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猎文化是中华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当前学术界在探讨渔猎文化时，往往将焦点集中于赫哲族和云南地区，而对西部地区关注较少。但实际上，无论是伏羲开启的渔猎时代，还是石鼓文中描写的渔猎活动，都发生在西部地区。渔猎活动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气候变化、水环境以及土地资源，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渔猎文化发展的生态基础。石鼓文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详尽记录了秦国在雍城举行的一次渔猎活动，为我们窥探古代渔猎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深入剖析石鼓文中关于渔猎活动的记载，并结合对当地生态环境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古代渔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而揭示渔猎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

　　一、渔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在未进人农耕社会之前，渔猎是人类获取生存物资重要的方式之一。根据《周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结绳而为网害，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意为伏羲纵观天地百态，发明了编绳结网，用于渔猎。《户子·君治》记载，“宓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意思是说，伏羲氏时代，天下遍地是野兽，所以伏羲教人狩猎的方法。《汉书·律历志》中引用《世经》日：“作罔害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日炮牺氏。”这句话不但表明了人们对伏羲氏渔猎成就的认可，还标志着中国渔猎时代的开始，这也是古代渔猎文化逐步形成的开端。

　　在周原凤雏村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与下猎相关的记载，如“衣王田，至于帛，王（获）田”“辛未王其逐（截）咒，亡告”“王其乎，兹用，既吉，渭鱼”等，说明当时捕获的猎物包括咒、鱼等多个种类，并且这只是渔猎活动记录的一部分。可见，从伏羲时代至甲骨文时期，虽然间隔数千年，但在这段时期，渔猎一直作为生产活动在发展。而后，《周礼》开始强调渔猎活动的时令性，并提到了“迹人”这一管理渔猎活动的官职：《左传》则通过对渔猎活动的描述展现了当时的礼仪制度及思想观念。

　　到了现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渔猎活动不断减少，现在对渔猎文化继承和发展最为出色的地方当属我国东北。东北地域广阔，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面积广，既有丰茂的山林，也有丘陵草场，自然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为渔猎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赫哲族、锡伯族等民族至今仍保留着民族特色和民族传统，继承和发展着渔猎文化。

　　二、石鼓文中的渔猎内容

　　《周易》《左传》《诗经》等经典传世文献都对渔猎活动有所涉及，但描写并不集中。石鼓文则记录了史秦襄公的一次大型渔猎活动，其十首诗歌全部和渔猎活动相关，对渔猎的时间、往返路线以及工具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对人们探索渔猎文化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古代，春天打猎为“”，夏天打猎为“苗”，秋天打猎为“”，冬天打猎则为“狩”。石鼓文所述活动为春。其中，《殿》《需雨》《马荐》三首诗歌对渔猎的天气、周边环境进行了描写，如“沔沔，丞皮淖渊佳杨及柳”“流迄、盈谋济济。君子即涉，涉马口流，泊泊，姜姜清的文字，下同）。这表明了当时天降大雨，水流量大，人马淌水而行，植物茂盛，生机盘然的春日景象。

　　《酸》《吾水》《田车》《车工》《銮车》记述的是渔猎活动中丰富的收获。《》篇中有“鲤处之”“帛鱼蝶”“黄帛其”“又又鲸”“佳鳞佳鲤”等句，表明这次渔猎活动捕获到的鱼类众多。值得一提的是，石鼓文和《诗经》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很多渔猎活动在《诗经》中也有提及，如《陈风·衡门》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小雅·鱼丽》日：“鱼“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有，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在这些篇章中提到的鱼和石鼓文中的鱼属于同类。

　　石鼓文中也有对狩猎情况的描述，如《田车》篇中的“廉家孔庶，应鹿雉免”，《车工》篇的“鹿鹿速速”“鹿鹿越越”“逊马既工”“趟越”“避驱其模”，《銮车》篇的“兽鹿如口”。石鼓文诗歌受形式的限制，不能完全展现当时的境况，但是从现存文字可见，此次狩猎，捕获猎物种类丰富，其中提到鹿的次数最多，数量也最多。

　　三、渔猎发生地的生态环境

　　渔猎活动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依赖性很强，不但要求气候、水资源等自然条件满足动物的生长需求，还需所在地势适合开展渔猎活动。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生物链共同组成的。从石鼓文中的“酸沔沔，丞皮淖渊.佳杨及柳”“流迄，深盈济济。君子即涉，涉马口流，殴泊泊”“鲤处之，君子渔之”“秀弓寺射，家孔庶，树则里”可知，当时的雍城地区山清水秀，草木茂盛，生物种类繁多，生态环境良好。

　　（一）渔猎地点考察

　　“殴沔沔，丞皮淖渊”表明捕鱼的地点是在水。《水经注》中有水流域的详细记载：“水出县之蒲谷乡弦中谷，决为弦蒲。《尔雅》日：水决之泽为。之为名，实兼斯举。水有二源，一水出县西山，世谓之小陇山。岩蟑高险，不通轨辙其水东北流、历涧，注以成渊，潭涨不测。出五色鱼，俗以为灵，而莫敢采捕，因谓是水为龙鱼水，自下亦通谓之龙鱼川。川水东泾县故城北又东历泽，乱流为一。右得白龙泉，泉径五尺，源穴奋通。沦漪四泄，东北流，注于。水又东，会一水，水发南山西侧·水又东南，县故城南水东南历慈山，泾郁夷县北，平阳故城南水又东流，注于渭水。弦蒲在《周礼·职方氏》中有记载：“正西日雍州，其山镇日岳山，其泽日弦蒲，其川泾、，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其意为九州正西，水资源丰富，土地宽阔且肥沃。《周礼》成书于汉初，但文献中的很多资料都属于西周、春秋时期，距离石鼓文的创作时间并不遥远，因此可以证明当时水的环境优美，适合动植物的生长。

