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秋胡故事最早见于汉代刘向《列女传》中的《鲁秋节妇》，主要描写鲁国光禄大夫秋胡为官后返乡与其妻之间伦理爱情的矛盾冲突。元代剧作家石君宝在此故事基础上创作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本文通过《秋胡戏妻》“大团圆”结局的改动，深入探讨元代文化背景下大团圆结局成因及剧作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元杂剧；秋胡戏妻；团圆结局；悲剧性

　　《秋胡戏妻》是在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卷五中首次出现的，而在“节义传”的第九章则是《鲁秋节妇》。故事中，鲁人秋胡与他的夫人成亲五日后，到陈国为官，“宦于陈，五年后回国。”于回家途中至桑园遇一女子，言语调戏，并以黄金相赠，但被断然拒绝。后归家看望娘亲，献予黄金，娘亲唤来儿媳，原来正是桑园调戏之女，秋胡大惭，其妻怒斥秋胡：“汝束发辞亲往仕，五年乃还，当欢喜，乍弛乍骤，扬尘至，思见亲戚，今也乃悦路旁妇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也。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在秋胡妻子看来，秋胡做官五年后才回来，应当欢喜，现在看到路边妇女，赠予黄金，这是忘记了母亲的行为，好色淫，这是污浊行为；对待家中亲事不孝顺，侍奉君主不忠诚，在家不正义，就治官不理，孝义都消失了，做人做官一定不会成功的。秋胡妻不忍心看到秋胡改娶，她也不二嫁，遂东走投河而死。元杂剧作家石君宝在此故事基础上创作旦本戏《鲁大夫秋胡戏妻》，相较原剧本，杂剧在人物设置上改动较大，关联人物的加入和秋胡形象的转变使得矛盾冲突加剧，而结局一改原著秋胡妻子投河而死的悲剧，突出梅英重孝义而与秋胡和解。结局的改动是整部元杂剧剧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而结局的变化也伴随着秋胡妻形象地升华。当她知道在桑园里对自己动手动脚的竟然是自己的丈夫后，毅然提出要“整顿我妻纲”，并要求秋胡休书，秋胡的母亲也因此而以自杀相逼。中国古代儒家曾对女子提出三从四德，在“以夫为天”的古代，女性若无男人的帮助是难以生存的，就像《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被哥哥强迫改嫁一样，她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只能选择自杀。梅英的“妥协”也体现了她自身的独立精神。

　　一、团圆结局成因

　　元杂剧中不乏涉及负心汉剧本，如《鲁大夫秋胡戏妻》《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楚昭公疏者下船》《海神庙王魁负桂英》《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等，负心汉结局也多以遭受惩罚或全家团圆为主，而负心汉何以享受团圆结局，这是社会时代文化下必然的结果，对于团圆结局的提出者，清代戏剧家李渔说：“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水尽山穷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始为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所谓有团圆之趣者也。”笔者认为，通俗地讲“团圆之趣”乃主人公无论遇到何种困难皆可化险为夷，团圆收场。中国的戏剧和喜剧相差毫厘，中国的戏剧作者都倾向于以善报恶、以恶报恶的圆满结局。主角十之八九是上京参加科举考试的穷酸秀才，考上状元，当上高官，又带着一身的荣华富贵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又或是主角遭受到不公，被有权力的奸佞所害，饱受煎熬，最后却被某个大臣或官员的正义所赐，或是皇上的恩典所赐。在这个剧本中，往往会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是结局却往往很好。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而百姓以团圆为基本审美的追求既是体现民族乐观精神，也与我们国家的社会情况息息相关。其一，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无数民众生活苦不堪言，理想的憧憬与现实的无奈矫揉在一起，从而使民众渴望在戏剧中得到心灵上的满足和补偿。其二，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揭示出中国人最爱的就是团聚，也许中国人也很清楚生活的缺点，只是他们不愿意说而已。于是，在所有的故事中，所有不能团聚的人都会在故事中为他们团聚；没有报应的，就向他报复，彼此欺骗。追求幸福是人最本能的欲望，民众对于团圆结局的审美追求即戏剧市场需求，这也是戏剧价值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喜欢，剧本也自然很难流传下去。

　　元代以前，中国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中的“男尊女卑”思想早已确立，随着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夫为妻纲”“夫命、妻为从”思想的推行，《列女传·鲁秋节妇》的胡妻之死在当时也是合乎逻辑的。宋代末期，蒙古人入侵中原，随后又建立元朝，蒙古族以游牧文化为主，中原则以农耕文化为主，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使得元杂剧发展达到鼎盛。在思想政治较为宽松的时代背景下，蒙古族对于爱情自主的理念对元杂剧的创作产生一定冲击。传统婚姻以牺牲女性幸福而以男性为主体地位来维护男性利益与权力，而受蒙古族文化自由婚姻的影响，元人剧作家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将追求婚姻自由和爱情平等作为主题叙写剧本，与前人爱情婚姻剧相比，此类剧作中的女性大胆反抗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的这一改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比如根据唐代传奇《莺莺传》改编的《西厢记》，剧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勇敢反抗了自己的母亲去见张生，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此类女性形象也包括《秋胡戏妻》中的秋胡妻子罗梅英，《列女传》中秋胡妻坚持“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而选择自尽，以生命捍卫自身贞洁，在元杂剧的结尾中，面对秋胡的狡辩，罗梅英主动提出索要休书争取自由身，但当婆婆以死相劝，她也只好与秋胡和解。罗梅英的宽厚和恭顺，凸显出她性格中独特的一面，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和《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同《秋胡戏妻》一样是石君宝笔下的底层女性，从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他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可以看出汉文在各民族中的作用。

