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徽的徽剧，自明中后叶诞生以来，借助于京剧而雄踞京师舞台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起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影响几乎遍及全国。而崛起于明代中叶的徽商，凭借灵活的经营方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独执商界三百余年、富甲一方的地域性商帮。徽商成功后大力投资城镇并蓄养家班，培养戏曲艺人，成就了辉煌的徽文化象征，形成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班”的局面。

　　关键词：安徽；徽剧；家班；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班

　　一、徽商与徽文化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帮，在商界称雄三百年，势力达到高峰时，“全国金融几可操纵”，成为社会一大奇观。徽商作为雄踞商业舞台几个世纪之久，其历史的源头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晋代，据《晋书》卷二十八史料记载：“司马晞未败时，宴会辄令娼妓作新安商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①,显见当时徽州商人经商已为世人所知。到了宋代，徽州已成为商业中心，并有大量的商人出现，这在南宋时期，当地有制作和使用大量的纸币（会子）就有记载，而徽商真正兴盛在于明初至清道光年间，徽商在明清时得到较大的发展，一跃成为商界的霸主。

　　徽商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由以下几种因素决定：首先，自然环境的因素。在地理上，徽州位于安徽的南端，古称歙州、新安。徽州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府治在现歙县徽城②。地处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的徽州，是典型的山区，民间有“六山三水一分田”之称，山地和丘陵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徽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热量丰富，雨水充沛，但境内土地主要红壤，酸度高，肥力差，稻作条件不佳，因此，徽州山多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这些因素促使徽州人商贾他乡，求食四方③。

　　徽州由于山重水阻，山多路少且封闭，也很少战乱，于是，成为吸引移民来此。晋代以后，中原地区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战乱，大批中原汉族居民向江南地区迁移。移民的进入，为徽州带来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徽州的木材、茶叶、笔、墨、纸、砚等资源得到开发，有力促进了徽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加上自然繁衍，到宋元之际，徽州人口压力日益突出，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谋生，拓展生存空间，“人口因素的急剧膨胀，是促使徽商群体发展的关键诱因。”④此外在唐末，经济中心开始南移，特别是南宋王朝定都于临安（杭州），徽州成为边临杭州的府郡，其大量的竹木原料和笔墨纸砚都贩卖到新都城，负贩四方，牵牛服贾成为徽州人越来越重要的生活来源。据宋代《新安志》记载：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淛河，往者多取富，女子始生，则为植檆，比嫁斩卖以供百用，女以其故或预自畜藏”⑤。元代，徽州某些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经商服贾已经形成了相当浓厚的风气，宋元徽州商业的发展，为明清徽商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晚期，徽商的足迹已经踏遍全国，乃至海内外都留下了徽商的足迹，“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贸殖为恒产，春月持余赀以出货十二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年一归者。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仪有口，而贾之名擅海内”。⑥徽商充裕的资金为蓄养徽剧家班，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无徽不城镇

