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山书院位于云南、贵州和广西交界处的兴义市，地理位置偏僻，山谷高深，地形崎岖，远离贵州省会中心，是边缘中的边缘。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诞生于兴义市内的笔山书院在经历了几次的变化之后并没有消失，反而一直存在，使得兴义教育得到发展。在当时的时代下，笔山书院中的学子也留学深造，回来报效国家。本文通过描述笔山书院中走出去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做的贡献，进而总结出他们是推动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

　　笔山书院的发展史

　　笔山书院至今已有百余年，前后经历了共四次遗址变迁，其中第四座最具规模、最有成效,也最有影响。

　　第一座笔山书院于1784年在黄草坝水井坡建立，它坐西朝东南，背面是水井坡，前临花水河，面对笔架山，故而得名笔山书院。黄草坝开始形成城镇规模，世家大族为了孩子学习氛围以及节约成本，在这个地方的绅耆士庶就商议起来创办书院，与相邻寨老共同出资创办了一个适合学习的固定场所。水井坡笔山书院出了一名进士和四名举人。因长时间没有修复，第一座笔山书院在嘉庆年间毁于战乱。

　　据《兴义府志》的记载，1813年，兴义当时的知县杜友李等倡议要重建笔山书院，第二座笔山书院才得以重建于东门外吉会馆旧址。这也是现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的正式源头。第二座笔山书院依附于官府，成为科举制的预备场所，重建的四十年里出现一位举人。咸同年间，贵州兴义爆发白旗起义，民族起义不断，老城区被义军占领，笔山书院于战火中废弃。

　　兴义第三座笔山书院于1875年在文昌宫建立，主要是在李辉恒的支持下建立的。他将自己的老城大街宅基地捐出来且在文庙右侧修文昌宫，给学生提供学习之地。书院在此期间培养了一些贡生和秀才。

　　第四座笔山书院1883年在兴义土城东北隅的老鹤坟建立。由于兴义在此之前人才培养的成就不高，刘官礼在前知府孙清彦任的帮助和支持与兴义人的盼望下重新建立了笔山书院，笔山书院重建后让兴义人看到了教育的曙光，创造了兴义教育的辉煌。

　　笔山书院的教育文化

　　笔山书院在历经重建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了许多的优秀事迹，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文化方面。

　　第四座笔山书院重建之后，高薪聘请了许多优秀的人物来笔山书院任教，如雷廷珍等人，他们为笔山书院的教育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时笔山书院教学理念是“成人达己为人”,教之为人之道、为学之方。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功名利禄，这一教学理念在提升学生思想道德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笔山书院极顺应时代潮流，在教育方面做出巨大的变革。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同时西方列强资*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有识之士认为国家不能再任人宰割，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来寻找新的道路，挽救中国统治。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和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当时的教育是以“八股诗赋”为主。八股的内容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对于约束人的不良行为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品质有比较大的作用。但是八股文当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限制，有严格的题目及内容形式都是限定的，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不允许引用除了程朱理学之外的内容，不再注重个人的见解，只注视形式上的统一。这就导致了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出现许多。许多人甚至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关注考试技巧上背死书，却不关注如何去解决实际问题，这对于社会而言是弊大于利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新派人士就提出了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崇尚开放言论，并且提出教育应要经世致用、学以致用。书院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古老的教学场所，以经、史为主要内容，在长期的经史内容教育之下，学生缺乏了创新性和科学的方法训练，为此整顿书院成为当务之急。笔山书院就响应了这一教育上的改良呼声，在中西方思想发生碰撞的情况下，笔山书院通过不断的努力进行经世致用讲解，进一步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并学以致用、投入黔西南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力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黔西南是布依族具有代表性的地区，除了布依族之外，还有多个民族聚集在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为了突出布依族少数民族文化，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笔山书院开设多种课程推动布依族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与创新。