　　元朝文人丧失升官之路，身份卑微，以致文人自讽“七贫八娼九儒十丐”，落入与风尘女子、乞丐同一境地。就像秋胡离开家的原因，由外出求官变成了被拉去军队，在剧中也说过：“似这等天阔雁书稀，人远龙荒近，教我阁着泪对别酒一樽，遥望见客舍青青柳色新，第一程水馆山村。秋胡。有”“早不由人，和他身上关亲，我想夜来过门，今日当军去。却正是一夜夫妻百夜恩。破题儿劳他梦魂，赤紧的禁咱仇恨，则索安排下和泪待黄昏”“原来这秀才每当正军。我想着儒人颠倒不如人。早难道文章好立身”。相较于作者石君宝而言，元代作家马致远及白朴的《汉宫秋》与《梧桐雨》虽同写婚恋剧，但具有更高文化素养的后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深刻内涵直指社会以及统治者，通过帝妃恋更细致地描写国家安危动荡下，特殊的社会环境给予男女婚恋的悲剧意蕴。文人对于统治者的不满以及对百姓生活困苦的同情，借助笔端于作品中揭露现实，于剧本情节中构建自身理想，这主要表现在：人们渴望更好地生活，以及对政治生命的追求。这种拯救世界的理念源自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而这种理念的中心理念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忧患”。徐复观先生就曾指出：“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以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

　　“忧患”对中国的文化有三方面冲击：其一，赋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意义；人自身的积极性，即徐老师所谓敢于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其二，中国文化对人的品格极其看重，在“道德主体”方面，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敬”“明德”等自我反省和规整自我的心态；其三，中华民族浓厚的民族自救意识，形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文化心态构成，并在整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深刻影响。杂剧作家石君宝系女真人，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其创作的《紫云亭》讲的是诸宫调女艺人韩楚兰和完颜灵春遭受后者父亲重重阻挠，但感受到楚兰真心最终团圆结局的故事，同《秋胡戏妻》一样，其所刻画的女性人物都充满斗争精神，且同为团圆结局，他个人极重孝道，对于大团圆结局创作思维的习惯也是其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表达。

　　二、团圆结局的悲剧性

　　在我国古代，其实并未出现严格的西方意义上的悲剧，反而出现了以“悲怨”为核心的文学创作传统。爱情婚姻类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此类作品反映了人民与时代等多重社会性因素，因此婚姻悲剧具有极高的研究意义。宋代南戏《琵琶记》在高明的再创作下开创婚恋悲剧先河，更有学者认为，《琵琶记》乃我国悲剧代表性剧目，其后，历代的学者都对悲剧及人物命运作了较深的探讨。

　　悲剧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辩解，而他们所坚持的目标和人格的真实内涵，却只能否认或摧毁另一方，因为他们也有正当的理由。所以，两个人都在坚持道德的理想，并在实践道德的理想中堕落。受传统文化和审美趣味的影响，大团圆结局已然成为民众对于戏剧的审美趋势，而新文化运动后，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我国大团圆结局发表过不同程度的批判。所谓“团圆的迷信”，正是中国人思想软弱最有力的证据，作书者明知道世间之事皆不尽如人意，他明知道世间之事不是歪曲是非，就是生死分离，但他偏偏要把世间有情人都变成一对，善恶分明，因果循环，拒绝看到这个世界的悲惨，也不愿意去描述一个残酷的世界，想要的是一张纸上的快乐，这就是谎言。鲁迅更是把它上升到了“国民性”的高度来批判：“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从元代杂剧到明代传奇以来，大团圆已形成固定的结构模式，而以才子佳人戏为主题的作品亦出现才子中举遂阖家团圆的模式。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团圆结局的批判也是指出国人不敢直面苦难、逃避现实的思想弱点。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大团圆的批判实则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唤起国民心中的斗志，不再被文学故事麻痹内心，对于民众来说，俗文学是满足其美好愿景的方式之一，尽管历代文人皆有对于此种创作模式的批判，但仍无法改变民众的世俗心理。

