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画坛，吴门画派、浙江画派形式僵化、活力减弱，而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即今上海松江人）打破了这一时风，独树一帜，追求艺术的“淡”。他的山水画笔致清秀中和，用墨明洁隽朗，青绿设色，古朴典雅，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并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

　　一、董其昌艺术思想表现形式来源

　　（一）“与古为徒”——古代艺术作品和理论的影响

　　董其昌一生游历多处，鉴定过无数艺术作品，从古代绘画作品中获益很多。他的作品虽常题写仿某人，但画面又不仅仅模仿古人，而是自出一番面貌，这就跟他的艺术思想“淡”有关。有一幅作品，因董其昌楷体工整写就的“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十个字而流传于世，从而定名，这就是《溪山行旅图》。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李霖灿在日常的一次整理活动中，发现《宋元人缩本山水小册》中有一页是董其昌缩写的《溪山行旅图》，作者在画面右下树荫草叶间题款“范宽”二字，这正是董其昌向古人学习的凭证。怀素的作品《草书苦笋帖》对董其昌的影响也很大。青年董其昌曾向项元汴多次借此帖临摹，认为此帖已达到“平淡天真”的艺术境界，能够表达“以淡古为宗”的艺术思想。

　　（二）同期人的影响

　　在与董其昌生活的同期人中，莫是龙虽然和董其昌是师兄弟，但从年龄上讲，莫是龙可以算作董其昌半个老师。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为南北宗艺术思想到底是谁第一个提出的莫衷一是，因为董其昌“南北宗”论艺术思想重要成果的形成与莫是龙有很大关系。

　　《画禅室随笔》卷一《评法书》记载：“吾学书在十七岁时。……比游嘉兴，尽得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即著名收藏家项元汴给董其昌提供了珍贵的学习机会。

　　顾正谊，字仲方，号亭林，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是董其昌学习绘画的引路人。现藏台北故宫顾正谊山水题跋：“连日抚宋元诸大家真迹，颇能得其神髓，思白从余指授，已自出蓝。画此质之，品评当不爽也。友人顾正谊识。”顾正心，字仲修，号清宇，因建造江南园林而闻名。顾正谊和顾正心与董其昌交游甚密，对其提拔甚多。

　　（三）自身经历的影响

　　纵观董其昌的一生，其祖上虽有人为官，但到了他出生时，家里完全没落，可以说是一贫如洗。清初李延罡《南吴旧话录》写道：“董思白，止田二十亩，上海蠹胥将中以重役，思白远遁得脱。后子丑联捷，遂占籍华亭。陈眉公谑之曰：后来读董逃行，惟越境乃免。”这里记载董其昌因为贫穷逃避服役，不敢承认自己是上海人的事。董其昌一边依靠自己微薄的教书收入维持生活，一边寒窗苦读，生活过得十分艰辛。直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董其昌三上南京乡试，终于考中，第二年北京会试，中进士第二甲第一名。从此他平步青云，摆脱贫困进入官场。他先担任庶吉士，后担任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但当时明王朝统治已进入晚期，危机四起，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起义以及后金兴起严重削弱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而明朝上层中，阉党和东林党斗争激烈。董其昌和当时的东林党人有特殊的关系，因他是江南人，也在京城做官，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东林党人没有任何关系和交往。事实上他也的确和顾宪成、高攀龙都有交往，而且积极参与东林书院事务。但最终董其昌没有受到复杂政治斗争的伤害，说明他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也正是他能够在艺术上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环境因素。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董其昌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而后在一次政治斗争中失意，离开北京。其后担任湖广提学副使，主持科举考试时，“为势家所怨，嗾儒生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这次董其昌仍全身而退。他晚年闲居乡里，但又发生了著名的“民抄董宅”事件。

　　董其昌的一生，小心谨慎，前半生应付科举考试，后半生官场耗费精力。与大多数职业画家把绘画当成自己谋生的唯一途径不同，董其昌将绘画作为娱乐身心的一种方式，在实践中把“淡”的艺术思想融入创作中，体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创作追求。

