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期，运城地区涌现了一批电影爱好者，他们以写影评并且开展座谈会的形式进行交流，直至1985年运城地区影评办公室自成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影评组织，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衰退，淡出人们视线。其间在机关、厂矿，学校的各种影评活动引来了山西省乃至全国影评爱好者以及媒体的访问与关注，运城地区积极开展的影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成绩，更为关键的是，运城地区的影评活动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经验”也影响了全国各地影评活动。

　　关键词：80年代；运城地区；群众影评；人民性

　　在中国电影史的历史征程中，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值得我们去追溯的一个时期，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电影活动十分频繁的时期，是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国电影文化史和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另一方面，群众影评作为一种展现大众文艺的重要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涌现并逐渐走向繁荣。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推动了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社会氛围逐渐宽松，人民文艺创作摆脱了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为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创造了良好条件。1977年，文化部发布通知，要求对“文革”前拍摄的影片进行复审，大量优秀作品得以重见天日。到1979年，通过复审并重新上映的影片超过600部，同年还新创作了65部电影，电影产量的复苏为影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基础。在这一背景下，一种长期隐没于历史洪流中的大众文艺形式——群众影评，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群众影评的兴起与新时期电影创作的繁荣密切相关，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文以“运城地区群众影评组织”为切入点，诣为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作为“地方经验”的运城地区群众影评发展脉络以及它是如何影响全国范围内的群众影评活动。

　　一、运城地区群众影评的历史接续与蓬勃发展

　　1982年1月，运城地区电影分公司领导十分重视利用各种阵地来加强电影宣传的社会效果，他们计划在运城电影院门前场地上开辟一个面积为285平方米的宣传园地，并将场地分为二十四块精心设计精美的橱窗，将其中的八块作为宣传“五讲四美”、社会主义新风尚和新闻实事的大看板，十五块用来张贴美观大方的电影预告大画刊，将六块橱窗用来陈列电影彩照、电影演员介绍，电影知识以及影评文章，并且开始征收电影爱好者影评文章，从此运城地区电影院成了电影爱好者交流的场域，运城地区群众影评实践拉开帷幕。在笔者对时任运城地区电影分公司总经理李水合先生的访谈中摘录出一段，不禁引人思考：

　　运城地区电影院是山西省电影系统多年来的先进单位，人民来这里看电影，都觉得空气清新，心情舒畅，不仅得到了美的享受，而且受到了有益的教育。但是也有不少人反映，有一些电影看不懂，不好理解，与我提意见，能不能在看之前介绍一下相关影片。还有人经常与我交流，会来找我交流对于某一部电影的看法，他们有机关单位的同志，也有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还有厂矿的工人。我印象最深的是盐业局的郭引贵同志，他就《笔中情》这一部影片的看法与我交流了一下午。后来我就想，既然大家有这个诉求，我也算是响应了国家和省里的号召，干脆就建这样一块宣传园地，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地方。①

　　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这样一个背景下，各行各业的人都想参与到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之中，身份也是多种多样，开始强调自己的主体性，对于群众个体的价值加以重新审视与定义。事实上，群众影评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在场性”。电影放映活动肇始，伴随群众影评的发生，但系统的、有组织的群众影评产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可以见出群众影评的自发走向有序，成为中国电影文化的一部分。以运城为例，从《运城市永济电机厂工人业余艺术训练班第十三期招生通知》（1959）记录的在五月初开班的第十三期艺术训练班上得知，为了提升基层文艺活动的普及度，推动本市群众文艺运动的发展，根据上级指示，聘请本厂党委副书记卫长德及县文教干部负责主持文艺培训工作，开设课程有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绘画、电影评论等，培训时日为三个月，同时聘请本厂老干部和模范党员，并辅之以发展10个新闻宣传积极分子，并多次进行电影放映活动，组织全厂人员观看。1959年6月厂内组织看电影《红灯记》及学习历史书籍，同时还要在观看影片后进行交流讨论活动，并写影评，选出优秀作品在厂内宣传黑板报等处展览②另一方面，为了让电影事业真正扎根于群众之中，运城各地也建立起小型的影评组织，广泛团结起广大人民群众，并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生动、形象起来。例如，运城市盐湖区组织开展群众电影评论活动，并发展到159余名业余电影评论员，成立了19个影评员学习小组，其中工人群众占80%。活动形式主要是通过开展电影评论座谈会，在黑板宣传，张贴大字报等。这些活动批判了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与当时语境契合。关于“十七年”的群众影评活动与经验虽然在“文革”时期消失，但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流行，这时的群众影评活动仍带有历史的烙印，然而其实在实质层面上已经发生变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渐活跃起来。全国群众影评工作会议召开于1986年12月，会议记录表明当时“全国有各种不同的影评组织二万余个”。③这些组织不定时组织形式多样的影评活动，广大影评员经常收集群众意见与要求，举办各种活动与影评会、报告会、座谈会、演讲会，对影片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需要注意的是，“十七年”的群众影评大多是为了阶级服务，在最后的落脚点是激励群众革命精神和劳动热情，与前者不同的是，“去阶级化”的话语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语境中兴起，也进一步凸显了群众的主体地位。④

