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爆发后，新兴木刻运动在贵州悄然兴起，并逐步演变成一场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抗战木刻运动。特别是1942年“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成立后，贵州的新兴木刻运动迅猛发展，以其鲜明的战斗性、人民性、时代性，掀起了贵州抗日救亡的文艺狂潮。

　　关键词：抗战时期；贵州新兴木刻；传播发展

　　中国新兴木刻是由中国新文化最强大的斗士鲁迅先生所领导的。抗日战争时期，新兴木刻的创作题材广泛、内容挖掘深刻、艺术水平精湛、民族风格鲜明，全面生动地反映了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实况。所以，它的成就也是该时期别的美术种类所无法比拟的。1938年，日本侵略者攻占了武汉，随着战局的发展，新兴木刻艺术在西南“大后方”开始逐渐兴盛。“大后方”木刻在空间上呈现出多元的分布，形成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囊括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在内的整体格局。贵州虽偏处西南一隅，向是新文艺的荒原，但也深受全国木刻运动的影响，与“大后方”的中心城市重庆遥相呼应。

　　一、贵州新兴木刻的火种

　　事实上早在全面抗战之前，共*党*林青便将木刻的火种带到了贵州。林青毕业于西南美专，多才多艺，对文学、诗歌、绘画、戏剧都有很高造诣，曾在重庆、上海参加过左翼文化工作，有比较丰富的文艺工作经验。1933年冬，林青发起组织了贵州首个革命文艺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简称“草原社”）。起初，林青等人酝酿成立一个绘画艺术社，但考虑到其活动面不够大，遂决定扩大创办“草原社”。该社一经成立，便组织了话剧、美术、歌咏、读书会等多个团体，瞬间就将四方的青年男女聚集在了一起。其中美术组由林青负责，美术组在林青的亲自领导下，开展得有声有色，一批爱好艺术的青年学生聚集在他周围学习绘画。贵州著名版画艺术家王树艺早年参加了“草原社”的活动，可以说他之后的木刻艺术之路，就是在此时奠定的。据王树艺回忆他时常到林青那里去学画，林青向王树艺展示了鲁迅编辑出版的俄画选木刻插图，他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作品。通过这次经历，王树艺领悟到，绘画不单是富人家装饰墙面的用品，闲暇时候的消遣品，更是一种能够用来传播革命思想、教育民众的艺术形式。

　　由此，王树艺开始了自学木刻之路，并逐步投身到左翼新兴木刻运动中来，他于1938年加入中华木刻界抗敌救亡协会，后又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并任理事。王树艺该时期的木刻作品，主要以描绘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为题，将他们的苦难生活以及与现实抗争的画面呈现笔端，尤强调人物内在精神情感的表达。画面黑白对比强烈，刀法多变，流畅自如。如《播种》（1937年）、《希望》（1938年）、《荒芜的田野》（1939年）、《酒店之夜》（1940年）、《山村》（1940年）、《修桥》（1941年）、《市集》（1942年）、《秋收》（1942年）、《晒网》（1943年）等作品无不紧扣时代脉搏，充满革命激情；同时，由于抗战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织。因此，反映国民党独裁专制、日寇血腥暴行的主题，也在王树艺的《敌机暴行》（1939年）、《无家可归》（1940年）等木刻作品中得以生动体现。

　　正是在林青等革命者的引领下，许多像王树艺一样的贵州艺术青年才得以接收到新兴木刻运动的知识，以此打开了视野，开始学习在木刻作品中反映生活，利用木刻作品来宣传革命思想，开创了贵州的木刻艺术。