　　其次，在社会方面笔山书院培养了大量的社会人才，资助有志之士外出留学。有人疑问，为什么在偏僻穷困的贵州能出现兴义系军阀？并且有人能成为中华民国史上重要人物？这就是源于笔山书院培养的一批有才能的学子。晚清时期，清政府面临着统治衰微的局面。为了挽救清政府统治，不得不实行清末新政自救改革，新政改革当中对于文化教育提出“废科举，实行新学制和设立各市新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形成重视西方科技与社会政治学说的风气，培养近代科技、教育、法政、军事人才，废科举”，这对书院有着重大影响。1901年，政府陆续颁布了一些改革科举和新办学堂的喻立和章程，直到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下令在全国推行新式教育制度，标志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此后新式学堂大量涌现，并在1905废除了科举制。刘官礼顺应时代潮流将笔山书院改成了兴义县高等小学堂，还开设了师范讲习班。民国《兴义县志》中记载：“留学生之多，声誉之隆，甲于全省。”1905年，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的王文华、魏正楷等13人前往贵阳投靠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结果13人以第1至第13名的优秀成绩全部被录取，震动全省学界，笔山书院也一跃成为贵州著名书院之一。

　　在笔山书院的栽培下，学子接受文化的熏陶、人格的培养，并将所学的知识做到经世致用，竭尽所能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笔山书院的教育核心理念影响着他们，他们留学归来时带来先进教学理念又融入笔山书院当中，培养了一批批人才，对后世人民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笔山书院走出去人物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这一段混乱的时间里，中国的教育没有停止，一直在继续。

　　王伯群是兴义景家屯人，曾经到兴义笔山书院求学。王伯群作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认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必须依靠教育，1924年，厦门大学的300余名师生失学流落上海，要求建立新学校以完成学业。王伯群对此表示非常支持，慷慨捐助了两千银元来帮助创办大夏大学。大夏大学建立后，由马君武担任校长，王伯群担任董事长。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创建不久的大夏大学就被英军所占领，学校被迫迁移到胶州路。

　　1927年，王伯群担任学校委员长。第二年，王伯群改为担任校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夏大学的学生日益增多。1929年，学生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千余人。为了满足教育需要，王伯群又自己捐巨资并向社会多方募捐，杜月笙、何应钦、卢作孚以及银行界等许多拥有重大实力的人物均是募集对象。筹集资金后，扩建学校，建成了300余亩的永久校址。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夏大学、复旦大学这两所大学被迫内迁。在王伯群努力之下，这两所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联校的一所设置在江西庐山，一所设置在贵阳。第二年的时候该联校解体，两所大学恢复了原来的名称。

　　在大夏大学迁入贵州之前，贵州是没有本科大学的，大夏大学是第一个内迁贵州的大学。自迁入贵州到1947年才返回上海，迁入贵州的时候仅有300余名师生，离开时已经有了1800余名师生。在贵州办学的期间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共培育出了1576名毕业生，对当时贵州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王伯群倾心尽力帮助之下，大夏大学在上海、贵阳得到较好的发展，也曾到香港短暂开设过香港分校。

　　大夏大学是当时国内第一个实行导师制的大学，也是比较早实行通识教育的大学之一，大夏大学名气日益增长，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大夏大学作为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私立性大学，有着十分优秀的师资，如郭沫若、叶楚伦等人都曾在大夏大学任教。学校也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许多的优秀人才，如熊映楚、陈旭麓等，陈旭麓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也是我国华东师范大学创始人之一。大夏大学的建立，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优秀的人才，对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笔山书院走出的人物对近代中国政治的推动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运动等，它们的爆发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的变革。而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笔山书院走出去的学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末笔山书院通过官费或自费出去留学的留学生很多，有刘显治、何应钦、李毓华等，他们当中大多数学子都是到当时学习西方已经强大起来的日本留学。在日本有的学子参加了孙*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的在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加入中国同盟会。王伯群在日本结识了章太炎和梁*超等人，并在孙*山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时期先后加入同盟会的有保衡、傅良弼、谭子鱼、张鸿藻、李毓华等人。他们的加入壮大了中国近代最先进革命团体的力量，宣传民主思想，为推翻清王朝和建设民主共和竭尽其力。

