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家康将宋儒的朱子学定为了幕府的官学，儒学在日本的发展逐渐迎来了全盛期，除了朱子学，还相继出现了阳明学、古学、折衷学、水户学等流派，学界呈现一片繁荣之景。江户儒学在吸收了儒学固有的思想理念后，又基于时代背景下的实际需要，历经了一系列改造，从而形成了日本化的儒学观念。以儒学在日本的吸收与改造为视角，首先梳理日本儒学的发展概况，其次考察江户儒学的表现特征，最终究明江户儒学的独特性质。

　　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公元五世纪，然而儒学在日本真正获得重视是在江户时代。江户时代的儒学思想不但是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更是全社会的普世价值。日本一方面接纳和吸收了儒学本来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出于当时国情的需要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儒学这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化。　

       日本儒学的前期发展

　　儒学东渡日本始于上代。应神天皇十六年，王仁由百济来日，带来了论语十卷以及千字文一卷，这被认为是儒学在日本的初传。上代儒学被称为早期的儒学，最早由博士公卿家代代相传，后来又由中央的大学寮及各个地方的国学向全社会传播。这个时期的儒学为为政者提供了政治理论，为日本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虽然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但散见于律令诏书、历史书籍，以及当时的汉诗文等文献中。日本儒学非常忠实地追随着隋唐帝国的训诂学。虽然具有明显的模仿性质，并未出现构建自己独特思想的人物，但也能够从日本贵族的汉文学作品中探寻到日本律令制国家独特的思维方式。早期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虽不及江户时代，但也是其他时代儒学所无法比拟的。

　　进入中世以后，汉文学的隆盛逐渐转变为以假名为主的国文学，日本也开始从汉土文化中独立出来，但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仍然为日本的新文化提供了许多参考。中世的日本儒学，以禅僧作为传播发展的中心，引进了宋儒朱子学。虽然儒学处于禅宗的附属地位，但为江户时代儒学的全盛发展打下了基础。

　　江户时代的儒学

　　1603年，德川家康出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德川幕府，日本进入近世，即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出于统治考虑，将朱子学定为官学。由于江户时代是少见的和平时代，为儒学的吸收、消化、反思提供了客观条件。儒学也迎来了在日本的全盛期。

　　江户初期的儒学注重对武士的教育，诸侯学习朱子学，希望通过自身的修养，达到治国经世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儒学主要在教养方面发挥作用，有着浓厚的实学性，但随着时势的推移，也开始了对儒学本身的研究。最初作为武士的教养而受到重视的儒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其间开始出现质疑朱子学而转向新学问的人。

　　庆长到元禄时期的儒学主要包括朱子学、阳明学、古学及水户学。朱子学以外的学派学者均是由朱子学转向其他学说，这些学派都与朱子学有着不解的渊源，仅是分派异说，或从学问源头进行质疑，可以说江户时代的儒学始于朱子学。

　　元禄和享保时期，儒学最为隆盛。古学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徂徕学风靡全国，但是随之开始遭到其他学派的攻击，其间出现了集各学派之大成的折衷学派。这一时期，学界呈现一片混乱，作为官学的朱子学内部亦呈萎靡之态。

　　天明八年，松平定信就任老中辅佐将军，拉开了宽政改革的序幕。松平定信一向推崇朱子学，上任后决意振兴朱子学，而严禁其他学说。由此，朱子学得到了一定复兴，其他学说逐渐受到压制。但加大了“大义名分”说的普及，促进了尊王精神的勃兴。

　　到了幕末，随着幕府势力的不断衰退及外国势力的不断入侵，水户学的学说与各地澎湃的尊皇攘夷思想形成了呼应，德川幕府为了自卫，继续大力推广朱子学，然而朱子学中的“大义名分”说又促进了尊皇思想的发展，终使幕府走上了灭亡道路。　　

       儒学的日本化

　　中国儒学原本是思考人类起源的问题，带有宇宙观等形而上的性格。日本非常注重实践性，吸收外来文化，然后将其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从而形成全新的形态，可以说这是日本的传统。江户儒学亦如此，一方面积极接收了儒学本来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背景、社会情况而经历了一定的改造，最终形成日本独特的儒学。

　　绝对化的“忠”和“勇”。江户时代初期，幕府将儒家思想用作安定天下的工具，吸收了儒家“仁义理智信”等基本伦理思想。之后，为了尽可能维持自己的政权，又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其中便包括“忠”“勇”伦理观的绝对化。

　　“忠”对儒家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基本道德之一。“忠”指保持纯粹之心，为自己或他人拼尽全力。儒学的“忠”被用于阐述君臣关系，成为解释上下关系的道德观念。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汲取了战国时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普及“忠”的道德观念以防止下克上。德川幕府选择林罗山的朱子学作为官学也是因为其所主张的“大义名分”思想。“大义名分”是儒学的固有思想，强调人民和臣子对国家和君主的忠义，其根本便是“忠”的思想。

　　江户时代，对于武士阶级，幕府要求以“忠”作为根本道德。古学派的山鹿素行非常重视“忠”的道德观念，在构筑武士道理论时便引入了儒家的“忠”，大力主张忠君的武士道精神。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面向全国颁布的条例中以重罪的威慑强制庶民尽“忠孝”。

