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口述历史的局限性为切入点，结合新闻采访实践，探讨口述方法在新闻生产中的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通过分析受访者记忆的主观性、采访者介入的复杂性，以及口述史料验证的困境，文章提出新闻从业者需通过多元信源交叉验证、采访流程规范化、伦理准则完善等方式提升新闻真实性。研究强调，口述历史与新闻采访共享方法论基础，其局限性的反思可为新闻真实性保障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口述历史；新闻真实性；记忆偏差；交叉验证；采访伦理

　　一、引言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以个体记忆为核心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兴起以来，在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广泛应用。其核心特征——依赖受访者主观叙述与采访者互动生成内容——与新闻采访具有高度相似性。然而，口述历史面临的记忆失真、主观重构等争议，同样映射于新闻实践中。尤其在当下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生产节奏加快，深度报道对个体叙事的依赖增强，如何规避口述方法的局限性、确保新闻真实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口述历史的局限性出发，结合新闻采访实践，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新闻生产提供参考。

　　二、口述历史的局限

　　关于“口述历史”概念的争论，无论在欧美口述历史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历来是莫衷一是的，但是口述历史“以受访者的口述”为区别于其他历史学科分支的差异性标志，是访谈者与受访者相互作用、共同努力的产物等特点是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的。在此，我们并不否认口述历史的突破性价值和意义，但口述历史的特性恰恰也是批评者诟病其不科学、不可信的焦点所在，突出体现在当作为个体的“人”成为历史的表达者、诠释者时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及主观性。

　　（一）受访者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从受访者的角度来说。口述历史史料的获得主要来源于受访者的记忆，而记忆本身既包含事实、又包含想象，既有对亲历事实的客观复现、又有基于自身价值体系的主观判断，既是对往事的回忆、又可能杂糅对当代的印记，记忆的模糊性、复杂性、多义性、动态性、不确定性成为反对者质疑口述历史合理性的主要依据。同时，由于口述历史的访谈时间明显滞后于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两者之间时间跨度较大，这就使记忆的损失、偏差、错误的可能性增大，记忆回溯的难度加大。

　　再有，对往事的回忆包含了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而口述者再认识的背景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它可能受到个人情感、经历、信仰、价值观、健康、处境、怀旧情绪、社会环境、公共舆论、现实生活等等因素的影响，使记忆被不同程度的扭曲。而且，即便尽力排除一切可能影响受访者回忆的因素，受访者也不能完全准确、直接地触及过去，他们的记忆渗透着随后时代的经历，过去的声音总与现在的声音交织。正如保罗汤普森的著作《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的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归根到底，他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1]

　　除了记忆的不确定性外，受访者在用语言把记忆表述出来过程中，也有可能基于现实利益、自我保护、自身形象定位等因素的影响，对自己的记忆进行“选择性陈述”，甚至有意识的重建。比如，受访者“经常能体认自己的社会角色（知道自己为何受访，或采访者已说明对他或她的期望）”[2]，或者明确知道自己的公众形象定位以及即将说出的观点对自己现实生活的影响，或者考虑到自己与所谈及人物的利益关系、亲疏程度等，总会在访谈中会对过去的经历见闻进行不同程度的圆谎、辩解、增删、润色、重建、选择性表述，以期符合自己的社会形象定位，维护自身利益，满足访问者的需要。比如，在唐德刚所著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曾表示“他不愿意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意直说”[3]，而在关系到他一生命运的“西安*变”这一关键问题上，他也只是略点皮毛，并未涉及深处，整个与“西安*变”有关的部分在全书近200页的篇幅中不过占了9页，明显的，出于对各方因素的考量张学良对整个事件做了有极大保留的讲述。

　　此外，在由记忆转化为语言的过程中，受访者总在尝试用相对符合逻辑语言来对模糊的记忆进行表达，这一过程自觉或不自觉的包含了受访者的重新诠释和创造。而在记忆落实为影音资料或文本的过程中，口述历史的成果更是经常被受访者主观地损害、扭曲，比如，不少受访者对自己已经说出的话表示后悔，经常会要求删除录音、文字中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或者对转录的文本进行一改再改，以至于成书与当初的叙述相去甚远，而被删除的部分往往是整个口述过程中精彩而难得的部分。同时，由于不同个体表达的多样性及同一个体在不同情境下表达的多样性，在口述历史的工作过程中基于不同利益关系而造成的“罗生门”现象时有发生。当然，影响受访者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由于录音、摄像机等设备在访谈中的应用，有可能造成受访者的心理负担或者增强受访者的表演欲；或者，由于受访者年事已高或者健康状况不稳定，对访谈能否进行、访谈的进程、访谈的节奏等都造成了现实的影响，其他更多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是纷繁复杂。

