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野多惠子小说《骨之肉》中的女性身体书写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意义内涵。家庭空间中的女性身体首先呈现出由轻度焦虑转为强迫症进而走向神经衰弱的动态变化。神经症的病体不仅是女性身体超越耐受极限后的崩坏，更负载着女性个体与性别劳动、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饮食活动中女主人公怪异且偏执的食欲是男人的管束，以及女人味觉自我“禁断”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是家庭空间内女性身体在性别压迫下自愿服从与自我规范的具象表征，有独特的隐喻象征意义。河野多惠子以梦境空间为依托书写女人的本真欲望，将女性身体视为反抗的基点从而体现对身体的人文关怀。

　　河野多惠子（Kouno Taeko，1926年—2015年）是当代日本别具一格的女性作家，1961年凭借处女作《狩猎幼童》获得第8届新潮同人杂志奖，进而受到日本文坛的关注。在1963年，河野多惠子凭借小说《螃蟹》获得了第49回芥川龙之介奖。1991年凭借小说《木乃伊的猎奇谭》摘得野间文艺奖，2002年凭借《半所有者》摘得川端康成文学奖。河野多惠子擅长以“反日常”的手法描写家庭中的日常生活，重塑理所应当的传统婚姻形式、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她也在多部作品中通过对倒错的性活动的书写与升华，表露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对女性主体性意识的探索。此外，正如与那霸惠子指出的那样：“从解放体制化的女性身体的角度而言，河野多惠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关女性身体的写作实际上也内化于多惠子的创作自觉，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也构成了河野多惠子思考女性问题的支点，女性问题逐一展现在身体之上。河野多惠子在1969年发表的作品《骨之肉》中聚焦家庭空间中女性的身体感觉与变化，将身体性推至作品的前台。与此同时，相较多惠子创作的其他作品，该小说的一处显著特征在于作者回避传统的日本女性名字，转而以抽象的性别指称“女人”来指代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由此看来，文本中包含女主人公行为与心理在内的整个身体空间实际上都投射着作者于性别的视角下对社会中广大女性生存图景的关注与思考。鉴于此，拟借助性别理论，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骨之肉》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探究文本中女性身体表征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反思日本现代家庭以及性别劳动的限制性结构给女性带来的桎梏。

