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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民歌《槐花几时开》文献研究综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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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30 10:54:15    来源:    作者:xujingjing

摘要:《槐花几时开》是流行于四川省宜宾市的一首民歌。一些口述史资料记载,《槐花几时开》最初是由喻祖荣和文工团的几位成员在20世纪50年代到宜宾指导工作时创编的。当与一位文工团成员交流时,喻祖荣原本想要演唱宜宾本土的“神歌”,但是因记不住歌词,他自己找了一段歌词来唱,就这样,喻祖荣将歌词和曲调进行了适当修改,便成为后来一直传唱的版本。内容虽然只有短短四句,但起承转合中突出了矛盾的戏剧性,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是一首经久传唱的作品。笔者通过文献收集与检索,发现目前为止对于该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槐花几时开》是流行于四川省宜宾市的一首民歌。一些口述史资料记载,《槐花几时开》最初是由喻祖荣和文工团的几位成员在20世纪50年代到宜宾指导工作时创编的。当与一位文工团成员交流时,喻祖荣原本想要演唱宜宾本土的“神歌”,但是因记不住歌词,他自己找了一段歌词来唱,就这样,喻祖荣将歌词和曲调进行了适当修改,便成为后来一直传唱的版本。内容虽然只有短短四句,但起承转合中突出了矛盾的戏剧性,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是一首经久传唱的作品。笔者通过文献收集与检索,发现目前为止对于该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神歌”与“晨歌”的关系

  对于“神歌”是不是等同于“晨歌”这个问题目前学界还在探讨,关于《槐花几时开》这首民歌为何被认定为“神歌”的范畴,学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刘宇统和陈元碧的《失忆和重构:晨歌为什么被歌唱?—以口述资料为依据》一文探讨了“神歌”和“晨歌”的联系及区别,作者认为“神歌”是一直被误写成“晨歌”的,这是音译的错误导致的。而之所以用“晨”字而不是使用其他同音字,有可能是受到早上演唱的田秧山歌的影响。最早对《槐花几时开》这首作品进行关注和研究的应该是匡天齐,也是他最早发现这个错误的。在其《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的产生》一文中,作者为了弄清楚曲调原型,通过对喻祖荣采访以及“神歌”曲谱进行分析,认为该歌曲的创作一方面保留了“神歌”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在深层次的改编上又编创了新的音乐形象,将期望见到心上人的少女在回答自己娘亲盘问时候的紧张羞涩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认为《槐花几时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歌,它是没有脱离传统而进行加工改编的作品。陈练在《四川神歌探析》一文中对于神歌的来源、分类、唱词特征、音乐特点,以及对其他艺术形式所具有的价值几个方面展开探析。关于神歌的起源,作者总结了三种说法:第一,与巴蜀地区的傩文化有关,起初是法师在做法仪式上演唱的歌曲,其唱词丰富。除了歌唱神,也唱日常生活的历史神话,后来人们在劳作时也会演唱,神歌慢慢演变成具有山歌体裁性质的艺术形式。第二,人们劳作为了消除疲劳达到提神醒脑的效果时演唱的歌曲被称为“神歌”。第三,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的观念是四川方言里面的“神”和“晨”读音相同,故有人认为“神歌”即“晨歌”。

  刘宇统和黄小惠在《晨歌的能指和所指及其传播时空研究》中,列举了“神歌”的8种所指,并通过时间、地理位置和空间几个维度对晨歌的能指和所指进行阐述。作者认为,学界对于晨歌及它的代表作《槐花几时开》的流传区域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该歌曲具有土家族民歌的特征,故有可能是湖北土家族山歌。根据口述资料可以发现,1950年在宜宾发现“晨歌”这一体裁,并产生了《槐花几时开》这一作品的原型,最初在四川境内传播发展,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专业音乐人士的演唱,这首歌曲走出四川并在全国范围内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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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槐花几时开》的艺术特征

  作为川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歌,《槐花几时开》因其旋律淳朴悠长、意境唯美、感情真挚自然的特点而深受欢迎,近年来不少音乐人士对于其关注主要集中在探讨其艺术特征上。例如,黄涛在《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旋律形态解析》中,通过对于单音、表象音程、底脚音程等进行统计,阐释其唱词内涵和旋律特点。歌曲的唱词为四句七言的结构,在曲调方面,采用复叙性叠合结构,上下句式的两句体作为开启乐思的基础,前后两个上下句相叠合,曲调既统一又有变化。王海翠的《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音乐形态分析》一文,主要从音调结构和音乐结构两个方面对《槐花几时开》这一作品进行分析,作者指出,该歌曲由起承转合四句体组成,并从多方面探究歌曲的腔词关系,音乐旋律与当地方言贴合,衬词较多。周丽文在《又见槐花开放时—〈槐花几时开〉音乐分析》中针对歌曲的歌词、旋律、节奏几个方面对作品展开分析,在歌词前两句中,刻画了高山上盛开的槐花以及女子翘首以盼心上人的画面,第三、四句通过娘和女儿对话式的演唱,从静态的景象突然变成动态的画面,生动地展现了女孩望郎心切。从旋律的起伏来看,歌曲首句便从整首歌的最高音开始,第二句旋律则向下层层递进,第三句旋律急变,似乎母亲的出现打破了原本女儿的沉思,在第三和第四句中间,使用一个语气词“哎”巧妙地延续了前句的低沉和平缓。