　　当然，面对质疑，口述历史学家也予以相应的回应，他们认为记忆及表述的不确定性、主观性恰恰是口述历史的突出价值与意义所在，正是人们口述的变化、记忆与历史事实的偏差、主观与客观的混合，为口述历史学者提供了研究历史动态变化的鲜活史料，提供了探求人们的历史意识如何形成、为何变化的重要契机，也能够使历史研究者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观照整个历史变化背后的动因、背景和意义。

　　（二）采访者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从采访者的角度来说。如前所述，口述历史是采访者与受访者共同努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由于口述历史实际操作过程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采访者在口述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也一直备受争议。首先，采访之前，采访者需要确定被采访的人物、预设访谈的目标、制定相应的访谈提纲、确定相应的提问方式等，这一系列环节都是选择的过程，而选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采访者的价值观念、历史观念、文化观念、政治立场、个人偏好甚至某种利益目的的影响或驱动。比如，对采访问题的设置，会不同程度注入采访者个人的理解与看法，使受访者在采访者的诠释、引导下对问题进行叙述，而采访提纲详略与否对采访进程也会造成影响，太简略会导致整个访谈没有中心，流于琐碎乃至失去意义，太详细又会束缚受访者的思路，使谈话灵活性不足。

　　其次，访谈现场是采访者与受访者互动的现场，也是整个口述过程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能否取得被访问者的信任、能否掌握谈话的进程节奏、能否对口述内容做出真伪判断、能否对受访者的非语言信息做出准确判断等等，是对采访者包括历史素养、专业储备、案头工作、考订工夫、为人处世、个性魅力、经验阅历在内的综合素质的考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对访谈进程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口述实践过程中，除了个别访问者与受访者建立起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外，不少访问者仅仅通过几次采访、几次见面，比较难以使受访者推心置腹，也因此使许多口述流于一般，难以深入。

　　最后，采访者对访谈成果的整理与发表也面临众多困境。比如，口述历史工作者对被采访者的录音或录像素材转码为书面文字，或者进行整理加工的过程是否过多的掺杂了个人的价值认同、政治立场、理念想法，是否如实反映了受访者提供的信息、保留了其个人风格特色，是否能反映受访者在当时语境下的表情、语调、情绪、潜台词等非语言信息，这些问题在口述实践中表现都比较突出。同时，鉴于口述历史的特性，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采访者除了要大量地整理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外，还要对各种相关史料进行研究，充分借鉴传统史学的内考证与外考证的方法，对口述史料与传统史料进行对比、考证、校勘等等，这无疑是对采访者时间、精力、能力、耐性的重大考验，而许多口述历史工作者是难以胜任此项工作的。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是口述历史研究的重镇，“誉满全球，而谤亦随之，其‘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双语的《李宗仁回忆录》，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项著作”[4]。鉴于口述历史工作的复杂性、艰难性，大量的口述史料依旧被留在录音带和影像中没有整理出文本，相关内容缺乏有效畅通的渠道开放给有兴趣的人，许多口述历史工作或半途而废或中途搁浅。

　　当然，口述历史的局限性不仅仅是因为“执笔人和传主，是当今世界上，绝对不同的两种人。他二人背景、个性、训练、任务和经验，都绝对不同”[5]，它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造成的局限，比如资金问题、保密问题、法律问题、资料保存与使用问题等等。资金源于何处，资金提供方在口述历史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渗透了自己的意志、见解？在口述历史著作的成品中，有多少内容是受访者和采访者双方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隐恶扬善”“趋利避害”的结果？口述历史的最终产品应该是文本著作还是其他形式？在经历了口述历史复杂的程序步骤之后，口述记录与历史真实之间有多远的距离？诸如此类问题，都是需要我们的反思。