　　二、贵州木刻运动的推手

　　继林青之后，在贵州高原先后从事新兴木刻运动的分别是吴夔和陈耀寰(杨漠因)，他们都曾是中国新兴木刻主将李桦所创办的“木刻函授班”学员。

　　吴夔可以说是首个将新兴木刻全面播撒到贵州的艺术家。他于193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读书期间，新兴木刻运动正在上海如火如荼地展开。受木运运动的影响，吴夔回到贵州老家遂带领贵阳的美术工作者运用绘画武器积极从事抗日宣传，这时他的绘画以木刻为主，有《筑光音乐会劳军特刊》海报、《向前进》等作品，其木刻线条疏密得当，主次分明，变化丰富，艺术水平较高。“《筑光音乐会劳军特刊》海报以黑与白的强烈对比，表现了阴郁灰暗的天空，两名士兵在山坡上持枪冲锋，他们身后是祖国山河的黑白背影，用简洁的画面描绘出中国军人的崇高与伟大，从而传达出抗战必胜的信念。《向前进》以黑红两色的强烈对比及简洁有力的人物造型，给观者以视觉的冲击，从而鼓舞民众抗争到底。吴夔的木刻作品以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强烈的感染力，在西南一隅的贵州掀起了艺术轰动，推动了贵州木刻艺术的发展。[1]”

　　在抗战的前几年里，吴夔充满战斗意识的木刻时常张贴在贵阳的大街小巷，当地书店里也可以看到吴夔的抗日宣传画集售卖。为了让更多山城青年学会利用绘画武器加入抗日宣传中来，吴夔还特别在贵阳创办了一个木刻训练班，培训木刻爱好者若干。吴夔还利用职业之便，将木刻渗透到贵州的中小学美术教育中。1939年，吴夔在贵阳中学成立了“贵中绘画研究会“，许多木刻作品在贵中的《血潮》《红黑》壁报上登出，并结集出版了《木刻集》，该集共收木刻作品24幅，其中第二幅是吴夔所刻的《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因此该部《木刻集》被当作是“三十年代仅有的几种鲁迅遗风之一”[2]。该书虽装订简陋，但全部作品都满溢着同仇敌忾的激情，引文中写道：“木刻在当今中国艺坛占据了极高的位置，到现在已经有近10年的历史了，但它在贵州只不过是近三四年的事。”由此可推测，该集大约出版于1939年左右，新兴木刻则是在全面抗战后方全面兴起于贵州的。与此同时，吴夔还在贵阳主办了几次轰动山城的抗日宣传画展，这些工作对当时封闭的贵州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1940年底，浙江大学几度迁徙，于当年春辗转到贵州遵义，该校学生陈耀寰进一步将黔省新兴木刻运动推至高潮。1942年初，陈耀寰经李桦推荐，化名“杨漠因”参加了“中国木刻研究会”，1943年5月当选为黔区理事，在推动贵州地区的木刻运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担任了福建白燕艺术社木函班导师一职。1941年《精忠导报》第4卷曾刊有署名杨漠因的木刻作品《秋收》。1942年4月，“中国木刻研究会”柳州分会负责人黄荣灿为编印《木刻文献》，特向陈耀寰约稿，为此他专门写了《关于木刻的民族形式》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新兴木刻在吸收西方绘画写实手法的同时，应把握古代中国木刻的特色进行改造，将其转化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新民族形式的再创造、并为大众所接受！[3]”在贵州遵义期间，陈耀寰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了不少作品，如1942年上半年所刻的《筑路》《推盐车》《麦场上》《春耕》等，均取材于黔北农村的现实生活。遗憾的是，由于抗战后期的动荡生活，这些木刻作品都散失了。

