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鸿章二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外交活动在二人为官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篇幅。无论是研究晚清外交还是研究曾、李二人自身，外交活动、外交思想都是难以跳过的一个内容。面对晚清时期所面临的外交危机，曾、李二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外交主张，对晚清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人的外交思想在我国近代外交思潮嬗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深入研究其外交思想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晚清的外交历程。

　　曾国藩与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共识

　　随着中外关系的持续发展，晚清对外思想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身为晚清时期外交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外交思想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分别体现在“和戎”“诚信”和“自强”的外交思想上。

　　“和戎”外交思想。接连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将晚清社会的落后与政治的腐朽暴露无遗。面对中西实力悬殊这一现实情况，曾国藩于同治元年提出了“和戎”外交思想，他指出：“方今发捻交炽，苗祸日深，中国实在自顾不暇，苟可与洋人相安无事，似不必别寻衅端。”在总结道光时期的外交得失时，他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都能相安无事的关键，便在于信守条约，不启衅端。天津教案爆发后，中外矛盾一触即发，曾国藩奉旨对此案进行调查，他在写给中央的奏报中表示：“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现今若因天津教案而与列强开战，即使侥幸取胜，长久必败。

　　李鸿章在办理外交的过程中同样采取“和戎”的外交政策。1862年5月，李鸿章致信曾国藩，在信中向其阐述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主张。此后，在写给晚清名士王闿运的信中，他的思想更加清晰，明确宣称：“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即以外交手段“力保和局”，从而为变法自强赢得时间。其之后的一系列外交实践均是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诚信”外交思想。诚信作为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同时也是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原则。曾、李二人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在对外交往中也都秉承着诚信的原则，希望通过贯彻儒家的信义以笼络外夷，从而实现中外和好的目的。

　　作为士大夫中思想比较开明的代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就已经明确提出要积极与洋人交往，并且在外交活动中也要讲究“诚信笃敬”。在1865年写给李鸿章的书信中，曾国藩首次提出与洋人诚信交往：“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除此之外，在其与好友郭嵩焘的信中同样指明：“鄙人尝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

　　作为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亦将诚信的原则贯穿于外交过程中。早年间，李鸿章投入曾国藩幕下，曾国藩便曾对李鸿章言：“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李鸿章将“诚信”二字奉为圭臬。他自述说：“我一辈子办理外交而没有出差错，都是我老师教导的作用，无论是与哪个国家进行外交交涉，我都秉承着一个‘诚’字来处理。”

　　自强外交是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当时中国洋务派的共同追求。曾、李二人希望在外交中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利益，他们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从而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况。

　　为了保障不平等条约所获的特权，1860年，俄、法两国相继提出派兵协助清军**太平天国，曾国藩对此向咸丰皇帝奏报“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建议婉言谢绝。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后半生一直坚定地主持办理洋务，以图自强。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中国不自强振兴，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必将复至。他认为列强所恃无非是坚船利炮，因此“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在他看来，中国想要在外交上取胜，必须依靠国力的增强，而提升国力则要靠办理洋务来实现。

　　李鸿章与曾国藩在自强外交方面秉持着相同的观点，认为只有自强方能实现民族自立。他在写给奕䜣和文祥的信中言道：“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他一方面提出对外要“力保和局”，另一方面对内则要实施变法，奋发自强。他认为：只有清政府靠着自身自强，西方列强方不敢心生觊觎，否则后患无穷。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在曾国藩逝世后继续秉承其遗志，大力兴办洋务。

　　曾国藩与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差异

　　曾国藩与李鸿章虽同为中兴名臣，在年辈上却有先后。如果说曾国藩外交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波谲云诡，那么李鸿章所面对的外交局势则更为危急，民族危机的深重已非曾国藩时期所能及。面对晚清时期外交“困境”的日趋严重，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要求。

