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名，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名的文化”之称，人的性格特征、社会地位、职业等各种交织的关系都由姓名得以折射。命名在周代既已成型，在历史文化的沿袭下，命名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学创作方面，人物命名往往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功用，是暗示人物性格发展和命运走向、反映作家思想内涵的重要叙事策略。曹禺作为时代“大家”，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其话剧创作抓住了戏剧文学的两个基本特征——文学性与剧场性，是一种既“经得起读”又“经得起演”的成熟文体，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曹禺笔下每一个看似寻常的人物命名，实则都是融合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或隐或显地折射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给予受众无穷的想象和思考，对读者全面了解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命名、创作意图、作品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曹禺剧作中人物命名的主要策略

　　（一）以人物的形象特征命名

　　“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优秀的命名是作者对人物外在形态和内在品格特征的集中把握，能贴切地展现人物的多维形象，激发读者的艺术想象。曹禺的人物命名结合了剧本创作的文学性及舞台表演的剧场性，使观者听其名便能形成一个预设的形象模型，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脸谱式命名。在我国传统戏曲中，演员在舞台上一亮相，观众便可根据面部妆容看出他所扮演的是何种形象——红脸者忠勇，黑脸者粗直，白脸者奸诈。人物名字本身就能道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在品质，这便是脸谱式命名。不同于小说等文体，戏剧是一个“交流的场”，交流者是戏剧人物与受众，受众最直观的感受是与舞台人物之间心灵与情感的交流。《原野》中的万恶源头焦阎王从未出场，可观者对他并不陌生。这是因为“阎王”二字已经为人物贴上了极为精准的形象标签。观者只需听其名便能自然地在脑海中预设出一个无恶不作的剥夺者形象。在《日出》中，顾八奶奶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有钱寡妇，是满脸堆着胭脂粉的“老东西”，愚蠢做作却自认为可怜可爱，惹得众人反感。“顾”乃大姓，有“顶部、高处”的引申义，在文学作品中常被用作上等人家的姓；“八”谐音“发”，突出阔气身份，“八”字形上小下大，底部向两边延伸，恰似一位叉腰喇腿的高傲妇人，十分贴合人物的形态特征，也便于舞台上人物形象的设计；“奶奶”作为尊称，显示其上层社会的等级特征，因而“顾八奶奶”之名一出，人物的剧场形象也随之跃然纸上。

　　脸谱式命名直观简洁，当人物脱离文本而通过演员的表演登上舞台时，观者便会认为此人与心中预设的形象达到了高度契合，于是对该形象产生兴趣，有利于奠定剧场演出的整体风格。

　　绰号式命名。创作者为生动细腻地描摹人物特点，会将某种名称所代表的特性赋予被指称的人物，用贴切传神的绰号来拾取人物的初始印象，类似白描手法，这是塑造人物最简便的方式之一。曹禺结合人物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赋予其最恰切的指称，使人物既经得起“读”，又经得起“演”。曹禺的绰号式命名可分为以下几类：带有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的——如金八、黑三、胡四（《日出》）等，是对有钱有势者或狗仗人势者的类型化统称；展现人物形态特征的——如刘瞪眼、邓疯子（《黑字二十八》）、老窝瓜、小甜瓜（《正在想》）等，根据人物最典型的外形特征为之命名，既凸显人物的外在形象，又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反映城市、农村等不同层次及地域间地方民俗特色的——“小东西”（《日出》）、“小柱儿”（《北京人》）、“白傻子”（《原野》）等。这些命名抓住了人物的特征和品质。在舞台表演时，演员携人物之名一出场便充满活性，通过鲜明的形象吸引受众，扩张了戏剧的剧场性。

　　（二）以作者的创作意图命名

　　曹禺在戏剧创作时往往会将自身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内涵隐喻在人物姓名中，使人物名字成为作品叙事和剧场表演的组成部分，在体现自身意志的同时还能更深层地突出剧作主题。