　　“忠”在日本儒学的基本道德中极其受重视，其在日本的地位远超中国。虽然日本社会也接收了“仁”的儒学思想，但进入江户时代，幕府全力提倡“忠”，“仁”的思想逐渐淡薄。鉴于先前时代中下克上的情况，德川幕府将“忠”的道德观念绝对化。作为官学领导者的林罗山提出了以“忠”为根本的日本化儒学观。这种绝对化还可见于武士的道德要求。当时，武士的道德要求全部从属于“忠”，“忠”占据武士道的核心位置。武士为主君拼尽全力、奉献生命也是理所应当的。武士道精神中的“切腹”便是这种“忠”的极端表现。

　　除了“忠”，江户儒学还摄取了儒家基本道德的“勇”。“勇”指给人以力量的志气。在儒家的伦理范畴中，虽然“勇”也指决断、勇敢，但儒家对“勇”的解释还包含儒家本身的特征。“仁”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最高追求，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孔子同时追加了“勇”作为实践“仁”的条件之一。由此可知儒家所提倡的“勇”是以“仁”为前提。“勇”和“智”“仁”一起组成了儒家的三德，“仁”又被看作连接“智”和“勇”的核心。儒家的“勇”不是冲动之“勇”，必须合乎“仁”。

　　江户时代，“勇”主要被强调为武士的道德。儒学者尤其提倡“武勇”，对于武士阶级而言，勇武、坚强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德行。荻生徂徕的《辨名》中也存在“勇”“武”等德目。“勇”对武士而言成了最高的行为准则。另外，武士道看来，武士因为无意义的事而失去生命会被轻视为“犬死”，武士的“勇”是为了实现忠义，维护名誉。武士的“勇”需要实现道义，但不以“仁”为基础。

　　与“忠”相同，江户时代的“勇”也存在日本特有的差异，其“勇”不以“仁”为中心，在武士的道德修养中“勇”的地位优先于“仁”，仅次于武士道德首位的“忠”而位列第二。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本山在《武道初心集》中指出，如果武士征战于战场，不挂念家室，带着赌上生死的觉悟，而全力作战，则可获得荣誉。“勇”成了武士道德的绝对准则。

　　人性化的“诚”。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德川幕府不得不思考如何对大众进行思想控制。朱子学的天理观为构建幕府的统治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强有力地印证了幕府政权的合理性。代表朱子学的儒学伦理观推崇遵从天地自然之法则的世界观，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将封建伦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强化了封建等级秩序，能够最大限度支持幕府的统治。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占庶民阶层主流地位的町人阶层开始得势，町人阶层展现了代表新时代的价值倾向和伦理观念，他们明确表现出希望反抗并打破禁欲主义以朱子学为中心的意图。“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开始受到批判。这一转变明示了江户儒学“诚”的思想。

　　江户时代的儒学可以说是以“诚”为中心。虽然“诚”的伦理观念源自中国儒学，但中日两国的“诚”有着不同的地位和内涵。宋明理学的中心是“敬”和“致良知”，江户儒学以“诚”为主流思想。另外，中国的儒学者在探讨“诚”时经常将其上升为“天道”。但日本的儒学者不太从形而上的角度论述“诚”，基本是从感情的层面解释“诚”而将其回归到充满人情的思想观念。并且，日本儒学中的“诚”很少带有内省的性格。日本化的“诚”是指根据自己的内心诚实地行动，可以说是追求人类解放的伦理观念。

　　江户初期的儒学家普遍受朱子学的影响而以天理观的“敬”为基础，但后来，以“敬”为基础的儒学开始受到批评。日本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开始倡导充满情感的“爱敬”，并指出植根于“爱敬之心”的就是“诚”。古学派三杰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也都对“人欲”保持宽容态度。山鹿素行认为人伦理想与感情欲求未必对立，感情欲求是人性中应有的意义，并指出君子与圣人之道皆在诚，并且这个“诚”就是作为人类天性的情欲。伊藤仁斋的核心思想是感情充沛的“仁爱”，而作为“仁爱”的道德实践，他强调则为无欺之“诚”。荻生徂徕提出了“公私分化”的思想，这里的“私”正是人类自然的感情欲求即“人欲”，徂徕的政治性的“公”并不排斥个人性的“私”，他将“人欲”从严格的天理观中解放了出来。进入江户中后期后，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成为了道德修养的主流思想。

　　在江户时代建立之初，日本社会吸收了原有的儒家思想，并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完成了合理改造。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江户儒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全新的社会状况开启了新的吸收与改造。由此可知，江户儒学在对原有儒家思想的吸收和改造中表现出了动态的发展方式。并且，江户儒学同时表现出了服务于统治阶层和庶民阶层的双重性。江户儒学之所以兴盛，主要原因是其伦理观念能够满足德川幕府统治的要求，并且流动性的吸收与改造也是实现江户儒学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

　　注释：

　　训诂学：中国传统的主要以研究古代书面语言为内容的专门学问。

　　老中：江户幕府的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