内部高频互动形成“情感安全网”。最后，价值观的圈层化有助于整合亚文化共识的生产。

　　第二是协作创新与公共参与能力的提升。网络圈层通过弱连接与强连接的协同作用，激活大学生的协作创新能力。这一现象印证了“弱连接优势”理论，即异质圈层间的信息流动能够突破学科壁垒，激发创新灵感。[4]

　　2.消极样态：圈层壁垒导致的心态分化

　　第一，认知窄化与价值极化：自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平台通过对用户进行分类，并通过个性化推荐来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提高了他们在平台上的逗留时间。在这样的精确推送方式中，个人所接触到的信息高度同质化，使使用者处于“信息茧房”之中，其认识视角也随之固定。在这种情况下，圈层内部极端言论被算法放大，存在一些在某个维度上十分突出的极端观念，当对立的思想观念朝极端的方向发展并吸引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持温和思想观念的网络受众将会逐步减少，最终导致网络社会心态的极化。

　　第二，身份焦虑与意义迷失：网络圈层通过标签化分类形成隐性鄙视链，比如，弱势学校学生通过对名校学生成就的窥视导致其产生结构性焦虑。这种心理落差的本质是文化资本不平等——精英圈层通过名校标签、学术资源积累形成垄断优势，而普通学生因缺乏“圈层准入资格”加剧相对剥夺感。

　　3.矛盾样态：技术异化与主体觉醒的张力

　　数字化浪潮中，大学生群体在运用网络圈层资源时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特征：既享受技术赋权带来的便利，又深陷算法操控引发的焦虑困境。这种双重体验说明，数字技术在拓展认知边界的同时，正逐渐异化为资本规训的隐性工具。这种技术依赖导致的主体性消解，迫使大学生在亚文化圈层中寻求突围路径。以“躺平文化”为例，其表面戏谑的表达形式实质构成了对抗教育内卷的符号化实践。通过解构“奋斗叙事”、重构“佛系话语”，青年群体在虚拟社群中形成价值共振，这种自组织的文化抵抗既是对现实压力的具象化回应，也是对个体主体性的创造性维护。这种数字时代的生存悖论揭示出更深层的结构矛盾：当算法成为新型权力装置，青年群体既是被规训的客体，也是能动的主体。他们在技术驯化与自主觉醒的张力场中，通过文化编码重构意义世界，这种动态博弈为理解当代青年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关键切口。

　　（三）形塑机制：技术、资本与文化的三重互动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56-60社会心态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它自身也是一种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p196在网络圈层化背景下，社会存在表现为技术化、资本化、符号化的新型生产关系，直接形塑大学生的社会心态。我们可以从技术、资本与文化三个层面来系统分析网络圈层化背景下大学生网络社会心态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1.技术形塑：算法权力与认知框架

　　平台基于用户画像的算法推送机制，使大学生接收的信息日益呈现“定制化”特征。这种精准化内容筛选不仅压缩了信息获取的广度，更可能加剧认知偏见的形成——当个体长期困于同质化信息环境中，多元观点的接触通道被阻断，批判性思维的培育空间亦随之萎缩。进一步观察发现，“点赞”“转发”等交互功能的设计逻辑暗含行为诱导性。即时反馈与奖励机制刺激用户产生高频互动，甚至引发“刷屏依赖”现象。此类机制通过神经奖赏回路（如多巴胺分泌）强化行为惯性，使大学生在无意识中形成对数字平台的深度依赖，最终导致时间管理失序与学习效能下降。

　　2.资本形塑：平台经济下的注意力争夺

　　在平台经济的运行逻辑中，资本对注意力的攫取呈现出双重特征。其一表现为流量变现的驱动机制——通过刻意制造争议性话题吸引用户关注，此类策略不仅扭曲了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如将“网红经济”视为理想就业路径），更在无形中放大了社会竞争焦虑。其二则指向劳动异化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疏离”现象[1]p51-63，在数字时代衍生出新的表现形式：大学生在短视频创作、直播互动等场景中，其创意内容被平台算法转化为数据流量，创作者既无法掌控作品传播轨迹，也难以获得实质性收益。这种“数字劳工”困境，实质是资本通过技术中介对青年创造力的隐秘剥削。更值得注意的是，平台设计的即时反馈机制（如点赞数、粉丝增长可视化），通过神经奖励机制持续强化用户粘性，导致部分学生陷入“创作-焦虑-再创作”的循环怪圈，严重侵蚀其学习效能与生活节律。