　　由于战乱充兵，秋胡凭借自身的努力换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中间他并没有想起家中的妻子，反而成为一己私欲、贪婪好色之徒，社会地位的提高及财力的奢靡腐蚀着秋胡的善良内心，其母亲也曾因为秋胡常年不归而选择让罗梅英改嫁于他人，此种选择是置自身于不顾，选择让罗梅英改嫁，代表母亲面临无人奉养的境况。《列女传》里的秋胡妻，坚定一女不嫁二男，“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最终面临自尽的结局，实为悲惨。于最初，罗梅英家庭因战乱而饥寒交迫，不顾女儿的幸福安危，父母将其作为“商品”以换取等价物，换来衣食，这般都是透露着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在《秋胡戏妻》中，继承了《列女传》以秋胡妻为叙事视角，以罗梅英侍奉母亲为主线，且仅有此一条主线，而这一条主线却通过剧情的矛盾冲突形成最终的矛盾根源，梅英奉亲盼夫与秋胡调戏妻子之间的感情对比。罗梅英十年来一直在等待着秋胡，一直在照顾着秋胡的母亲，罗梅英曾说：“我梅英道，秋胡去了十年，穿的无，吃的无”“从早起到晚夕，上下唇并不曾粘着水米，甚的是足食丰衣。则我那脊梁上寒噤，是捱过这三冬冷；肚皮里凄凉，是我旧忍过的饥。”而此后生活的困苦没有让她放弃婆婆改嫁他人，在金钱和权势面前，从未有所动摇，她的忠诚换来的是自己等了十年丈夫的调戏和欺骗，这是秋胡官职和黄金无法弥补的痛苦，其内心所受到的伤害也只能在婆婆以命相逼下选择掩盖，虚假的团聚对于梅英是极其不公的，且最终结局大抵还是一场悲剧。“圆满”的结尾难以掩饰“悲壮”，而“真实”的“团聚”则是“真实”的“悲壮”。在剧作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中，我们看到伦理道德对于心灵的冲击，“三纲五常”对于梅英的束缚，最终屈服于“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儒家的“家和”思想，使戏剧对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它的悲剧性依然存在。在此剧本中，无论是秋胡、罗梅英，还是秋胡母亲，他们都是承受着悲剧的人。罗梅英在剧中是鲜活的女性人物，是独立的个体，有自身追求自由幸福的主体意识，但是，在“夫妇之好，终身不离”的思想下，为了孝义，做出让步。罗梅英身上反射的坚守贞洁、勤劳孝顺的崇高人格魅力，无疑是最深刻的悲剧意蕴。作者在创作时的矛盾心态影响着罗梅英的结局，相比《列女传》，梅英在元杂剧中看似反抗“夫为妻纲”，其实充满了作者对于此类女性的同情和讴歌，而选择让梅英以妥协收场是作者肯定“夫为妻纲”观念的影响。虽然罗梅英这个女性形象充满悲剧色彩，且在古代离开丈夫无法达到经济独立，但其未曾屈服于现实，而靠自身劳动力采桑织布作为自身的经济来源，自给自足，生活上的独立让罗梅英对婚姻的态度有了坚定的底气，从而有萌生新生活的想法，其敢于做出改变的想法在元代已经具有进步意义，文学反映了当时民族和社会的面貌，也必然在不同时代带来不同的影响。《贞烈妇梅英守志·鲁大夫秋胡戏妻》这一剧的名字也反映了男性对妇女的轻视。无论何种时代，女性皆应具有其不受道德压迫的自身身份和自我意识，像罗梅英这样的女性，在历代数不胜数，比她更不幸的也不乏其人，悲剧对于观众最有力的作用就是发人深省，激发内心深处摆脱外在力量造成的不幸命运，真实反映时代及社会的本质思想也是石君宝此剧的价值所在。

“大团圆结局”的创作模式在当今社会仍有延续，因为这一类型代表着我国民族文化长久以来追求圆满幸福的精神，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尽管以“团圆”结尾的作品充满了自欺欺人的色彩，但是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是不能抹去的。《秋胡戏妻》虽然没有打破大团圆的模式，却有一种超越前人的感觉，那就是在大团圆的结尾中隐藏着一种悲剧。批判所有大团圆作品的艺术性是有失公允的，在我国民族戏曲文化中，追求团圆而忽视个人主体意识是难以避免的。《秋胡戏妻》虽以“大团圆”结局为结尾，但是从整部剧作来看，充满了悲剧性色彩，那些为自由、为爱情献身的正面人物所散发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我们。剧本实则是“假团圆真悲剧”的真实现象。《秋胡戏妻》就是把那些原本追求美好幸福的故事通过看似圆满的结尾而展现给世人，扣动人心，此类作品中的团圆并不是现实的团圆，而更像是一种对于悲剧的延展和净化，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正是这样的结局，也丰富了悲剧的类型。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正因为缺少那些能触动心灵的真情行为，我们才更能欣赏这部剧作的悲剧性。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作者个人无法跳出民族的思维领域，而中国传统戏曲中这种追求团圆的作品在中国的文化圈中是合理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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