　　明清时期徽商的发展，是徽州商业城镇兴旺繁荣的决定性因素。徽州早在宋代就有少量商业城镇的记载，但大规模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城镇，如休宁县的屯溪镇、黟县的鱼亭镇，都享有“千户之镇”“万家之邑”的美誉，规模已经相当大，可见徽商在徽州本土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古徽州随着徽商的崛起城镇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徽商的崛起主要为古徽州的城镇带来以下改变：其一，是古徽州城镇中城区的扩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城镇流动人口的增多，商业类活动等的加剧增长。古徽州一府六县随着明清之际徽商的崛起，城区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其次，城镇文化功能的增强，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商开始大力支持本地的教育，徽商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文化教育对徽商来说显为重要，徽商有了资本以后便大力扶植或赞助本地教育事业，如大力捐助筹办学堂，出资改善教育环境等。明清之际，在徽州各县所在的城镇内，兴办的书院在徽商的资助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也节节攀升。据文献记载，随着教育的事业发展明清时期古徽州诞生的进士就多达444名，⑦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其他地区，可见徽商对古徽州文化教育的影响窥见一斑。再者，促进了古徽州商业城镇的繁荣，明代之前徽州除了府治、县治的城镇以外，商业城镇所见寥寥无几，但随着徽商的崛起，古徽州的商业城镇开始大量涌现，仅清道光《徽州府志》记载中所列市镇就有街口镇、岩寺镇、万安镇、三吴镇、闪上镇、到湖镇、鱼亭镇、新馆镇、屯溪镇、五诚镇、高砂镇、柏溪镇、庙口镇、华阴镇、龙塘镇、东市和临溪市等十八个市镇⑧。最后，徽商促进徽州城镇内文化娱乐活动的丰富，在徽商经济的促使下，原先不太活跃的文化娱乐变得一片繁荣，人们不再拘泥于以往的农业经济，而是走出家门参加各种文娱，在闲暇之余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喜好。比如据《歙县志》载：“于所居之下游名曰送圣，若郡城北街之献菜，南郭渔梁之灯船”⑨;端午节，“城关一带好事者更以钟馗偶像架诸肩，团团旋转于市衢，金鼓随之；旁人亦燃放爆竹，掷五色小纸块，纷飞空中以助兴。”⑩因此，徽商带来的经济缩影使徽州城镇文娱活动得了大力的发展，也极大了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随着明清时期徽商经济的发展，古徽州的城镇不断扩展，同时促使徽州城镇数量迅速增加，教育投入大幅增长，为古徽州文化带来了长久的繁荣。城镇经济、文化功能日益明显，深刻体现出经济为核心的主导功能，与教育、文化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徽州城镇经济的大力发展，其经济辐射也惠及周边地区，为周边地区带来了相应的进步。

　　三、徽班的兴起

　　徽班即徽商蓄养的家班，但徽班绝不是仅仅演徽剧的科班。徽班诞生地也不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之地。徽班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从时间上记载，徽班诞生至少可追溯到明末。明万历年间，蓄养家班成为风尚，于是，徽商凭借雄厚的财力和自身修养，大力蓄养家班。明代万历年间冯梦桢《快雪堂集》记载：“赴吴文倩之席，邀文仲做主，文江陪。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技也。”“赴吴文仲、徐文江席于文仲宅。同于中甫、文倩、无竞兄弟咸待作伎。吴伎以吴徽州班为上，班中又一旦张三为上，今日易他班，便绝损色。演《章台柳玉合记》。”⑩冯梦桢的两则日记时间是相接的，这也是目前已知徽班所谓的最早记载。日记中所谓的“吴徽州班”，指的是吴徽州的家班，这表明，徽班的名称在明代就是指客居外地徽州人所蓄养的家班。客居外地且养得起家班的基本都是徽商，所以明末徽商蓄养家班使得徽班大力兴盛已成事实。

　　自明末清初，石牌、石台（即石埭）和太平已是戏曲班社聚集演出的活动地盘。进入清乾隆、嘉庆年间，皖南戏班迅速向周边扩展，促成了高淳、东坝、太平三角地带的戏曲中心，活动地盘遍及皖南、苏南地区。同时，“石牌班”等徽班顺流而下到了扬州，徽班在这里落地生根，于是诞生了戏曲史上的“扬州徽班”和“里下河徽班”。⑩

　　乾、嘉之际，江西乱弹的兴起，皮黄腔成为民间戏曲的主流。嘉、道间，借助于徽班进京以后皮黄戏在南方持续发展的大好形势，湖北汉剧经由黄州进入九江，以及石牌班、金华徽戏班社的相继入赣之际，江西的乱弹腔（皮黄）班亦纷纷出省演出。然而，真能走遍天下的皮黄戏班，是以石牌伶工为骨干的安庆徽班。乾隆年间，安庆徽班遍达到闽、粤、云、贵和巴蜀境内。徽班走南闯北，遍撒皮黄吹拔的种子。据初步统计：自乾、嘉之世至道、咸年间，歌唱皮黄、吹拔的剧种，共五十余个，形成了一个拥有剧种最多和声腔最为丰富的、表演技巧最为精彩的皮黄腔声腔系统。此时，清代的徽班已经遍及天下！④