　　3.文化形塑：亚文化圈层的符号斗争

　　网络圈层通过独特的符号体系划定文化边界，形成特有的意义生产模式。这类符号不仅构成成员间的认知屏障，更通过高频互动强化群体归属感。值得关注的是，亚文化场域对主流价值观呈现出解构与重构的张力：部分青年群体通过“鬼畜”二次创作消解红色经典文本的严肃性，这种文化实践在客观上可能稀释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强度；而另一批大学生创作者则将借助圈层特有的表达方式实现政策话语的创造性转化，既拓展了主流价值的传播路径，又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实践样本。

　　综上所述，技术、资本与文化在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形塑过程中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大学生的认知、行为和价值观。这种三重互动不仅揭示了社会心态形塑的复杂性，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马*思主义视角下积极社会心态的内涵

　　特定的社会心态状况，就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也是一个“风向标”。[5]积极社会心态是大学生抵御资本异化、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精神基石。马*思主义认为，社会心态由社会存在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关系变革。在网络圈层化时代，培育积极心态有助于打破算法操控下的“信息茧房”，对抗资本逻辑对人的物化，推动大学生从“原子化生存”转向“社会化实践”，为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积蓄主体力量。马*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心态的考察始终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解放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积极的社会心态并非抽象的精神状态，而是社会关系合理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意识形态表征，其内涵可从以下四重向度展开：

　　（一）人的本质复归：社会关系的自由联结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01-505积极社会心态的首要特征在于两方面。（1）突破异化关系；（2）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虽然我们可以把马*思主义学说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在它的本质和社会作用上，它指向的是人的解放主义。”因此，面对网络圈层化的异化，应在虚实融合的多样化实践中拓展能力边界。

　　（二）社会意识觉醒：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自觉

　　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必须以对社会存在本质的深刻理解为前提，这种理解需建立在马*思主义技术批判意识的认知自觉之上。这种觉醒不仅是对现象的描述，更是对数字时代生产关系矛盾的本质性把握。技术并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中立工具”，平台算法实质是资本增殖逻辑的数字化具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思主义技术批判意识为指引，对数字时代的资本逻辑进行深入剖析与反抗。

　　（三）共同体精神凝聚：集体关系的重构与参与

　　马*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便是对原子化个人存在的批判，其旗帜鲜明地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强调“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这一理念在当代社会的诸多实践场景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与创新发展。马*思主义历来强调将集体主义作为我们的价值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上各种剥削社会都是“虚假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应该是“自由联合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下，虚实共同体的融合成为重构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路径。线上圈层与线下实践的协同，形成了“数字-实体”双重归属感，让参与者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深刻体会到集体的力量与温暖，进一步强化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内涵。公共事务参与是集体主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又一重要体现。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主力军,大学生群体对于时事通常具有较高的关注度。身处信息时代,其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与网络的关联愈发密切,多彩纷呈的线上活动参与已成为其获取价值认同的重要来源。在算法社会中，技术工具的合理运用能够为集体行动注入新的活力。这一过程中，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传承与弘扬，同时也为解决公共事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在算法技术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的当下，集体主义精神的现代性重构呈现出显著的双向张力。从技术赋能视角观之，社交平台的智能推送与分布式传播机制有效突破了传统信息传递的时空局限，使得灾害救援、公益众筹等公共行动的组织效率获得几何级数提升。然而，技术赋能的背面潜藏着认知窄化的风险。个性化推荐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不断固化个体认知边界，当用户被禁锢于同质化信息生态圈时，极易形成“圈层内高度共情、跨圈层认知断裂”的悖论性状态。这种认知隔离不仅消解了集体意识形成所需的共识基础，更可能引发非理性群体行为。面对此般技术悖论，亟需构建“算法向善”的治理框架，注重引导个体关注公共事务，积极参与集体行动，实现技术理性与集体主义价值的有机融合。

　　（四）辩证智慧展现：矛盾张力中的主体性激活

　　辩证法的核心在于以动态视角审视现实矛盾——既承认技术赋权带来的机遇，亦直面资本操控引发的异化。面对网络圈层化的双重效应，当代青年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在技术驯服与主体反抗的张力中探索实践路径。这一过程既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认知局限，更需在理论重构中形成新的行动框架。从历史必然性维度审视，圈层化现象本质是资本逻辑与技术权力的合谋产物：算法通过数据规训将个体纳入流量生产体系，平台经济则借助注意力剥削实现价值增殖。但需清醒认识到，技术本身具有可塑性，通过引导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可将圈层结构转化为培育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试验场。这种转型并非自发形成，而是依托人民群众的集体实践推动的渐进变革。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大学生群体应主动介入技术应用场景，例如将短视频创作从流量焦虑转向公共服务表达，在虚拟社群的符号斗争中重构文化认同。