　　神经症的病体

　　病体是一种非常态的身体。在文学领域，疾病不仅仅展现出身体在生理层面上不受掌控的痛苦，文学化的病体本身也成为作家观照内心、审视生命个体与社会文化、伦理规范之间复杂关系的媒介，有着独特的隐喻象征意义。如同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所说：“身体是物质有机体，但也是一个隐喻”。小说开篇写到女人遭到同居已久的男友抛弃，身体随之置于一个男人离场的家庭空间之中。女人的身体也开始呈现出从简单的精神焦虑到强迫症再到神经衰弱的动态变化。小说中，女人在最初只是对自己没有让男人在离开的时候将行李一并带走而懊悔。而后她想到已经成功将其甩开的男人从今往后无论是在工作上，抑或是个人生活中都可以鼓足干劲地奋斗，连同衣服也将焕然一新，自己却如同这些男人丝毫不在意的日用品一样悲惨可怜。女人的生存空间被标记着男人性别的物品不断挤占的同时，与它们捆绑在一起的束缚感与屈辱感也重重地压在女人的神经上，不断敦促着女人寻找新的出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男人遗留的物品“断舍离”、逃离当下家庭空间的憧憬却因为女人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而化为泡影，甚至说“女人，（她）只能祈祷没有钱这种事情不要成为自身的绊脚石。”女人渴求改变与解脱的生存本能与没有资金摆脱现状的客观现实在精神世界里产生无法消磨的冲突。罗洛·梅指出：“冲突在主观上是焦虑，在客观上便是疾病。”女人精神上感受到的一系列焦虑、不安与冲突不仅停留于脑海，无法处置的男人的物品带给她的精神重负最终都指向了在场的身体，引起了身体状态的变化。女人的脑海中开始不断涌现出一场关于火灾的幻想——她渴求将男人的物品、屋子乃至自己一并烧掉。因了这止不住的幻想，女人在外出之时总会不由得数次返回家中检查火源，哪怕时间紧迫也依旧如此。锁好门的女人每次走出两三步，就会立刻变得焦躁不安、双手颤抖，她便只得再一次返回屋内检查电器插座、煤气开关，将烟灰缸内注满水、放置在水龙头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女人的身体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强迫症。强迫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官能症，喻指患者在焦虑障碍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强迫，做出一些毫无意义、不合理的行为，且在主观上无法克制。女人精神上无法疏解的焦虑以一场火灾的具象化影像在脑海中不断地重复上演，成为一种闯入的冲动意念。面对这样突如其来、强烈的冲动意念，女人意识到不能以放火为手段放任自己的身体走向消极的自我毁灭，所以女人才会在生活中做出一系列毫无意义的仪式化行为。换言之，纵使强迫症是一种神经精神疾病，但它同时也是女人的身体为了减轻痛苦和焦虑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河野多惠子对女人强迫症病体的书写表征了女人身体内在的一种抵抗性力量。可是这样一种抵抗性力量终究是不彻底的，毫无意义、循环往复的强迫性行为只会进一步剥离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力量，客观上则加剧了女人精神上的焦虑障碍。积压在女人精神上的焦躁与不安无法得到消解，日复一日，女人的身体也被这巨大、往复的焦虑推向神经症的渊薮。衣橱上方的抽屉仿佛成了半透明的材料，壁橱的隔扇唐纸上则到处都生出小小的纱窗。女人开始幻视到抽屉与壁橱内男人的物品，此刻在她的身体空间中呈现出了一种自身知觉与客观现实世界之间的错位。“已经相当程度上的（神经）衰弱了啊，女人这样想着自己的情况。”如她自己所言，从病理学上来说，女人的身体呈现出一种重度精神疲劳下引起的神经衰弱。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曾指出：“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因此身体中的疾病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稳定性的身体也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隐喻。我们对社会关系中的风险和不稳定性的观念性焦虑也可以通过身体秩序理论得到说明”。文本中的疾病已不单单属于一种自然的、中性的、技术性的范畴，我们更应当在社会/文化的层面对文本中“疾病的发生”做以回答。小说中女人病体的生成不仅在于男人遗留下的物品对女人生活空间的挤占，更准确地来说它其实是女人对离开家庭空间而重新回到公共劳动或者说公共空间时所面临的巨大的“性别隔离”进行反思后的无力与“失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相对于可以潇洒自如地将女人如行李一般抛弃并且公私生活都能焕然一新的男人来说，女人则囿于家庭空间。即便女人清醒地意识到她面对的是一个束缚身体的“囚笼”，但她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完成一场自我的突围。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委任统治，以美国为主的占领军当局对日本进行了浩浩荡荡的社会改造，其中包括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改善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允许妇女参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束缚日本妇女身心的桎梏。即便如此，在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范中，日本的现代家庭仍然延续着“男主外（男性稼ぎ主モデル）”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及至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多数女性都成了专职的家庭主妇。小说中的女人也是如此，在家庭空间中一直以“爱”的名义进行习以为常的家务劳动。例如，相较于男人只会凭借蛮力撬毁牡蛎壳，敏锐地找到牡蛎壳上细微的开口再用刀尖将其撬开的繁琐手法对于女人来说早已熟能生巧。而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男人毫无情面地离开之后，女人并没有迅速地将男人遗留的物品处理掉，而是费心地将它们收纳整理。因为这日复一日、习以为常的家务劳动早已使女人服从一种身体上的惯性。对于这样的家务劳动，上野千鹤子解释道：“倘若主妇不从事这种劳动，就需要他人代为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务劳动是‘有用且不可或缺’的劳动。然而虽说如此，女性却没有获得任何法律和经济的补偿，而被置身于毫无权利的境地之中。”习焉不察的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空间中女性的身体日趋规训，却换不来任何经济上的补偿，反而将其“置身于毫无权利的境地”，它将女性拖向贫困的渊底。一旦她们遭遇了家庭空间中男人的离场或是自身企图离开她所在的家庭空间时，经济上的窘迫，以及重新面对公共空间时的举步维艰很快成为了一种活跃在她们神经上的、压迫性的焦虑与恐惧。小说中的女人正是相当一部分日本女性的真实写照，她们时刻要面对公共和家庭空间之间相互割裂的问题，只是因为她们还未拥有足够的权力来掌控自己的生活。

　　饮食活动中规训的“食欲”

