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21世纪初至今的声音景观中文文献进行梳理、分类与概括，从“理论探索及其实践研究”“区域性声景研究”“当代生活中的声景研究”“古代历史文本中的声音景观复原研究”四个不同的侧重点对文献进行分析和归纳。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试图较为客观地描绘、梗概当下声音景观研究现状，并尝试针对其中显现的问题进行学术反思。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视域；声音景观；综述

　　声音景观（Soundscape）理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西方社会的“环境保护运动”，这场运动同时开启了人类在不同学术领域对于“环境”的思考。到了20世纪70年代，基于研究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生态学的学科立场，展开了“世界声景计划”（The World Soundscape Project）。“声音生态学”是该计划重要的学术产物之一。加拿大作曲家默里·谢弗（R.Murray Schafer，1933-2021）于1977年在其著作《THE SOUNDSCAPE: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中首次开创、提出并解释了“声音景观”学术概念，在该书中，谢弗详细说明了诸多有关声景的研究术语，如“Soundscape analyst”（音景分析师）、“keynote sound”（基调音）、“signal sound”（信号音）、“Foreground sound”（前景声音）、“sound mark”（标志音）等。他尝试通过此概念强调个体或者社会感知和理解方式的声音环境，期望人们拥有更好的“聆听”习惯。声音景观理论提出后，被广泛运用至各个学科领域，如建筑学、设计学、声响学等，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谢勒梅（KayK.Shelemay）在其著作《Soundscape:Exploring Music in a Changing World》中将此理论引入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其内涵延伸为不仅作为一种环境感知，更是一种音乐文化，需要通过“聆听”识别出特定环境，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其文化内涵。

　　声音景观作为呈现和表达“他文化”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也为民族音乐学学者进行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考路径和研究范式。本文将主要以21世纪声音景观理论进入我国后，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展开的研究为综述对象，针对这一概念引发的研究进行整理、分析、归纳与梗概。同时，笔者也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对于声音景观理论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产生了“声音”与“景观”“两张皮”的研究情况，因此笔者也将对此研究现状进行归纳与反思。

　　截至目前，笔者以“声音景观”“声景”为主题，在CNKI（中国知网）、读秀、万维等网络文献数据平台进行检索，所涉学科领域广泛，主题涵盖内容丰富，共计879篇期刊文献，学位论文537篇（硕士学位论文478篇，博士学位论文59篇）。经筛选，其中直接与音乐相关文献139篇，以“声音景观”为研究课题的学位论文达三十余篇。笔者发现，此前研究文献大多包含对声景概念的历史溯源梳理，对特定区域内的声景分析，以及如何通过声景构建地方性知识与身份认同等内容。

　　在音乐领域内，涉及声音景观理论讨论的研究集中在民族音乐学、音乐地理学、声音生态学、电子作曲、声景作曲等方面。2008年薛艺兵教授在其《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地理学方法新探》中首次将声音景观理念推广至我国音乐地理学研究当中，提出了“流动的声音景观”概念，强调要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的视角去审视传统音乐在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的声音景观。基于声音景观理论较早就在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SEM）展开主题讨论、组成兴趣小组进行研究，因此，声景理论在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领域的研究内运用更为频繁。

　　笔者根据目前检索情况，将上述研究文献所属领域为民族音乐学，或兼涉讨论该学科的论文进行整理，以“理论探索及其实践研究”“区域性声景研究”“当代生活中的声景研究”“古代历史文本中的声音景观复原研究”四个议题进行详细分析。