　　参加护国运动。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逼迫孙*山让出大总统的位置并取而代之。其后袁世凯倒行逆施，违背历史规律，妄图称帝，护国运动在袁世凯的一意孤行下应运而生。其间，孙*山下令建立中华革命党贵州支部，以凌霄为支部长，用以联系当地同志和开展兵运和社运工作，并宣传反袁思想；又在澳门成立黔军总司令部，筹建革命武装。王伯群在北京得知袁世凯的阴谋后，于1914年8月返回贵州告知王文华并助其训练黔军，并在次年10月于天津和梁*超、蔡锷、戴戡等商讨伐袁大计，并将梁启超草拟的讨袁文稿随身携带，经香港、越南至昆明的唐继尧。1915年年底，云南起义后，贵州军阀刘显世在反袁力量和人民的要求声中，在王伯群和王文华等人的劝说下，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并成立护国军。黔军一部在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兵湘西，与北洋军马继增部作战；护国战争过后，王文华升任黔军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并邀请留学归国的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等人训练新军。刘显治在民国元年当选为国会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兼贵州政府驻京代表，在驻京期间，与各省代表斡旋，为护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护国运动虽未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它打碎了袁世凯的帝王梦，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参加护法运动。1917年，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山在广州揭起护法大旗，成立护法军政府。王伯群往返于四川、贵州、云南，为黔军出谋划策，最后大败北洋军于重庆。王文华为了响应护法起义，日夜兼程由上海抵达贵州，于1917年8月就任黔军总司令，率领新军配合滇、川护法军先后在重庆和四川的吴光新、刘存厚所部作战，并取得胜利。何应钦创办的《少年贵州报》在贵州宣传民主与科学，扩大了五*运动的影响。

　　何应钦，作为民国时期政府和军队的要员，他对近代中国后期的影响较大。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何任总教官兼第一团团长，1925年东征胜利后升任第一旅旅长，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任第一军军长。1933年，何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被日军打败退至北平近郊，并与日军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1935年，何与日军华北屯军司令梅津美治朗签订《何美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华北的党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授权何代行蒋*石总司令的职务并讨伐张学良，为此加剧了蒋何矛盾。1937年，何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但却遭敌重创，败退千里。1942年，何任陆军总司令，于贵阳反击日军。1945年9月9日，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东南亚战区盟军在南京接受日军投降书。民国在大陆统治时期，何应钦对当时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不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军事影响。

　　笔山书院出去的学生，不管是在省内还是省外，在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贵州省内，他们与宪政派作斗争，宣扬民主政治，并于1915年说服统治贵州的兴义系军阀，出兵护国，扩大了护国军的力量，沉重打击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反民主的帝制集团；王伯群不仅在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发挥力量，并且在之后国民政府里成为第一任交通部长，在其任交通部长时收回了邮政和电信营业局等主权，维护了国家主权。

　　王伯群、刘显世、何应钦、保衡等人不仅接受了传统儒家教育，也接触到了西方先进思想和现代文化。在中国近代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中，他们紧跟时代，倡导科学、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反对封建专制，呼吁政治改革。故而许多人在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变革。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具有独立性和革命性，在学习传统经典的同时，积极吸收和研究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制度。通过对中西方思想的融合和碰撞，他们形成了独特的政治观，并在当时的贵州乃至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中提出了他们的方案。

　　从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到抗日战争，笔山书院出去的学生，他们都在近代中国的进程中闪耀着光芒，为推动中国近代的发展贡献了他们的力量。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正是靠无数先辈不懈努力、勇于革新而推进的，王伯群、王文华和何应钦等，都是其中的代表。王文华被孙*山誉为“西南后起之秀”，王伯群被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足见他们在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中的推动作用。

　　笔山书院与近代中国一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笔山书院经过变迁，坚持办学，从笔山书院中走出去的人物，例如王伯群、刘显世、何应钦等人，特别是何应钦，研究近代中国是一定绕不开他的。他们在近代中国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有的在于教育，有的在于政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现，使得中国的近代化得到了推动。笔山书院的教学理念影响着他们，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大舞台上施展着自己的才华，让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在近代中国留下属于自己的名字，留下自己的足迹。笔山书院也因为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而占据着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