　　列维·斯特劳斯从身体出发分析人类社会和文化时指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和食物是人类文化的最基本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食物为身体存在提供物质保障的同时，也成为家庭空间中表达与交流的媒介。文本中家庭空间内的饮食活动渗透着权力关系的运作，亦成为对女性身体进行规训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中，女人回忆着去年的某个午后和男人一同在外出回家的路上购买烤鸡的光景。女人表达出自己想买一只烤鸡的意愿时遭到男人的拒绝。而此时男人拒绝的理由显得耐人寻味——“听说最近的鸡都是注射了雌性激素才长得这么肥，男人的话还是不要去吃比较好”。男人以鸡被注射了雌性激素为由而拒绝购买鸡肉的同时，也牢牢地将雌性激素排斥在男性身体之外。在男人的思想中，性激素与身体紧密相关，它影响着身体，而其中连接着女性身体意向的雌性激素对于男性的身体来说却是消极的、贬斥的。我们不难看出此处男人内心以差异性的生理特征为基准将女性身体等级化、他者化的性别认知。然而，一个生物学上无可非议的事实是男性的身体内同样含有少量雌性激素。同时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论断的那样，生物学论据本“不足以确定性别的等级；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女人是他者”，任何生理上的因素都无法说明女性何以成为相对男性的他者的问题。这种理由不过是男人的臆测（小说后文也同样写到女人对这一信息来源的怀疑），客观上成为一种管控女人食欲的服从性测试。同时，男人以低劣的借口拒绝购买烤鸡的行为成为了一种巧妙的象征，它象征着父权制社会中以生理特征为准则将男性身体置为中心的、神话般的象征秩序对女性自我的、本真的身体欲望的漠视与排斥。

　　如果说这一情节表明了小说中女人身体第一次对食物的真实的欲望遭到男人的管控，那么小说中女人“反日常”的饮食习惯与味觉危机则是她为了迎合男人而对身体进行的自我“去势”。河野多惠子毫不回避身体的物质性，在小说中细腻刻画了女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在购买烤鸡的提议遭到拒绝之后，女人提出购买牡蛎的建议则得到了男人的应允。分食带壳牡蛎实际上是男人与女人饮食活动中的日常，而“反日常”的情节则在于相对男人可以贪婪地择取肥嫩鲜美的牡蛎肉，女人却只能选择牡蛎壳以及壳上残留的薄肉为食并且甘之如饴。与此同时，女人对于自己怪异的饮食习惯已然近乎偏执。小说中，男人怀疑着当日牡蛎的味道，便提议女人去吃一口饱满的牡蛎肉。可当柔软的牡蛎肉滑进女人的身体，吃惯了牡蛎壳与薄肉的女人也自然无法对牡蛎的好坏做出正确的判断。在那之后擦洗菜板时的女人又有意地将自己的手划伤，文中解释道：这是因为女人往日的饮食趣味没有得以满足便匆匆结束从而心有不满。女人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用流出血液来“捍卫”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可不谓之一种极端到身体组织内的偏执。一个成熟的、怪异且偏执的饮食习惯将女人的食欲牢牢地锁在一定的框架之内，也一并带走了她的身体对正常食物该有的感受、判断与追求，它削弱了女人身体上动物性的感官和本能。评论家川村二郎指出：“品尝骨头的喜悦同（她与）舍弃骨头的男人共同生活的喜悦难以割舍，可以推测的是二人在性关系上恐怕也是如此，是一种相辅互补的授受关系”。可见女人在饮食以及可以推测的性活动中奇特的“喜悦”，无论是出于她的自愿与否，这种癖好的诞生离不开与男人之间相互的“力的作用”。然而在男人离场以后，女人的食欲也随之消失，日渐消瘦的女人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被男人一并扔下的还有自己的味觉。她也随之成为了一副只会期待着男人丢掉的骨头以及残留之上的薄肉为食的身体，而这也是一副不折不扣的、依赖那个男人而存在的身体。河野多惠子利用细腻而大胆的幻想将女人的身体与味觉比喻成母亲同自己孩子的关系，从而刻画了味觉束缚下女人身体的挣扎。