　　1942年初，“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成立，共选举产生理事16人。重庆总会理事8人，其他七个省区分会理事8人，贵州分会除了陈耀寰担任理事，从事木刻工作外，还有五位成员，分别是贵阳的吴菊逸和路尔铨，青岩省立女师的方晓时、惠水卫生院的司振西、普定的袁国平。“中国木刻研究会”贵州分会成立不久，丁正献就来信让陈耀寰协助木研总会，负责筹备贵州区“全国双十木刻展”的相关事宜。当时，陈耀寰除了致函各地木刻家，征集作品参展外，还尝试联系能够承接展览的部门，之后再给贵州从事木刻工作的同志们去信，商讨在筑举办“全国双十木刻展”的相关事宜。半个多月后，木研总会及李桦、荒烟、梁永泰、黄荣灿、刘仑、沙清泉、卜易、许扉、陆田、段干青等木刻家陆续寄来了不少作品，陶行知先生也寄来了育才学校同学们创作的十余幅木刻画。随后，贵阳《民报》社也给陈耀寰回信表示：“《民报》将于本年双十节创刊，如同期能举办全国性的木刻展则意义重大，惟须汝来筑市筹办。[4]”于是，陈耀寰于1942年10月4日特从遵义去往贵阳接洽展览场地，并装裱展出作品、编印《木展特刊》等，经过几日精心的筹备和部署，一切准备就绪，首届“全国双十木刻展”在贵州如期举行。1943年，第二届黔区“全国双十木刻展”也在陈耀寰的主持下顺利开展，两次展览均获贵阳《民报》社之助而圆满成功。

　　1942年的首展于双十节上午9点在市民教馆开幕。最初只安排展出两天，但正遇“国防科学文艺美术日”，受民教馆邀请，展期延长了一天，一直展到10月13日。展出的作品来自重庆木研总会和育才学校，共216幅。为了在贵州普及木刻艺术，让初学者有机会观摩实物，组织者特意在展览场地内展示了64种木刻工具和相关书籍，并附上了它们的使用制作说明。贵阳《民报》在“双十木刻展特刊”中强调，此次展览期望通过严格的标准来评价过往的成就，并树立正确的目标来推动未来的木刻运动。展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吸引了4000多名观众。广大观众对以黑白线条形成强烈对比，以坚持抗战、要求民主进步为主题的新兴木刻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揭示旧社会人民生活疾苦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会场上还有许多人留言称赞，其中对李桦和荒烟的作品评价最高。组织者陈耀寰在展览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虽然今天细雨绵绵，但前往中山公园民教馆观看画展的观众并未因此而减少，可见人们对木刻的期望和关怀极大，所以木刻工作者们应加倍努力，以满足大家追求光明和幸福生活的愿望……”[5]。他还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看了木刻画展之后》的文章，谈到了对“黔区首届双十木刻展”的感想。1943年，第二届“黔区双十木刻展”再次在贵阳举行，本次展览的内容更加多样，增加了套色木刻，215件作品中有40件是套色木刻，大部分由“中国木刻研究会”的刘铁华提供，还有60种书籍、报刊和木刻工具。在物质条件极其艰难的抗战时期，套色木刻以新颖的绘画语言和丰富的表现力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本次木展的参观人数竟达二万人次之多，是首届木展的四倍，对于地僻人稀的贵州来说，已是个创纪录的数字了，表明新兴木刻在贵州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这两次“全国双十木刻展”是抗战时期贵州规模最大的木刻展览，其影响至为深远。陈耀寰从浙大毕业后，又有方蒙（方寒苞）等负责贵州省木研会的工作。他们所做的工作对推动贵州抗战木刻运动的劳绩功不可没。

　　三、外来美术团体及木刻家的影响

　　许多外来的艺术团体及美术家也曾在黔中大地上播撒过木刻艺术的种子。

　　1939年冬，国立艺专假黔省民教馆举办“抗敌画展”，其中第一室陈列的60多幅作品中木刻就占了一半，虽说画幅较小但寓意清晰，引起了观者普遍的喜爱和共鸣。如“《奋勇杀敌》和《保家守土》充分展现了战士英勇杀敌的精神和人民一致抗敌的热情。《母与子》《谁叫你流离失所》《威风安在》《游击队会议》《杀尽倭奴》《不许敌人通过》《对牛弹琴》等也非常出色。有揭露敌军暴行的、有描绘人民流离失所的，有反映亲人死亡惨状的，有展现正规军和游击队奋勇杀敌的。《母与子》催人泪下、《威风安在》令人宽慰、《杀尽倭奴》《游击队会议》令人兴奋、《对牛弹琴》令人捧腹。所有这些不同的情绪积聚成一团愤怒的火焰，燃烧在每位观者的心中。[6]”