　　一、理论探索及其实践研究

　　汤亚汀教授于2001年写作的《音乐的流动景观与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读谢勒梅新著〈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的音乐〉》一文是对谢勒梅新著的评论，但同时也是首次将“声音景观”理论引入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论域当中。该理论在学界得到认可与推广，此后涌现了大量探讨如何理解、界定声景理论的研究文论。上海音乐学院自2013年起，便开始实施“声音中国：生态音乐学影/音民族志”项目，萧梅教授曾在2016年发表的《“生态音乐学”团队的理念与实践》中表示，如何理解“声音”与“音乐”二者的界定，关系着声音景观研究在音乐学范畴的讨论是否会缺失。其团队基于生态音乐学、声音景观等理念进行了多模态的应用性实践，2014年举办的“‘三经注水、传音入境’——跨媒介生态展演”再现了传统文化对天地山水的认知观念。声音景观的概念内涵也伴随着国内逐渐深入的研究产生着理论延展。2020年，齐琨教授基于声音景观研究中国音乐的声音视角与听觉视角，对“听觉选择声音”和“声音主导听觉”两种观念进行了辨析，提出了“‘声音建造——听觉感受’双向研究模式”，在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中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声景理论自西方20世纪提出至今，国内外学界也并非完全认可的态度。法国声音理论家皮埃尔·沙弗（Pierre Schaeffer）与其学生米歇尔·希瓮（Michel Chion）二人便与谢弗的观点产生了争论。在谢弗的主张中，因工业技术产生的噪音是“不值得聆听”的，对声音的产生和性质进行了价值判定。希瓮等人通过录音技术的特点，区别了声音的自然性、界定声音的文化性，以及听觉的人文性。国内学者张聪于2018年在其《声音的乌托邦——R.M谢弗自然主义的声音理论及其批评》中梳理了希瓮等人对谢弗自然主义声音文化观的争议，同时作者认为，谢弗对现代电子化声音本是“原罪”的设定，限制了主体的能动性与建构性，因此注定只是“声音的乌托邦”。

　　除去上述研究，还有学者将论述聚焦在方法论“声音漫步”的田野实践方法上，并且尝试提出将“声景音乐”作为一种音乐类型存在的构想，部分学者还在北京智化寺历史空间内进行了复现运河声音景观的学术实践活动。

　　二、区域性“声景”研究

　　该议题下的研究文献大多以地理空间为划分标准，以特定文化区域内的声音景观为研究对象。笔者按照历史的线索进行梳理，“区域性研究”类型的代表文献主要从构建地方性知识、参与当地文化活动、建立地方性认同三个层面对声音景观的定位、意义进行重构和理解。

　　首先，2010年刘嵘教授在《声音景观视角下的黔东南音乐》文中以黔东南地区音乐为研究对象，将声音景观作为主要理论框架，深入体察少数民族音乐变化过程及其意义。作者体验了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节日当中的跳鼓踩笙、婚俗表演，认为音乐的声音并非在真空之中进行构思、表演与传授，需要基于一定的表演地点和表演行为。少数民族在面对表演场地或时间限制改变时，他们也在进行自主调整自己的传统以去适应当下的情势。

　　其次，学者孙鑫在其文章中，以声音景观为主要理论抓手，在北京、河北两地对四个乐班进行了田野考察。其通过地理维度层面，不同乐班使用的不同乐器、曲牌、乐调以及用乐仪式验证了声音景观的“流动性”，继而从古代音乐传习制度、乐人身份等方面对声音景观的“流动”进行了解释说明。另一位学者张晓虹在其《地方、政治与声音景观：近代陕北民歌的传播及其演变》（2019年）一文中表示，关注声音与环境关系时，应强调声音在建构地方性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其以陕北民歌为例，本作为与陕北地貌关系密切的声音景观，演变为中国革命的文化符号后，迅速扩展传播到全国各地，看似与陕北地方逐渐失去联系，但实际上陕北民歌在地域上的扩展也唤起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对中国革命圣地的想象。

　　再次，张晓萌在《山东省大运河沿线明清俗曲声音景观建构》中指出山东大运河沿线的声音景观会根据不同区域的音乐传统，在不同历史时空当中发生衍生和变化。作者结合沿线明清俗曲的案例，探讨了“原生、化用和改造”三类模式下的声音景观互动机制。最后，西藏大学张锐于2023年发表了《声音景观视域下的西藏山南春耕音乐》，文中以西藏独特的山南春耕音乐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山南春耕音乐传统的表演主要集中在农田间和节日里两大场域，不同的场域所唱的春耕音乐具有不同的社会功用。从声音景观的“背景——声音——意义”三要素方面细致剖析了西藏山南春耕音乐所处的声景构成，展现了在声音景观理论中解读区域性音乐文化的研究思路。