　　三、口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使用原则

　　关于“口述历史”和“口述史料”的区分，有学者曾指出：“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6]。相对于“口述历史”概念的争议，何为“口述史料”似乎有着相对明确的指向，一般认为，“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7]。毫无疑问“口述史料”为历史带来了传统文献史料、文物等之外的另一种“声音”，使历史的表述更加多元，无论是在填补历史空白、补充印证历史、丰富历史细节、增加历史立体感方面，还是在打破精英意识、冲破文字的束缚、改变历史研究焦点、使被忽略的人群拥有表达声音的权利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口述史料”相对于文献或者文物更具有可信性、权威性，正如我们上文所探讨的口述历史的局限中所说，口述历史受到了包括采访者、受访者等纷繁复杂的因素的影响，也必然会损害“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也如唐纳德·里奇所说：“口述历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料一样，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没有任何一种资料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任何资料都需要用其他资料加以比对”[8]。

　　因此，“口述史料”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也应该审慎使用，历史工作者应该本着严谨负责的历史态度对“口述史料”进行认真的“去伪存真”“小心求证”，把“口述史料”与所有相关的文献史料、文物实物进行对比、互证，对彼此的失真失实处进行纠正、校勘，以期能尽量接近历史的真相。或者可以说，在有其他史料可互证的情况下，“口述史料”应该经过与其他史料的相互考证后才能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而对某些虽然具有明显错误、但为了保持口述者的个人特色而保留在著作中的“口述史料”，则应当在著作中有相应的注释、校正、说明等。

　　除此之外，口述历史存在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改变长久以来“自上而下”精英阶层书写历史的传统，采用“自下而上”的角度，将历史研究对准那些曾经被传统史学或忽略、或遗忘、或扭曲、或边缘化的不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和普通大众，比如少数族群、妇女、儿童、劳工等群体，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进入历史的机会。但是，这些群体由于受偏见或遗忘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历史文献中的记录是非常稀少、简略乃至是没有任何记录的，因而“口述史料”就成为关于他们的稀缺史料乃至唯一史料。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料”缺少与其他史料互证的现实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口述史料可以随意滥用，反而意味着口述历史工作者要为证明“口述史料”的合理、可靠性付出更艰辛的努力。比如，口试历史工作者需要采用科学的采样方法，扩大口述者的样本数量，采集尽量全面多样的“口述史料”，采取缜密、严谨的治史态度对不同口述者的“口述史料”进行横向的对比、研究、分析，以期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进而运用在相关的历史研究中。当然，这些史料在被验证后仍然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检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稀缺性的“口述史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空白，也为未来史学的发展研究都做了有益的铺垫和储备。

　　四、口述历史方法对新闻生产的启示

　　针对受访者记忆偏差，新闻从业者可借鉴口述历史的“互证原则”，即通过多方信源交叉验证弥补单一叙述的不足。例如，在调查性报道中，记者需同时采访事件相关方、调取监控记录、查阅官方文件，构建多维度证据链。此外，引入心理学视角，关注受访者陈述时的非语言信息（如语调、表情），有助于识别潜在的记忆修饰行为。

　　针对采访者预设框架对叙事的影响，建议新闻机构制定标准化采访指南，要求记者采用开放式提问（如“请描述事件经过”），避免预设结论；同时建立多层审核机制，由编辑团队对采访提纲、录音文本进行交叉审查，减少个体偏见对内容的影响。此外，可通过长期跟踪受访者建立信任关系，降低短期采访的片面性风险。

　　针对口述史料的应用，口述历史强调将口述史料与文献、实物等证据交叉比对，这一原则对新闻生产具有直接借鉴意义。例如，在人物特稿中，记者需将受访者自述与其公开言论、第三方证言、历史档案等进行对照，识别潜在矛盾点。

　　优化新闻采访实践的其他建议还包括，构建口述类新闻的伦理准则，明确受访者知情同意权、内容修订边界、隐私保护条款等，避免因利益冲突导致内容失真。引入技术辅助工具，利用语音情感分析、语义比对软件识别受访者的表述矛盾，辅助记者进行实时追问。此外，还可以开设“口述方法在新闻中的应用”课程，涵盖记忆心理学、采访技巧、证据链构建等内容，提升记者应对复杂叙事场景的能力。

　　五、结论

　　口述历史的局限性揭示了主观叙述与客观事实之间的永恒张力，而新闻业作为社会真相的守门人，需以更严谨的态度对待口述方法。通过制度化约束、技术创新与伦理反思，新闻从业者可将口述历史的挑战转化为提升专业性的机遇，最终推动新闻真实性与公共价值的共同实现。

参考文献：

　　[1]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2-43.

　　[2]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5.

　　[3]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16.

　　[4]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8.

　　[5]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7.

　　[6]左玉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06,(05):5.

　　[7]同上.

　　[8]陈墨.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J].当代电影,2011,(0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