　　展览期间，艺专木刻研究班宣称：

　　“在祖国被侵略者侵略的今天，我们在校长及诸教授领导之下，担负了艺术岗位上的抗战建国的责任，向前学习，努力，奋斗着！创作的题旨，是关于鼓励人民踊跃参加兵役，救护伤兵难民及增强全国的团结。我们曾突击到了前线战壕，突击到这里的后方。我们的突击进攻虽不流血，但所产生的效果如流血战争，刀兵炮火般有效。我们的目标是侵略者，我们正运用能够击碎敌人的讽刺的力来增强全国民众的抗敌情绪，而相生发出自卫抵抗的精神。把萎靡不振的无病呻吟者暴露出来，增强抗战的力量。[7]”

　　日报刊登了黄守堡的《瞄准了敌人的胸膛》、许铁生的《展开了抗战的序幕》、基光的《妻子：还是回到前线去吧！》、夏明的《万众一心抗战到底》，还有王临乙教授的《中国国民决以铁血保卫祖国》。这些木刻作品无一不体现出民众抗敌的热情与战士杀敌的精神，如战斗的武器般呈现在报端。

　　当时，贵州的各大报刊中也时常能看到木刻家发表的作品。1940年5月12日《贵州日报》发布征稿启事，向各界征集木刻作品。从当月20日起，《贵州日报》便刊出了《诗歌与木刻专号》，首期登载了张耘的《两种妇女》《春耕》及贾仁智的《可敬的护士》等多幅木刻。该专号虽创刊不久便停刊，但许多名家的木刻作品依然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贵州的报纸期刊中，起到了不小的传播作用。

　　画家江敉于1938年辗转至贵阳，在卫生实验处担任绘图员，绘制卫生宣传报和医学挂图，一年后，相继任贵州毕节师范学校、赤水中学美术教员，他的作品同时汲取了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的养分，巧妙融合了新兴木刻的批判精神与漫画的民主关怀，其木刻作品在报纸上连载多幅；董希文在1940年至1942年间，应于树德之邀，受聘为贵州省合作委员会编辑股职员，受进步思想影响，在贵州期间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及鲁迅先生的著作，为《贵州合作通讯》等刊物创作了多幅暴露旧社会黑暗现实的木刻版画；1943年间，木刻家唐英伟在黔桂路上担任宣传工作，长期的黔桂铁路生活，丰富了画家的创作素材，他描绘了许多黔桂铁路工人生活和建设的作品，并沿线作战时宣传，负责期刊《黔桂版画》的编辑，并结集出版了《黔桂版画集》一册，在当时贵州出版的《黔桂职工》上常能看见他的木刻作品；画家乌叔养于1940-1943年间赴贵阳担任西南公路管理局艺术专员，木刻作品连续登载在《西南公路》上；木刻艺术家刘才雄（刘平之）曾是木研会理事，在贵州任教期间也有不少作品时常见诸报端……

　　正是在以上诸多先起者的倡导下，及省内外木刻家、美术团体的积极参与扶持下，“新兴木刻运动”在贵州方兴未艾。

　　参考文献：

　　[1]封钰,郭林林,师雨.吴夔,不该遗忘的贵阳木运推手、新国画的探索者[J].美术,2022(6):55.

　　[2]王观泉.关于贵中《木刻集》的信[J].鲁迅研究月刊,1996(5):60.

　　[3]陈耀寰.抗日战争后期木刻艺术在贵州的传播[J].版画艺术,1986(3):27.

　　[4]陈耀寰.抗日战争后期木刻艺术在贵州的传播[J].版画艺术,1986(3):27.

　　[5]陈耀寰.抗日战争后期木刻艺术在贵州的传播[J].版画艺术,1986(3):27.

　　[6]参观抗敌画展[N].贵州晨报,1939-01-27(3).

　　[7]我们的话-艺专木刻研究班同工[N].贵阳《中央日报》,1939-02-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