　　三、当代生活中的“声景”研究

　　在“当代生活中的‘声景’研究”议题下，笔者将根据研究文献梳理情况，依照不同的音乐存在方式和具体事象分为“城市空间中的声景研究”“汉族传统音乐及少数民族音乐声景个案”，以及“仪式中的声景研究”三个子议题。

　　（一）城市空间中的“声景”研究

　　这类研究文献主要以当下存在于城市区域的声音景观为研究对象，对城市中的声景进行民族志分析，继而总结出当地城市的音乐文化样貌与城市声景的特殊性理论，为后续研究城市中的声音景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学者魏新宇在2020年发表的《古典音乐的实体应用——沈阳地铁声景的调查与研究》文中通过统计沈阳流量最大的地铁站内播放的音乐曲目，认为沈阳地铁声景的主体部分应为机械设备播放的人声以及现场随机的人声，并且地铁站内播放的音乐缺乏传统音乐作品，不能体现沈阳地方性的音乐文化。

　　2021年，赵书峰教授根据城市空间的声音景观研究提出“音频肖像”概念。他表示城市中的声景隐喻着城市历史发展脉络、族群构成、社会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历史构建与历史沉积，是一种“城市音频肖像”。同年，在齐琨教授与布仁套格套的合作研究中，二人认为蒙古族人在现代生活城市当中的酒店婚礼仪式是介于传统与当代之间的“中间声景”，呈现了蒙古族人对于传统的自我感知和调适。通过体验“中间声景”可以了解到传统在现代社会的不同演绎方式。

　　在城市声音景观研究文献中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通过对近现代历史文本的梳理，尝试复原着当地曾经的声音景观，这与后续议题“古代历史文本复原声景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区别在于前者是对当下城市进行历史声景复原，而后者更多倾向于对古代城市进行声景复原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2023年张晓虹、卢杉写作的《西洋音乐传播与近代上海城市声音景观的变迁》一文，作者陈述了西洋音乐如何成为近代上海城市标志性声音景观的过程，并且各种大众媒体的兴起加快了西洋音乐成为上海城市基调音的速度，针对近代上海城市的声景研究可以窥见近代民族主义与全球国际政局对城市文化演变的影响。

　　（二）汉族传统音乐及少数民族音乐“声景”个案

　　基于该议题下涉的两类声景研究虽其归属不同，但都倾向于通过分析阐释音景从而达成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该议题与“区域性研究”存在着其是否进行了地理区域划分前提的差异。学者李惠以《声音景观视角下的赵雄花腔鼓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对民间赵雄花腔鼓进行田野考察工作，以声音景观作为基本理论框架，以“场——音——景”三要素为要分析花腔鼓在特定场域下的表演活动，最后对其花腔鼓在不同声音景观下表达的音乐文化及认同进行了总结。同年，有学者以淮河沿岸的花鼓灯灯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声音景观分析后，着重强调了花鼓灯灯歌口传的方式会强化不同阶层身份和宗族身份的自我认知，最终成为联系开放场域内彼此的纽带。

　　在少数民歌音乐声景研究个案中，代表性文献有2018年张颖的《迁徙的部落，流动的景观——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民歌研究》，文中并未明确强调以声音景观作为研究范式，而是通过土尔扈特人独特的音乐文化与在地结合，阐述了土尔扈特人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产生不同音乐，关注声音景观中“地——乐”互动关系本身。学者杜安在其《“斗牛才罢启歌场”——侗族斗牛民俗中的声音景观》中表示，侗族的口头传统与斗牛活动已然互嵌，二者形成了“斗牛才罢启歌场”的声音景观。