　　在此语境下运城地区群众影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运作模式，1985年3月运城地区群众影评办公室成立，由运城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经理李水合担任会长，任集祥担任副会长，运城地区电影分公司第一任经理景承继担任名誉会长，并有常任理事十余名，会员超过100人。群众影评办公室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影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明显的提高，开展群众性的电影评论工作，影评队伍的建设是关键性因素。运城地区群众影评办公室，结合全区实际逐步建立了一张拥有四级组织的庞大影评网络，在地区电影公司成立一级组织，主要分布在地区直属的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在各县电影公司建立二级组织，将县委直属机关单位的干部容纳进来。在各县（市）影剧院、俱乐部创建三级影评组织，把各机关、厂矿、学校的工会干部吸收为会员。在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建立四级影评组织，将爱好电影宣传评论的同志吸收为成员。

　　在做好四级影评组织建设的同时，又对一些基层影评组织进行重点扶植培养。像运城高专影评协会，起初是由几个学生影迷自发组成的小团体。在群影办的引导下，很快就有一百多名学生参加，成为该校学生社团活动中参加人数最多、最广泛，包括各学科的学生的一个群众性组织。之后，群影办又在教工中建立了影评组。1986年，将教工和学生两个影评组合并成立“运城高专影评协会”，并将其中的12人吸收为群影办成员。群影办多次组织该会会员提前观看即将上映的新影片，还专门为配合教学，组织学生影评员放映了世界名著改编的影片《简·爱》等30多部：配合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历史教育，同时又给他们选放了《林则徐》等25部影片。使高专影协迅速壮大起来，趋于成熟，撰写的影评文章多次见著于报刊。

　　显然，20世纪80年代运城地区的群众影评活动并非零散或孤立地存在于电影批评领域，而是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和规范化特征。④此外，群众影评作为一种在工作之余开展的业余审美创作活动，其评论内容的生成能够充分反映广大观众的共同心声与集体观点。这种组织形式不仅增强了影评活动的凝聚力，也使其在电影批评领域中发挥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二、运城地区群众影评活动的实践与经验传播

　　为增强影评骨干写作水平与鉴赏力，调动群众积极性，运城地区群影办在抓好影评知识讲座的同时，突出抓新片试映，邀请电影制片厂家的编剧、导演、演员带着拍摄的影片来试映，映后与各级影评员进行座谈，既沟通了电影创作人员与影评员之间的联系，又提高了影评员对电影的认识能力，达到更好地评论影片的目的。如1988年7月，运城地区群影办在运城师专举办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优秀影片展映月，邀请西影厂的一些导演、演员来运城和广大观众及影评人员见面。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相较于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业余影评员的文艺创作动机发生了显著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扮演“影视民兵”的角色，也不再单纯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目标，而是更多地以个人利益为主要追求，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体现出一种新的文艺观念。因此，运城市与西安电影制片厂举办座谈会这种行为，我认识有更深层的意义，让导演和演员与观众见面能够更大限度地让群众发挥“主体意识”，颠覆了对于业余影评人员的刻板印象，这一现象表明，业余影评员的文艺实践已经形成了自我建构、自我完善的自觉意识。⑤

　　运城地区影评办特别注意搜集电影信息，一旦发现思想上艺术上有价值,在社会上能产生轰动效应引起争议的影片，就通知影评骨干来观看讨论，进行分析、鉴赏、争鸣。有时还组织一些专题研讨会，对电影评论的现状、新的电影现象或理论等进行探索；如1987年12月，运城地区影评办关于雅俗共赏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大家从观众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进行地探讨。此外，运城地区群影办还组织对口性讨论会，如影片《都市刑警》上映让公安部门座谈。讨论会的形式也较灵活，不拘一格。对几次有重大影响的讨论会，运城地区群影办都进行了整理，如《广角幅射，发人深思一<黑炮事件>讨论纪要》《红红火火红高粱，是是非非任凭说一<红高粱>讨论纪要》等先后被《电影介绍》等杂志刊登。

　　运城地区群影办为群众影评开设了五个阵地。①在各电影院设立影评橱窗。每月换一次，每次能采用5一10篇左右。②在《运城报》《运城电影报》《运城高专报》刊物，开辟影视天地专栏，将各级影评作者写出的优秀稿件，呈现给全区人民。③自筹经费创办了每月一期的观众反映，供各电影制片创作人员和电影发行放映人员参考，引导观众看电影。④创办一季度一期的（影评专刊，将本季度影深作者写出的优秀文章编辑成册，每期可选用15-20篇文章。⑤挑选部分优秀稿件，向省级和全国级的刊物推荐。这样，利用这五个阵地，每月就可以在全区展出影评文章达200余篇，基本上解决了稿件无处发的难题。