　　清代徽班最辉煌的一页，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⑩进京，“京师梨园乐伎，盖数十部矣，昔推四喜、三庆、春台、和春，谓‘四大徽班’者焉。”⑩“四大徽班”非直接来自安徽，也不全唱徽调，“所谓‘四大徽班者’非四家皆属徽人，如和春之扬州班，春台之湖北班，四喜之苏州班，三庆之为徽班，其调各味，其派各别。”⑩徽班自乾隆五十五年入京，不仅站住了脚跟，而且还有很大发展，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孕育了国粹京剧的诞生，这也是清代徽班史夺目灿烂的一刻。

　　四、无徽不成班

　　明清时期，安徽戏曲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各路声腔，群雄竞起；大小班社，争奇斗艳。安徽的戏剧艺人更是驰骋南北，锋芒毕露，一时间成为享誉全国的戏曲劲旅。继徽班异军突起后，安徽戏剧文化被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徽班的出现及成功绝非偶然，它不仅得益于安徽深厚的戏剧文化积淀，也得益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文化交融及强烈的戏剧需求，更直接得益于“贾而好儒”“富甲天下”的徽商的发达。

　　明中叶，富甲一方的徽州商人，蓄养加班成为徽商的风尚和身份象征。徽州商人取得巨大成功，经商有成后在异地他乡的这种思家、孤独之感，必定要通过拥有的财富来弥补，而蓄养家班则是他们弥补精神空缺的一种重要途径。徽商蓄养家班也是娱乐之需，徽商追求声色之娱早已有名，根据有史料显示：“徽州很早以前就有了所谓的乐户制度（即乐仆制度），专业称之为乐人、乐仆、乐师等一类的名称”⑩,这一类的乐人必须时刻敬奉主人的享乐之需，徽商经常致富后追求声色是在情理之中，明代汪道昆《太函集》曰：“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策者最豪，入则击乐，出则连骑，暇则召客高会，待越女，拥吴姬，四座尽饮，夜以继日”⑩可见，徽州商人成功之后追求声色享乐是夜以继日，不分黑夜。蓄养家班蓄养乐人自给自乐已成风尚。徽商对声色之娱的追求更是促进家班兴起的重要因素。清代涨潮《马伶传》载：“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倍而其著者有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⑩。另据史料记载，两淮八大盐商之一的汪石公，其夫人乐善好施，“门下多食客，有求干太太者，咸如愿以偿”⑩,而且还“家畜优伶，尝演剧自遣”②。另有汪姓徽商还重资养名优，于家中开辟戏院，一演就是数十日：“吴门午节后，名优皆歇夏，汪则以重费近之来，留至八月始归。此数十日之午后，辄布戳能于广厦中，疏帘清覃，茶瓜四列，座皆不速之客，歌声绕梁，笙簧迭奏，不窗神仙之境也”②。这里不难看出，徽商蓄养家班消遣助兴已经蔚然成风，同时不仅满足自己，也以此待客，热闹非凡，令人目不暇而；可见徽商蓄养家班俨然成为一种潮流。

　　徽商介入戏曲，使徽班文化出现辉煌，进而影响明清时期全国戏曲的发展。所谓徽商介入戏曲，不仅指徽班以雄厚的财力培养出类拔萃的家班，也包括对民间戏曲班社演出活动的组织和支持。正如王效倚在《徽班与徽商》中所说：

　　无论石台、太平梨园，还是徽州旌阳戏子，一旦登上中国的戏曲舞台，都绝不是仅仅满足于擅长一隅而已，他们一离故乡，便立刻纵横驰骋。但是，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与徽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完全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徽商的广泛活动，即便石台、太平梨园和徽州旌阳戏子有多么高超的技艺，它们的足迹也绝不会走得这样广远，名声也不会这样显赫。戏曲史专家周贻白先生在详细研究了徽州旌阳戏子和石台、太平梨园以后，明确指出：徽班已于明代崭露头角了，而且进一步肯定：明代的徽班，实已占有相当的地位。④

　　徽商经商走向全国，徽商蓄养的家班紧随其后。从区域来看，徽商蓄养家班主要集中在徽商本土的古徽州一府六县，而省外则以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扬州为主。在扬州，徽商牢牢掌控了两淮盐业，蓄养的家班在扬州成为风尚。据安徽省徽剧团的内部资料显示：