　　“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母亲时而觉得其可怜，时而又对其加以训斥，有的时候母亲会抱着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哭起来，不仅如此，也会出现母亲残害孩子并与之自杀的情况。就像这样，女人被自己这不听话的味觉弄得捉襟见肘的时候，她却还要看着网格栅外面的男人贪婪地享用鸡腿肉，而男人手中吃剩下来的骨头被他在关节处折断，不断地抛进去给女人，她时常觉得自己会突然听到骨头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河野多惠子以“母子心中”①一词来隐喻女人主动阉割掉自己的味觉，以“不完整的身体”去迎合与男人相辅互补的饮食活动的行为。此外，“网格栅”是父权体制的具象表征，女性身体被困于其中，却仍然可见其对鸡肉的渴望，那才是她被压抑的、本真的身体欲望。由此可见，女人怪异的饮食习惯并非是一种从女人身体内自然萌生的饮食癖好，而是长时间形成、与男人互补的授受关系之下的一种偏执与服从。它就像一根只有一端系在女人身体上的锁链，即便不需要人来牵动另一端，女人的身体也倾向于对自己的食欲进行约束。女人怪异的饮食习惯与味觉的危机揭示了藏匿在家庭空间内、巧妙的权力秩序，这是一场以女性身体为对象的操控实践。米歇尔·福柯关注的是作为话语、知识和权力作用场所的身体，他指出：“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女性主义学者则援引福柯的理论对父权制制度下男人对妇女身体的控制进行了再阐释。河野多惠子将女性身体在男性社会中的自愿服从、自我监督与自我规范投射到“幽禁”女性的家庭空间。小说中的女人无法通过自身的主体性满足自己的食欲，掌控自己的味觉。那是一副了无生机的、沉默的、不得不依附于男人的身体。而这也正是河野多惠子所关心的女性个体身体在父权制社会中所面临的生存现实：如同夏娃是亚当身上取下来的一块肋骨，女性身体永远要面向男性的在场，又始终要为她们被赋予的角色而服务。而这样的权力秩序又内化于她们的意识深处，足见驯化之深。

　　梦境与身体——女性抗争的空间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的场域将人类的感性能力，包括感觉、情绪、欲望等与身体各种行为联系起来，拓展了身体的内涵。可以说反理性主义的快感、力比多与无意识等指向的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身体。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是一种常见的无意识主导状态，是身体的各种欲望或隐或显的迂回表现。小说结尾部分中河野多惠子对女人梦境的书写本质上也是对女人身体书写的延续。

　　在女人的梦境中，一切现实生活的权威与规约得以“关闭”，她能够更加清晰地直面自己压抑的欲望。在梦境中，女人与站在垃圾焚烧炉前的小孩子一同商议着将男人的物品烧毁，她坚信等到明天醒来以后，唐纸上生出小窗子等诸如此类的幻觉也将不复存在。小孩子是女人在梦境内复苏的真实味觉的具象，女人也同时第一次体会到如此神清气爽的心情，身体也随之自由舒展。梦境中的女人以销毁燃尽男人的物品为手段展露出反抗的姿态。而女性身体的欲望本就是父权文化中的禁忌，河野多惠子对以女人梦境为具象表征的身体欲望书写，也即是将突围家庭空间的桎梏、反抗社会内性别权力的颠覆性铭刻进女性身体。如同伊格尔顿所说，“肉体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对于家庭空间内的女人来说，身体是她受规训与压迫的焦点，也是她抗争的空间。伴随着恣意宣泄自己的欲望，女人的神经症病状也继而烟消云散，她的身体还原为本真存在，它宣称着女人的身体在此刻迎来了一场自我解放，而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女性柔软的身体内所隐藏的解放性与延展力。无论说这样一种梦境内的自由与解放在现实层面上含有多大程度的“虚伪”与无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河野多惠子已然在小说的结尾将女性身体视为反抗父权权威，以及实现女性自我解放的场所和原点。

　　神经官能症所带来的病态与“疯狂”是人类身体特有的现象，它是身体同它赖以生存的环境相互冲突下的产物。小说《骨之肉》中的女主人公感受到无偿的家务劳动引起的贫困、“剥夺”感，以及无法从家庭这个私人空间中“逃逸”这一现实所带来的威胁，这种父权制与性别劳动的限制性结构所带来的威胁和混乱使得她的身体逐渐无法被自己掌控。与此同时，“身体是进行巨大的象征工作和象征生产的场所”，在河野多惠子的笔下，男人与女人在家庭空间的饮食活动中形成的、“互补的”食物交换关系塑造了女人异常且偏执的食欲。这种关系创造了一种依赖纽带，由此产生了女人身体上对男人的依附。这种内化的依赖关系无疑客观上加强了对现存父权制结构的保守主义式的崇拜。由此可见，河野多惠子在小说《骨之肉》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是一场巧妙的象征工作，不仅尖锐地质问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还同时揭示了日本现代家庭空间中的父权权威与公共空间内性别劳动制度机器的“合谋”，并写下了它们在物质基础以及意识形态的双重坐标上对妇女身心的桎梏。

　　注释：

　　①日语词汇，意为母亲携带孩子一同自杀，另有“親子心中”一词。

　　本文中的作品引用均由笔者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