　　反语式命名。作者以名悖实，即在对人物内在品质精准定位后，给人物取一个与其品格特征相悖的名字，以产生强烈的剧场反差和戏剧性效果。如沈树仁（《黑字二十八》）、江道宗（《明朗的天》）等，当道貌岸然的人物在舞台上露出丑恶嘴脸时，其所带来的直观冲击往往能形成强烈的讽刺意味和喜剧效果，极大地激发观者兴趣。另外，有些人物命名中寄寓着合理的生存愿望，但其现实处境却背道而驰，这种名不副实暗示的是对人物的同情和惋惜。如黄省三（《日出》）和陈秉忠（《蜕变》），他们都是为剥削者服务的底层职员，在腐朽的环境里始终本着“三省吾身”和“忠贞之诚”的态度谨言慎行，但最终落了个食不果腹、杀子疯癫的下场。这类命名是曹禺对人性之扭曲、现实之残酷的控诉，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能够使观众与戏剧人物产生情感与命运的深度交流，增强戏剧场力。

　　象征式命名。脸谱式命名往往失之于过分彰明，于是曹禺将人物的性格品质或命运走向寄托于更为隐蔽的名字之中，以引发受众对人物及情节发展的思考。曹禺笔下塑造得非常有特色的女性形象是繁漪，“繁漪”是从“雷雨”这一原始野性的自然物象中意象化而来的，在周公馆沉闷窒息的环境之中，繁漪注定不会平凡。“繁”本义复杂、繁多，暗示繁漪复杂多面的性格特征及其躁动不安、热情偏执的内心；“漪”的本义为水波纹，与主题“雷雨”巧妙契合。“繁漪”给人以繁杂之物重击水面，荡起阵阵波纹且久久不得宁静，象征可以冲决一切的野性之感，这正是繁漪“雷雨”般性格的集中体现。她用畸形变态的乱伦之恋打破了周公馆表面的平静，如轰隆大雨倾盆急下，在周家这滩死水中掀起惊涛骇浪。再讲周朴园，他为利益抛弃侍萍，此后不断寻找理由使自己能够心安理得，于是被遗弃的情人成为光荣的“夫人”。“朴园”谐音“不圆”，暗示其家庭的破碎与命运的残缺。“朴”引申为“扑”，意为寻求，曹禺使周朴园免去死亡，是为了让其带着罪行忏悔赎罪后才能获得善果，寄寓着曹禺对人性的揭露和思考。周朴园之“朴”实简易与繁漪之“繁”琐复杂相对，但实际上，“朴园”不朴，虚伪自私，“繁漪”虽繁，本性却简。又如《原野》中的“仇虎”极具力量感，而“白傻子”却天真痴傻，二者姓名中隐喻的性格强度暗示了他们命运的不同走向，并在舞台表演的直观对比中彰显了人格与灵魂的差距。象征式命名在突出人物本身命运的同时，也加强了人物之间的联系与冲突，在对比和互补中丰满了人物形象，赋予了人物性格张力、命运强度与灵魂深度，达到了命名艺术、思想情感与剧场效果的完美统一。

　　（三）以文本的文化内涵命名

　　人物命名艺术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是反映剧本文化内涵的重要符号和载体，曹禺十分重视结合剧作的文化内涵对人物命名加以打磨，规避了舞台表演技巧的泛滥和演员中心主义，使剧作文本得以更好地流传于世。

　　典籍型命名。古文典籍本身就具有文化承载性。为使命名贴切典雅，曹禺多从古文典籍中寻找高度契合的文字来标识人物。如《日出》中，陈白露原名陈竹筠，“竹”代表清雅、高洁，白露虽沦为交际花，却依旧洁身自好。“白露”取自《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方面，露的晶莹纯洁一如主角纯真善良的本性，另一方面，“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说明白露虽美，却脆弱短暂，日出之时便是其弥散之际。方达生之名取自《庄子•达生》中的“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意为“通达生命之真情”。人如其名，达生就像黑暗社会里的一束光，用美好的德行指引自身行为，给黑暗的钱权社会带去光明。此外，黄省三取自《论语•学而》中的“吾日三省吾身”，陈秉忠取自《三国志》中的“秉忠贞之诚”，此类引经据典的命名出语不俗、余味不绝，是曹禺叙说并传达文化内涵的重要命名策略。