　　（三）仪式中的“声景”研究

　　在仪式研究中进行声景分析，学者通常会面临如何选择“声音”对象的问题。学者邓志勇在民族音乐学理论背景之上，探讨了在礼俗仪式音乐研究中进行声音景观研究的可能性，并且提出了“田野调查——声学特征量提取——声景要素分析——时空二维属性分析——构建符号学系统——诠释意义——原生性复原”的研究范式与基本框架。2021年赵书峰在其《文化重构与声景变迁——以瑶族“还家愿”与“盘王节”仪式音声为例》一文中，通过考察瑶族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祭祀仪式“还家愿”后，发现当地大型民俗仪式活动“盘王节”是以“还家愿”作为其主体仪式，随后将“盘王节”中的“还家愿”仪式以及传统空间中的“还家愿”进行比较，发现当下的“盘王节”已经成为当地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地方认同等多种认同背景下的多为仪式声音景观表达。学者们对仪式当中的声音景观进行挖掘和建构，一定程度上为日后在民俗仪式当中的声景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可被学习和借鉴的研究模式。

　　四、古代历史文本中的声音景观复原研究

　　有一批学者致力于通过古籍文献、历史材料、当地志书构建与复原出古代历史城市当中的声音景观研究。

　　据查，最早一篇代表性研究是2014年黄艺欧发表的《北宋都城汴京的音乐文化与声音景观研究》。作者在该文中聚焦于宋徽宗时期都城汴京的音乐文化，从声音景观理论为视角，发现通过分析以“御街”为主要通道建立起的汴京都城当中，存在着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市民音乐交叉融合的声音景观带，同时有“御街”在地理空间上贯穿，而在这条线性声音景观带上呈现着不同文化身份、社会阶层人群之间的文化交融与自我表达。同年，学者吕钰秀提出在图像研究基础上进行声音景观研究的理论构想。2022年袁小懿以《敦煌乐舞表演的声音景观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作者通过声音景观理论视角，对壁画中的敦煌乐舞、史料中的音声结构进行多模态的分析，尝试对敦煌壁画展现的乐舞声景进行了想象与构建。

　　此前学者大多选择从记录“声音”的史料中复原“有声”的历史城市，学者李煜东认为根据《洛阳伽蓝记》可复原出北魏时期洛阳的声音生态，其中最特别的基调音为以寺院为核心发出的佛教之音。作者通过文献记载，发现北魏时期当属佛教盛行，寺庙为保证安静的环境会使用特殊的构造，以达到相对的“无声”状态。同时作者发现在古代也存在着“声音政治”，皇权拥有专属或禁止某种声音的权力，因此禁止了某种声景，事实上也展现了声音权力的象征。

　　五、研究中的问题及其反思

　　综上所述，学界前辈们对声音景观的关注逐渐产生了从“当下”到“历史”、从“有声”到“无声”的过渡，笔者认为，这样的转变离不开民族音乐学近些年对于“音乐”本身边界的思考，以及对“声音观”认知的转向。同时，“Soundscape”从“Landscape”发展而来，对于“景观”的描述应是研究中重要的部分。但根据此前针对声音景观的研究，部分学者在研究中要么过于重视音乐本体分析，要么完全忽略音乐与地方的关系。起初“声音景观”理念进入音乐的视域，发展至如今，是否意味着人们已经默认“Sound”等同于“Music”？换言之，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从关注“音乐”到关注“声音”本身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何以需要回归到“声音”？

　　正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曼特尔胡德曾言，音乐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题，但如今的学者也逐渐意识到，我们已然不能满足于以往对“音乐”认知的边界。学者们似乎心照不宣地认同：所有的学科在发展的道路上，对研究对象界定的范围也在不断地变化着，萧梅教授曾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传统研究30年·声音生态学》文中谈道：“由音乐到声音的转变”，就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足于以‘音乐’这个具有特定文化意涵的术语，而采用更为包容的音声、声音、音响等术语为环绕人类生存的自然之声与文化之声搭建讨论平台。”曹本冶教授经长时期对民间仪式进行田野考察，发现仪式中存在着诸多不能被以往认知中的“音乐”概念理解的声音，如祈祷、念经，但恰恰是这些声音与仪式用乐一同构建了仪式过程中所有的“音响”，因此曹本冶将梅式三角中的“音乐”转变为了“音声”，意为仪式过程中所有能够被人耳捕捉到的声音。萧梅教授曾针对该问题，撰文《回到“声音”并一再敞开》，文中详细阐述了身为民族音乐学学者为何需要“回归声音”研究的问题，作者认为尽可能回到“声音”本质的研究作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策略，也是祛除笼罩与弥漫在音响之外的“精神遮蔽”。换言之，笔者认为，我们在对某种音响进行听觉感受时，往往会受到自身的身份、立场、经验，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而尽量回到“声音”去感知的观念相当于尽可能将以上“外来物”先进行“悬置”，进入纯粹意识的领域去体验“现实世界”中的“声音”。