　　《古今注》日：“充州人呼赤鲤为赤骥，青鲤为青马，黑鲤为玄驹，白鲤为白骐，黄鲤为黄雉。今所见有赤黑黄三色。这说明当地仅鲤鱼就有三种不同的颜色，可见种类之丰富，数量之多。《尔雅·释鱼》日：“，今额白鱼”“江东呼鲂鱼为编与团头纺、武昌鱼、团头编近缘。”，表明这次渔猎活动所捕获的鱼有、鲤、帛鱼、鳞、螃、錦、等，这正与《水经注》中记载的水流域因盛产“五色鱼”而谓之“龙鱼川”相契合。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水流域鱼类丰富。

　　在植被方面，石鼓文中提到“佳杨及柳”“柞械其口”“嘉树则里”“猜马荐”等，说明雍城地区植被茂盛，有栗树、椎树、白楼、梭树、木等，除此之外，还有草本植物。鱼类以小虾、蚌类、水草、水藻等为食，而水流域植物种类丰富，植被繁茂，可见能够满足鱼类生长的基本需求。

　　石鼓文中集中叙述狩猎的篇章是《田车》《车工》和《密车》。《銮车》中有“徒驭孔庶，庙口宣搏。告车载行，口徒如章，原阴阳”，可知狩猎活动在地进行。苏秉琦在《石鼓文“施”字之商椎》中提到“廊”地言：“考地从鹿声，恐即因产鹿得名。本院考古组在斗鸡台发现鹿角甚多，物非珍异，必非来自远方。意者，古代宝鸡凤翔间产鹿必多，因以为名地。”文中关于地名的推论，现无法验证正确与否，但从发现的众多鹿角可知，鄱地当时的鹿资源十分丰富。其他历史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诗经·大雅·桑柔》中有“瞻彼中林，性其鹿”，描写的就是周厉王时期镐京附近鹿多的景象。石鼓文中也记载了于廊地狩猎，捕获猎物种类繁多，其中以鹿最多，说明了当时此地鹿类资源之丰富。

　　（二）雍城生态环境考察

　　石鼓文于唐初“天兴县南二十里许”被发现，即现在的风翔地区。文中记载秦襄公带功回到岐山以西之地，为歌功颂德而举行渔猎活动，这与雍城当时拥有丰富的动物资源有关。要证明这一点，还需从当时的生态环境进行分析。

　　第一是气候因素。地理条件决定了动植物能否出现，自然环境决定了动植物能否在某片区域生存，而气候直接决定了动植物的生命周期以及生长状态。根据物候学的研究，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温度较高，年平均气温较今要高大约2℃，其中1月的温度要比现在的温度高大约3~5℃。也就是说，在中国气候发展史上，春秋战国处于暖期，温度普遍比现在要高且年平均气温变化不大。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气候条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畜牧、渔猎还是农耕。平均气温每升高1C，中国的气候带就会往北移动200~300公里。春秋战国时期的雍城温度比现今高，温度带北移，雍城当时的物候相当于现今的亚热带。西安半坡遗址考古出土的竹鼠骨骼化石可证明这一点，因为竹鼠是亚热带动物，现今已不见于西安地区。因此当时西安半坡一带必然生长着茂密的竹林。综上可知，石鼓文创作时期，当地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得动植物繁茂生长，资源丰富，因此出现了石鼓文中壮观的渔猎场面。

　　第二是水资源。《管子·乘马篇》中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管子·度地篇》中记载：“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水资源丰富，人们能直接获取到水，对土地的开发力度就会加大，作物也就更丰富，这些地区就会比其他地区更加稳定富庶，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生存资料。先秦时期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相当丰富。雍城城南约20公里渭水东流，城内有水、雍水河和横水河流经，东靠纸坊河，北部有凤凰泉。水流域面积大约是75平方公里，雍水河的流域面积约461平方公里，横水河的流域面积约538平方公里，总流域面积已有千余公里。可见其水域面积覆盖广，亚热带气候降水较多，地上水资源丰富。与此同时，该地地下水储量约1.07亿立方米/年。优越的水环境和丰富的水资源，再加上适宜的气候、充足的光照、丰富的食料，滋养了当地多种多样的动植物。

　　第三是地形。石鼓文中有很多描写车逐的诗句，如《田车》篇中的“田车孔安，勒，四介既简。左，右穆，吾以隋于原”“宫车其写”等诗句，生动描写了车马登上高平之野互相追逐的场景。雍城位于关中平原地区，海拔高度在649~968米之间，相对高差有319米。雍水河自西北向东南流淌，自然地将这片原野分割为两部分。由于地势落差，山前区域形成了洪积扇平原，地势平坦而宽广。从现今的凤翔地形来看，其整个高台地区不仅地势平坦，而且面积广阔。在这片台塬之上，覆盖着大约有105~128米厚的更新黄土层，其下则是更新的洪积砂砾以及亚黏土层。这些堆积层的存在使得该地区地势平缓，土壤肥沃，加之气候温和、日照充足，为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石鼓文中提及的椎树、白楼、梭树等树种，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繁茂生长。古代车辆多以木材为主要材料，辅以金属材料制成。而雍地丰富的树木资源，如椎树、白楼、梭树等，恰好为车辆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总的来看，雍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有制作原材料，又是都城地区，可谓是车逐的天选之地。

　　渔猎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代表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石鼓文中对渔猎活动的生动描绘，不仅证实了雍城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优越，展示了该地区适合开展渔猎活动的自然条件，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渔猎文化的某些特征，为人们深入研究渔猎文化在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