　　历史型命名。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历史型命名可以通过人物名字的历史特征承载文本的文化内涵，蕴含着曹禺深厚的家国情怀与艺术才能。如秦仲宣（《蜕变》），“仲宣”二字取用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字，本应通材达识、德才兼备，实际上却阴险狡诈，达到了揭露反讽的效果。又如凌木兰（《明朗的天》），“木兰”取自中国古代女英雄花木兰之名，突出了人物巾帼不让须眉的侠胆烈女形象。借用历史人物之命名手法展现了曹禺独树一帜的剧作风格。

　　二、曹禺剧作中人物命名的独特意义

　　（一）吸引受众的观赏兴趣

　　人物命名是否符合受众的审美心理和期待并被其接受和认可，是衡量剧本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观众是“剧场的生命”，恰切的命名成为曹禺戏剧中别具一格的舞台提示。人物之名与舞台环境的融合营造了强烈的剧场性，强化了戏剧氛围，形成了对受众的审美吸引力。例如，对于《原野》中的仇虎，曹禺将“仇”“虎”高度意象化，与复仇主题紧密结合。仇虎身处舞台上的荒野之中，与阴森的布景、色彩和音效融为一体，其姓名所蕴含的力量及所处环境的压迫之感扑面而来，强化了剧场效果，给观众以强烈的心灵震颤。此外，舞台上如“暴雨”“惊雷”与周萍、繁漪在漩涡中的疯狂挣扎，“日出”“歌声”与白鹿、达生在黎明前的向死而生，成为一种直观联系观众的“艺术活体”，其所具有的意象化特征与舞台物象之间形成象征对应的关系，在戏剧人物与受众之间产生了极强的心灵共鸣与情绪操纵，激活了戏剧情境与受众的审美观感，吸引了受众的观赏兴趣。

　　（二）隐喻作品的悲剧精神

　　曹禺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深入探索“国人的灵魂”，透过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缺失与良知泯灭，艺术化地呈现了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人性扭曲，以悲悯的笔触将人物推向极端。《雷雨》和《北京人》展现了封建大家长统治下的家庭悲剧，位居高层的统治者身上透露出一种极端的人性：对自我价值和威权的高度认可。周朴园之“朴园”寓意寻求圆满，但他认为的圆满是建立并维护一个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治家之本的专制家庭；曾皓之“皓”寓意善良美好，然而却为供养自身的残躯而贪婪地吸吮他人的生命；曾思懿之“思懿”寓意美好品德，然而其却以人性天伦的幌子肆意欺压周围人。作者为他们冠以美好高洁的名字，但他们身上却集中暴露了封建社会中扭曲沦丧的人性罪恶。曹禺并没有对此类人表达强烈的批判，而是从人物本质中提炼人性退化的客观现实，隐喻其对“家”与“国”中人性缺失的悲叹与思考，同时以袁任敢、方达生等人物命名寄寓其美好愿景——只有民族与人类的自救才能重塑中华民族的强健体魄与自由人格，获得人性的真正救赎。

　　人物命名是曹禺创作悲剧精神内核的重要美学原则之一，人物命名与人物本质、舞台表现相互映衬，充分体现了曹禺命名艺术的独特意蕴和审美特性，是曹禺对以往中国戏剧创作的大胆突破与一大贡献。

　　中国的姓名文化博大精深，看似简单的人物命名实际上蕴含着巨大的艺术价值与审美功用。曹禺重视戏剧文学性与剧场性的基本特征，并将剧场性置于创作的首位，这正是戏剧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关键所在。他在人物命名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离不开其对笔下每一个“人”的理解和发现，曹禺一再强调，写戏应醉心于人物，醉心于对人物灵魂的精准描摹，以求达到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的艺术形式和强烈的剧场效果的高度融合，这正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戏剧美学造诣。曹禺以其人物命名艺术形成独树一帜的审美机制，使中国话剧的艺术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和突破，推动了中国戏剧创作走向成熟并迈向全新的发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