　　总之，积极社会心态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解放，具体表现为劳动解放和审美解放。通过将数字劳动从流量焦虑中解脱出来，转化为自我表达和公共服务的手段，以及通过跨圈层交流，重建多元文化认同，我们可以实现对异化现实的超越性追求，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路径

　　（一）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圈层化叙事

　　网络社会心态中蕴含着互联网用户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其心理状态的表现形式也反映了互联网用户价值观的变迁。“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心理状态的演变和矛盾，都是由于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所致。网民主体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在线社会，它有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和不同的文化，所以，引导网民对社会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审视，维持整个互联网社会的价值秩序，促进网络社会心理的良性发展。[6]

　　一是要遵循主体性原则。在互联网“圈层化”的背景下，青少年在圈子里所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这直接造成了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分裂和教育生态的复杂化。因此，在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要充分考虑到青少年的主体性，让他们主动地进行自己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网络媒体素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抵御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二是以创新为导向。要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有所创新，让青少年在圈内和圈外都能发挥积极作用。三是要坚持系统的原则；在网络圈子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从载体平台、信息传播、青年参与度、联动机制等各个角度来考虑，将信息传播的三个要素发挥到最大，使之由“圈外”向“圈内”转化。

　　（二）实践转化：虚实结合的共同体行动

　　通过虚拟志愿服务、网络文化展播、创新创业主题教育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的“线下+线上”实践活动，以此来提高青年人的参与积极性，使他们在网络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行为认同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水平和影响力。

　　（三）结构优化：算法治理和网络生态重构

　　对数字化平台来说，持续构建并满足高质量的社群，是维系用户粘性的重要手段。然而，若资本运用运算法则，诱使某些年轻人走上象征式消费乃至迷信的道路，则不但扰乱了整个产业的风气与文化，更是在变相地压榨年轻人的时间与精力。[7]因此，需强化网络亚文化的分类引导与治理，构建刚柔并济的监管体系。应综合运用刚性法律约束与柔性伦理规范，健全适应圈层化特征的网络文化治理机制，实施差异化管控策略。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重点防范资本裹挟下的低俗文化传播、虚无主义历史解构等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要素，警惕文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偏移现象，既要避免网络空间沦为情绪宣泄的匿名场域，更要培育理性包容的数字化精神家园。具体路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健全法规制度体系。针对圈层传播的隐匿性、封闭性与茧房效应，完善网络文化内容权责界定机制，强化违法信息惩戒力度，构建适配青年圈层特征的传播秩序规范。其二，优化舆论治理生态。政府部门需提升数字治理效能，建立负面舆情动态响应与纠偏机制，及时回应圈层群体关切；传播机构应压实主体责任，健全网络文化内容的全链条审核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四）主体性觉醒：批判能力和协作精神培育

　　人的主体性的实质在于，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盲人摸象”，它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行为。在算法逻辑的作用下，高校学生的主体性极易被剥夺，从而使其处于“单向度”的状态。所以，要实现“人的解放”，使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的唯物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引导学生在提升辩证思考的能力。同时，高校思政课教师需要注重学生协作能力的培育。在算法逻辑主导的数字化生存境遇中，大学生主体性异化的典型症候不仅表现为价值判断的机械化与创造力的萎缩，更在于社会交往能力的退化，青年群体逐渐陷入“原子化生存”的困境。这种个体化生存模式消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哲学命题，使大学生在虚拟交往中失去真实的社会联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协作能力方面的价值引领，本质上是在重构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集体实践恢复人的社会属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李东坡.在复杂与和谐之间——复杂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培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3]魏海涛.社会学中的机制解释——兼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J].社会学评论,2017,5(06):88-95.

　　[4]马克·格拉诺维特.镶嵌:关系网与经济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4-19.

　　[5]王延隆,焦一曼.突破差序心态:Z世代青年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J].思想教育研究,2023,(03):96-102.

　　[6]李东坡,李媛媛.论网络社会心态的现代治理[J].思想理论教育,2024,(11):94-99.

　　[7]刘运来,曹乾源,董玉芝.网络时代青年文化认同圈层化现象透析及价值引导[J].中州学刊,2022,(06):7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