　　二、董其昌艺术思想在绘画与文字中的体现

　　（一）以古为淡的艺术再现

　　董其昌作为中国画坛历史上比较受争议的人物，特别是他的“摹古”和“拟古”在近代受到批判，被认为与当时的历史潮流追求“革命”和“创新”格格不入。笔者认为，董其昌的“摹古”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其对古人艺术绘画的尊重，在借古人的艺术主张进行创作时，这种“仿”实质是另外一种创作手段。所以董其昌笔下的设色山水和前人绘画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也正是他的创新体现，即在创作中追求“淡”的艺术思想。

　　董其昌绘画作品《昼锦堂图并书记卷》（图1），“昼锦”出自《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该画引首有董其昌书“昼锦堂记”（图2）四个大字，通篇以浓淡不同的墨色绘山水树木，石青、石绿罩染，画面节奏清晰明快，色不碍墨，墨不遮色，相得益彰。一般的青绿山水容易火气大，设色浮躁，而这幅作品却生秀清淡，灵动自如，很显然得益于董其昌“淡”的艺术思想。这幅作品也成为董其昌的标杆性作品，极其珍贵。

　　（二）向古人和大自然学习

　　董其昌提出绘画创作要向古人学习：“要须酝酿古法，落笔之倾，各有师承。略涉杜撰，即成下劣，不入具品，况于能妙。”他认为把古人的技法融汇于心，得到古人笔墨，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当然董其昌没有止步于此，他同时认为向大自然学习也是绘画创作的思想形成的基础，其在《画禅室随笔》卷二中提出：“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这里的“读万卷书”指向古人学习，“行万里路”指向自然山水学习，只有二者兼备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从而达到“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

　　三、禅学与董其昌“淡”艺术思想的关联

　　明万历之后，禅风兴盛，士大夫几乎无人不谈禅，和僧人的交往变得频繁。晚明著名学者王元翰有云：“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势使然耳。”王元翰的只言片语反映了京师禅学势力的兴盛。青年时期的董其昌曾经和达观、憨山德清二位禅师有过密切交往，其中憨山德清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在当时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力，就连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也十分信任他。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董其昌与著名思想家李贽在京郊寺庙中偶遇，二人于“禅”相谈甚欢。董其昌认识到“禅”和绘画之间有非同一般的联系，并提出了艺术史上著名的“顿悟”学说。可以说，“淡”的艺术主张也是董其昌对禅宗思想深入研究的一种投射。

　　随着董其昌对禅学的深入学习，他又提出风靡一时的“南北宗”论，翻开了文人画理论新篇章。他在《画禅室随笔》卷二中提出，“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有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并最终认为“南宗画”胜过“北宗画”。“南宗画”指一种士大夫画，形象地塑造服务于笔墨的书写，从而实现董其昌所说的“淡”。他在《容台集》卷一中写道：“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在此即提出“淡”的艺术主张。他在《容台集》卷一中写道：“苏子瞻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是非平淡，绚烂之极。’犹未得十分，谓若可学而能耳。”董其昌借苏轼文提出“淡”的艺术主张并非平淡，而是“绚烂之极”。由此，董其昌开创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率意而为的艺术主张，由强调笔性过渡到强调人性。

　　四、董其昌艺术成就在当时的影响

　　董其昌画风风靡一时，当时受其影响的画家有很多。和董其昌同时期交往最亲密的是山水画家陈继儒，他善书法，受董氏影响较大。赵左，左亦作佐，字文度，活跃于明代后期，曾替董其昌代笔。沈士充，明代画家，也曾替董其昌代笔。虞山派和娄东派则直承董其昌衣钵。王时敏，字逊之，大学士王锡爵之孙、翰林编修王衡之子，拜董其昌为师，后成为“四王”之首，“清初六大家”之一。

　　五、结语

　　董其昌既是画家，也是文艺理论家和鉴赏家，他一生追求提倡艺术创作的“淡”，而这种“淡”和“古”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清代“四僧”“四王”、新安画派、武林派以及近代文人画风都受其影响，他的绘画成就和艺术思想对后世人们理解中国画笔墨意义和内涵提供了有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