　　“以夷制夷”外交思想的不同。曾国藩一生中极少使用“以夷制夷”策略，只在天津教案的交涉过程中，运用此策略牵制、分化各国。至于在中日立约期间，曾国藩只是有这种想法但并未具体实施。“以夷制夷”思想更多的是李鸿章本人从其自身的外交实践中总结、提出的外交理念。早在1870年，李鸿章便曾提出“联日”的外交主张，以期抵御西方的入侵。中日双方于1871年签订了《通商章程》，开启了双方平等贸易的大门。但到了1879年，中日双方在琉球问题上产生冲突，清政府由最初的“联日”逐渐发展为“防日”。直至19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由此李鸿章放弃了“联日”的外交主张。甲午战后，李鸿章转向联俄抗日，并于1896年与俄国订立了《中俄密约》，以为中国从此“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然而《中俄密约》签订后不久，俄国就侵占了旅顺、大连，进而将整个东北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李鸿章联俄制日的外交也以失败告终。

　　对中日通商条约意见不同。针对1871年中日双方缔结通商条约，曾、李二人都是持赞同的态度，但在条约订立的具体细节方面，二人的想法又有所不同。李鸿章认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他所注意的是通过缔约拉拢或牵制日本，以防日本与西方列强联手侵占中国。从曾国藩的角度而言，对李鸿章这一观点并不认同。早在1862年4月，曾国藩便曾告诫初到上海的李鸿章：“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求之谓，非傲慢之谓。”在他看来：对日外交应与对西方列强一致，秉持“一体优待”，以免生出不必要的麻烦。

　　“弃藩保疆”是李鸿章特有的外交思想。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构成中国大陆天然屏障的琉球王国、越南，以及韩国等周边朝贡国家，连同我国的领地西藏、伊犁等也相继遭受列强的侵犯。在这“东南海疆报警来，西南边陲衅端启，西北地区狼烟滚”的形势下，由清王朝所倡导的传统华夷社会和宗潘朝贡传统观念也遭遇着巨大挑战。在李鸿章看来，为了维持那本已名存实亡的宗主国名分而与西方列强开战，无疑是愚蠢之举，必会将本就衰敝不堪的中国推进战争的深渊。在当时强敌环伺、藩属国被侵犯等既成史实的现实情况下，李鸿章舍弃宗主国的虚名，力守本国，亦是无奈之举。

　　外交思想同异原因

　　虽然曾国藩、李鸿章二人都身处晚清的时代大背景中，在主持外交工作的时间上却有先后，加之经世思潮及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这就导致二人最终产生了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时代背景。曾国藩经历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面临来自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危机和挑战。作为少数开明的传统士大夫，曾国藩较早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逐渐转变长期以来“天朝上国”的传统外交观念，开始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外交体系中。相较于曾国藩所处时代，李鸿章主持外交期间中国的处境更加险恶。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谈及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的乃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对西方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外交观念也随之更新。但身处于腐朽的封建集团中，即便有着超乎常人的眼光，李鸿章自身仍无法脱离封建士大夫这一身份局限，也不能真正解决晚清时期所面临的外交困境。

　　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史上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集大成者，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并且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在学习中以义理之学为主，兼收各家学说思想，最终落脚于经世致用。鸦片战争后，随着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他主张在实践中贯彻理学思想，而非空谈，希望通过找到解决问题的济世良方。身为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不可避免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根据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李鸿章依据客观现实情况，上陈奏折指出“战守无具，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他认为“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惟有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引，切实探寻内忧外患下中国的出路。

　　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传统士大夫，曾国藩自幼便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典型人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在他身上明显能感受到儒家传统道德对士人的熏陶与磨炼。与晚清第一人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李鸿章出生于封建旧官僚地主阶级家庭，但在他身上不仅能看出传统文化的“痕迹”，同时还带有自下层一路摸爬滚打上位所具备的刁滑。但与此同时，李鸿章那种“只见其作事而不见其人”的品行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并使他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力的推动者。

　　曾国藩和李鸿章同为晚清封建统治阵营内的主要人物，外交目的都是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通过对曾国藩和李鸿章外交思想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二人对中国近代外交进步所做的努力，同时亦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晚清外交逐步嬗变的痕迹。遗憾的是，身处晚清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时代背景下，身为封建士大夫的两人在外交思想方面也有着许多局限性，但这本身亦是他们本身难以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