　　此外，笔者发现以往学者们对声音景观的分析，最终都会涉及“地方性认同”或“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为什么“Soundscape”可以与“地方”产生勾连？“声音”如何表达“地方”？从英文词源上讲，“scape”表示空间、场域，当其与“sound”并置时，相当于为原本单维、时间性的音响加上了立体多维的空间概念，从“时间”的阐释变为了对“空间”的探讨。而伴随着这个概念产生变化的，也有对于原本“地方”概念的讨论，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原先“Location”也不再足够表示想象当中、一个抽象概念的“地方”。根据学者宁颖的《Deceloping a Sence of Place through Minorities Traditional Music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表述，“地方”本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理空间，但在千禧年后，学术界对于“地方”含义的认知已然变得越发广泛，它逐渐扩充为一种人为的想象空间。而这种感觉是通过经验、感知和认同组装起来的。这些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地方”成为特定人群或族群产生认同的共识，而在某种声音当中，“地方”再次被重构，形成了某种感觉意义上的“Place”，也就是“sence of place”（地方感），“地方塑造了感觉，感觉亦塑造了地方”。

　　研究中对于“无声”的讨论也同样值得令人关注和思考。没有音响时的“声音”还能算作“声音”的一部分？学者李煜东是从《洛阳伽蓝记》中观察了北魏时期寺庙的“无声”声音状态，其他场域或音乐中是否也有“无声”也值得被记录和分析的呢？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提出过“大音希声”的美学命题，意为真正完美的声音是自然浑成的，并非创造出来的，并且是“不可得闻之”的。在《礼记》中孔子也曾提出“无声之乐”的观点，两种概念虽本质不同，但在听觉感知上却是一致的。在我国传统乐器古琴演奏时，操缦者多以重左手技法“吟猱绰注”为古琴之“韵”，而此“韵”一部分来源便在于琴弦停止震动后，由手指在弦上的摩擦之声。演奏古琴时何尝不是对中国文化声音景观的一种想象呢？

　　通过以上对中华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声音景观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与反思，也是理解和感受民族音乐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路径，研究领域的拓展是一个学科逐渐成熟的发展必经之路。同样，其也伴随着理论概念的逐渐精致化、系统化，以及内涵外延和研究对象的扩展，对该领域进行综述，也会给予国内民族音乐学一个研究的新层面，提供更多研究视角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1]R.Murray Schafer:THE SOUNDSCAPE: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Arrangement with Alfred Knopf,Inc,P9.

　　[2]薛艺兵.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地理学方法新探[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1):83.

　　[3]萧梅.“生态音乐学”团队的理念与实践[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3):9.

　　[4]齐琨.“声音建造——听觉感受”双向研究模式[J].音乐研究,2022,(6):48.

　　[5]张聪.声音的乌托邦——R.M谢弗自然主义的声音理论及其批评[J].山东社会科学,2018,(1):170.

　　[6]齐琨,布仁套格套.礼仪延续与景观再造——蒙古族现代城市酒店婚礼的“中间声景”[J].民族艺术,2021,(6):154-168.

　　[7]黄艺欧.被动都城汴京的音乐文化与声音景观研究[J].音乐艺术,2014,(2):132-139.

　　[8]李煜东.《洛阳伽蓝记》所见北魏洛阳的声音与声景[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3,(6).

　　[9]冯长春.从“大音希声”到《4分33秒》[J].黄钟,1999,(1):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