　　从1988年开始，运城地区群影办每年举办一次“银湖杯”影评有奖征文活动，迄今为止，共举办了三届，影评征文活动主要有三个特点：①宣传发动深入，组织工作扎实，参赛人员广泛。全区十二个县(市)每区都有两万多人参加活动，其中有地县级领导干部，有工人农民、有师生员工，又有年过花甲的老人和少年儿童，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素质的群众都积极参加了影评活动。②影评经费社会集资。活动经费是开展群众影评的关键，群影办和地委宣传部等11个单位联合下发文件，通过各县（市）宣传、文化、教育、共青团、妇联、工会，俱乐部、电影院共同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充分体现了群众影评共同抓。在第三届征文期间，全区有五十多个单位集资一万两千九百元，保证了活动的顺利开展。③影评稿件质量好。影评征文的稿件，基本上都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水准,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对某一时期上映的影片，某一类型影片，某一导演的影片，或影片中某情节、某一人物、某一场影片等发表议论或评述。⑥

　　通过开展群众影评活动，推动了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发展。多年来运城地区电影经济效益，每年以四十万发行收入的比例增长，雄居全省前列，是与群众影评分不开的。随着群众影评的深入发展，电影观众的欣赏水平也随之提高。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运城地区影评组织的活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举办的电影专题讨论会、影评写作等多样化实践，以“群众心声”的形式向当时的电影创作领域传递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对电影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群众影评与电影创作的良性互动为电影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持续“发酵”的基础与范式，可为其他地区影评活动提供有益借鉴。

　　三、新时期电影批评的“人民性”

　　电影批评是整个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批评作为一种宣传电影的手段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通过各类人群对多种多样的影片进行评论，发挥电影的教育、认识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回顾20世纪80年代运城地区群众影评组织投身的文艺活动，不难发现他们对新时期中国电影批评话语的生成主体有着极为深入的探究。在那个特殊时期，广大群众踊跃参与的电影实践，依托“匿名群体”、日常生活琐事以及一些边缘化事件，打造出众多别具一格的“小历史”。这些“小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让我们得以一窥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事业的丰富多元与复杂特性。这种以群众为主体的电影实践，有力地冲破了传统电影文本对“人民性”概念的狭隘解读。它凭借自身真实且多元的呈现形式，对社会主义电影事业里“人民性”的深刻内涵展开了深度剖析。钟惦棐所提出的“双翼论”，堪称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建设领域，文艺层面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着重强调文艺与人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人民性”视作推动文艺实践不断发展的关键内核。钟惦棐抛出的“人民性究竟该如何定义？又怎样去解读人民性？”这一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文艺和人民关系的深度叩问与反思。在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建设进程中，电影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文艺表现形式，被纳入到“革命机器”的整体规划布局当中，进而成为实现“人民性”目标的重要载体。

　　在20世纪80年代，由众多业余电影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社团、协会以及各类小组，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时文化领域存在的空缺，还借助一系列的言语实践活动，成功完成了“人民主体”的构建。这些群众性的电影实践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电影批评话语的生成，通过多样化的表达途径，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人民性”的理解。这种从基层发起的电影实践活动，既是对传统电影批评话语的大胆挑战，也是对社会主义电影事业“人民性”内涵的全新解读。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运城地区群众影评组织的文艺实践活动，充分彰显了群众性电影实践在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建设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它们借助多元的表达方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历史记录方式，深入解读了“人民性”的内涵，同时也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长远发展贡献了全新的思路与深刻的启示。同样，群众影评作为群众文艺的另一种类型，亦能让“人民性”从概念层面走向具象的实践层面。“人民性”的实践层面应是以群众影评为基本支撑的。也就是说，群众影评成为践行“人民性”理论的稳定性的、可持续的、持续性的价值平台。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文艺的文化背景已有大不同，但“人民底色”依然是主流。正因此，各类群体业余影评员在赋形了个体作为文化主体的存在之后，构建了一种适于个体价值的自我运作逻辑，并且在学界同仁及群体民众中得到了广泛认同。因此，我们对“人民性”的阐释空间亦由理论概念延伸至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可感知的、可参与的文艺行为。

　　四、总结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运城地区的群众影评活动作为全国群众影评组织的经典范例，始终走在了电影批评的前列。从形式上看，运城群众影评组织只是一个普通性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但是背后却蕴藏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的重要使命。运城地区群众影评组织在蓬勃发展的80年代，以加强影评组织建设、组织新片试映、进行映后评论、巩固影评阵地等方式对电影创作进行纵深式的参与，尤其在8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大格局中，以自觉的知识提升意识通过系统化的学习电影知识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评论话语体系，以及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地方经验。由此可见，在我们重新考察80年代的群众影评活动中，这些被主流的叙述所遮蔽的“小历史”不只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对现今如何建构相对完善而健康的电影评奖机制也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①此段来自笔者2023年11月25日对时任运城地区电影分公司总经理李水合先生的访谈.

　　②永济电机厂志(1958-1998)[M].中国铁道出版社社,1999.

　　③金忠强,章柏青.中国大众影评长编续编[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2.

　　④钟惦棐主编.中国大众影评长编[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

　　⑤金忠强,章柏青.中国大众影评概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77.

　　⑥金忠强,章柏青.中国大众影评概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