  赵大刚在《〈槐花几时开〉艺术形象的美学分析》一文中,运用美学思想对歌曲中所塑造的音乐形象和意境进行分析,歌词的开始描绘出一幅高山上槐花美丽开放的场景,点明了事件发生的地点,第二句人物的出现体现了少女内心复杂的心情,外在环境的宁静、祥和、美好与少女心中不安、担忧、期盼心情形成对照。而第三句和第四句母亲与女儿的一问一答,则体现出传统审美观念里的含蓄内敛和朦胧感。整首作品的歌词偏口语化,对于情感的表达质朴自然,旋律线条和内部结构匀称。曾洁在《〈槐花几时开〉深层次结构分析》中,对歌曲中节奏和旋律音线进行详细分析,并指出这首歌曲音域宽且多跳进进行,羽音出现的次数最多,全曲以羽音为中心音展开,作者认为该歌曲是典型的川南地区的神歌而非湖北民歌。

  三、关于《槐花几时开》的演唱特点

  《槐花几时开》一曲是当今众多歌唱家在音乐会上必唱曲目之一,关于其演唱难度和演唱技巧也是近些年声乐界研究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如张万翔在《〈槐花几时开〉演唱难度及解决技巧》一文中结合自己亲身的演唱实际,对于该歌曲演唱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阐释,由于歌曲的唱词采用方言,所以为了突出地域性,应该用舌尖咬字,并且部分唱词要使用方言来演唱,例如“山”和“手”字要唱成平舌音。在高音方面,为避免挤嗓子眼和唱破音的现象,在开口音和闭口音转换时,要注意提前做好准备。郭喆在《“槐花几时开”的人物形象与演唱处理》中,对于演唱时需要注意的情感处理和发声技巧进行探讨。由于歌曲表现的是一位懵懂少女盼望见到心上人的急切和害怕家人发现的紧张羞涩,所以在演唱的时候要注重歌词内涵、演唱速度的把握,以及咬字吐字的自然连贯。

  陈亚丽在《四川民歌与美声唱法的融合—以〈槐花几时开〉为例》一文中,从歌曲演唱时的咬字吐字、情感的表达、共鸣和呼吸几个方面对四川民歌的演唱特点,以及与西方美声唱法的共性展开分析,作者认为,在演唱《槐花几时开》的实践中可以借鉴和融合美声唱法来获取更为丰富的艺术效果。严洪江在其硕士论文《宜宾山歌的音乐特征与演唱分析—以山歌〈槐花几时开〉为例》中也强调演唱时要注意语言的掌握,才能体现歌曲的地方特色,另外在有装饰音的部分应注意气息的控制,保证歌曲整体的线条感。吴红在《川南民歌的音乐特征与演唱分析》中指出,在演唱《槐花几时开》时,很难完美地表演,首先是因为其节奏较自由,以及对于歌曲内容的解读和演唱情绪的融入,自由延长处的处理等方面都要注意歌曲的流动性。姚静在其《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的语言特征》一文中就歌词语言进行分析,作者对于歌曲唱词中的衬词、语音语调、四川话的特点等方面论述在演唱该作品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作者强调,“哟喂”“哟”等语气词的运用是为了补充旋律,在演唱时要注意音乐的流动性,使其符合当地人的用语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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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槐花几时开》的移植与改编

  刘玉娇在《川南民歌〈槐花几时开〉移植和改编研究》中,对于根据《槐花几时开》改编的川剧、戏曲、钢琴作品、电视剧插曲、管弦乐曲等进行总结,并分析其改编创作的规律特征,《槐花几时开》作为四川民歌中的代表作品,当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时,歌曲自身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周昌印在《丁善德艺术歌曲〈槐花几时开〉的审美探究与钢琴伴奏分析》一文中,从词曲旋律、钢琴伴奏等层面对歌曲进行分析,丁善德在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技法的同时,结合我国民族调性的特征进行钢琴伴奏的创作,经过再次创作后的作品艺术水准得到了升华。

  蒲顾家苇的《民族管弦乐〈槐花几时开〉配器分析研究》一文,以改编的管弦乐作品《槐花几时开》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其乐器组合、乐段结构和配器特点等方面展开分析,作者指出,该作品的创作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写作的技巧,不同乐器交替演奏主旋律,形成不同风格的音响效果,并保证了管弦乐曲的连贯和流畅。夏毅在《传统川剧的现代走向—以川剧〈槐花几时开〉为例》中分析了川剧《槐花几时开》的主题内容特点、舞台布景和表演形式等内容,该剧以歌曲《槐花几时开》作为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其内容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位村主任带领村民修路招商、建设新农村的朴实故事。剧目富有时代意义,表演形式新颖,舞台布局生动逼真,这是四川民歌与川剧融合创作的一次完美结合。

  五、结语

  目前学界对于民歌《槐花几时开》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探究其来源、分析其艺术特征和演唱风格等方面,对于其音乐形态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饱满,但缺乏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视角,今后应通过田野考察与文献互证、音乐形态分析与文化内涵阐释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探究《槐花几时开》的艺术风格和人文内涵。作为川南地区民歌中的经典之作,《槐花几时开》结构短小精悍,地域风格突出,感情表达真挚自然,体现了川南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