　　徽州的徽班，有业余、半职业和专业三种形式，其中半职业或职业的多为徽商所蓄养的家班。这类徽班在获得资金投入后，演员演唱技艺精湛，人员众多且实力强大，班社数量竟达四五十之多。据统计，有新春班、合春班、福春班、笑春班、太平班、万年班、和春班、庆和班、元春和、仪春和、小春台、也舞台、鲜舞台、新鲜舞台、吉庆堂、新民乐等班社⑩。

　　由此可知，明清之际徽商在徽州蓄养家班风气昌盛，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扬州作为徽商的集聚地，不仅推动了扬州经济的发展，更对扬州戏曲的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文献中很少提及扬州具体徽班的数量和规模，但徽商进入扬州后对于促进当地的戏曲和班社盛况仍可窥见一斑，如乾隆年间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提到：

　　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厘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统谓之乱弹。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元、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㉕

　　由此可见，当时扬州各班社纵横，搭戏台演大戏，所谓大戏即可能供皇帝出巡时所观，因为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都曾六次出巡，文献中提到徽商所蓄养的家班，诸如老徐班、洪充实的大洪班、江广达的德音班、复征花部的春台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元、程谦德各有班。因此，无不透露出班社的昌盛和戏曲的繁荣已成为扬州当时戏曲文化领域的奇观。

　　结语

　　徽班的诞生与发展得益于徽商的喜好与时局的风尚，随着徽班进京并结合其他剧种与声腔，逐渐演变为京剧，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无疑诠释了徽班与徽商之间经济与文化的内涵关系。

　　徽商经历了艰辛的创业和坎坷经营的奋斗历程，其兴起与繁荣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徽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徽州四面环山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也由于晋代以后大规模移民迁徙至徽州，迫于人口和资源的压力，古徽州人不得不另寻他经，外出谋商。通过勤劳的双手和过人的智慧，徽商一跃成为明清之际最大的商帮之一。徽商的崛起不仅促进了古徽州文化的繁荣，富甲一方的徽商蓄养戏曲家班的风尚，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徽调的发展，促使徽剧的形成和京剧的形成、发展与传播。

　　注释：

　　①[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7:128.

　　②前四个县现属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安徽省宣城市，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

　　③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史研究,1980,(3):391-405.

　　④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26.

　　⑤[宋]罗愿撰.州郡·卷一·风俗（宋元方志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⑥[清]赵吉士.徽州府志·卷二[M].合肥:黄山书社,2010.

　　⑦曹天生.徽商文化[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23-35.

　　⑧[清]马步蟾撰.徽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0:75.

　　⑨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37.

　　⑩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38.

　　⑩[明]冯梦龙撰.快雪堂集·卷七（电子版无页码）。

　　⑩徽班班社先后北上的同时，还有一些班社以扬州为中心，向东行进，沿着里下河流域，奔赴高邮、兴化、宝应、泰州、东台、盐城一带，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世称“里下河徽班”。参见于质彬.南方京剧史发展——兼论里下河徽剧与南派京剧之关系[J].戏曲艺术,1990,(1):44-50.

　　⑧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编.中国徽班[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119-120.

　　⑩所谓“四大徽班”便是三庆、四喜、春台、和春。

　　⑥[清]张际亮撰.金台残泪记·卷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53.

　　⑩《鞠部拾遗》（注：作者出处待考证），引自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编.中国徽班[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19-25.

　　⑩王效倚.徽班与徽商[J].徽学,1986,(1):87.

　　⑩[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二《汪长君论最序》[M].合肥:黄山书社,2004:1-5.

　　⑩[清]涨潮编.虞初新志·卷三《马伶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⑩[民]徐珂编.清稗类钞,第二十四册《豪侈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718.

　　⑦[民]徐珂编.清稗类钞,第二十四册《豪侈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800.

　　⑩[民]徐珂编.清稗类钞,第二十四册《豪侈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800-801.

　　⑩颜长珂.徽班进京二百年祭[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58.

　　⑩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安徽省徽剧团编.徽剧资料汇编（内部资料）,第178-180页.

　　⑩[清]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