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男女两性共生共荣，是迟子建小说中不变的自然情怀与坚守的生态信仰。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作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自然诗意的生存环境、自在的生命状态与圆融的两性之爱所构建的生态乌托邦；在现代文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于《群山之巅》中的艰难守护与无所适从，以及作者对重建美好和谐社会家园的关怀与呼唤。

　　迟子建作为东北黑土地上孕育出的具有地域灵性的作家，不止一次提到故乡山水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边地东北壮丽的自然风貌、多彩的民俗风物、崇拜“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熔铸了迟子建对于自然、民间、人性的生命体验，以及人与自然万物共感的生态观念。更可贵的是，作家在坚守这个美好生态乌托邦的同时，也在不断正视现实，靠近现实，在乌托邦的覆灭中寄寓思考，也让读者看到了其与时代精神、时代价值和谐共生的希望。

　　生态乌托邦的覆灭

　　人与自然从“共生”走向“消费”。迟子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自然的纯真之美、温暖的爱意与醇厚的人情是迟子建作品中诗意生活的主体。

　　《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文中，大自然从背景板走向前台，与人物故事一起，成为作家的主要言说对象。作品中，自然界的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体态与性格，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各司其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生生不息。鄂温克人与生活于其间的其他生物一样，依自然的赠予而生，与森林中的生灵为伍。大自然赋予了鄂温克人生与死的一切，而遵从自然规律，探索与守护自然的意识也塑造着他们的文化与生活。他们崇拜山神（百那查），对强大的动物充满着敬畏，将黑熊尊为“熊祖母”；他们频繁迁徙，因为频繁的捕食会破坏聚居地附近的生态平衡；他们不砍伐新鲜的树枝作为燃料，而是挑选那些枯死脱落的树枝和被雷电、狂风击倒失去生命力的树木。鄂温克人以山林为家、与自然万物为友，他们的悲喜、坚守、追求、没落都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那片原始的大森林息息相关。

　　当人们走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深林，来到群山之巅的“龙盏镇”，自然从平等的主体成为人类维持生存与生活的工具。

　　雪山之下的龙盏镇，原本是一个森林铁路无法到达且不通客车的深山部落，直到依靠国家林业大开发政策，在树木绞盘机与运材车的轰隆声中发达起来，建了水泥路，有了初具规模的市场经济和政治体系。连年的林木采伐和生态旅游资源带来了龙盏镇的繁荣，却也在不断挑战《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靠山吃山”的界限。过度开发使森林生态系统失衡，松毛虫泛滥，人们喷洒农药治理虫害，却带来连锁反应，造成河流污染和大批动植物死亡；松山的山水风光是维持龙盏镇旅游业的生态资本，镇长苦苦守护，却无法阻止奉上级命令而来的地质工程师满山找矿，意图进一步开发；大批的动物被圈养在农场，成为取悦领导狩猎喜好的政治资本。

　　更忧心的是，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支持使得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抗衡中获得优势，他们不再敬畏自然的神秘与不可知，辛欣来在拿到安平的捕蛇器后，泄恨吃掉了传说中花老爷洞中的白蛇。他们不再将人类与自然万物一起视为同一自然生态下的个体，自然成为服务于当地社会发展的消费对象，“与自然为友”的关系转变为主宰者对弱者的统治、支配和压迫。整体性生态理念被打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生存环境受到挑战。

　　人与自我的关系由“舒展”走向“蜷缩”。诗意的生存环境不仅在于人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样包括人与自身内在的和谐。迟子建赞赏自由自在、返璞归真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她塑造了一批充满原始生机的“高尚的野蛮人”。

　　鄂温克人徜徉在边地深林，以自己最为自在和自我的生命方式享受着自然万物的赠予，承担着残酷风雪的夺取。他们淡然生死，坚信肉体消逝而灵魂不灭。对于没有存活的孩子，族人们将他们“装在白布口袋里，扔在向阳的山坡上。那里的草在春天时发芽最早，野花也开得最早。”“我”的父亲林克在松林被雷电击中而死，尼都萨满便在林间为他搭了个很高的“铺”，因为那里离天更近一些。后来“我”听到雷声，就知道是隐藏在雷电中父亲的灵魂在和我们说话。他们面对生活的苦难从容不迫。在部落遭遇严重的驯鹿瘟疫时，一边为死去的驯鹿哭泣，一边积极应对，圈养起健康的驯鹿，最终带着保存下来的“火种”，重整旗鼓。他们正视自我欲望，在深夜的风声中呢喃喘息，繁衍后代。

　　鄂温克人隐居山林，活于自然，他们对原始人性的自然流露和勇敢追求，以此达到身心性灵自然舒展的状态，这构成了自然、自由、自在、诗意的理想人生状态。

　　迟子建在眷念与回望这种原始、返璞归真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意识到她守望的诗意乌托邦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正慢慢消逝。《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所面临的现代文明挑战恶果在《群山之巅》中显现。龙盏镇，正是自然的生命状态在文明的强势入侵中沾染的“白雪下的罪恶”。

　　商品经济、金钱至上及现代政治体制的进入，让原本结群而居、共享社会资源的边地山民，不得不面对资源的不均所带来的巨大阶级差异，如何获得最大的利益让人们再难以满足“听天由命”的生存方式。辛欣来的生父为了自己的前程抛弃了亲子，辛欣来痛恨自己的弃子身份，看不上做屠夫的养父，羞愧于曾经是“逃兵”的祖父，外出谋事业却碌碌无为，在外在物欲的引诱与生存待遇不公的刺激下，最终陷入疯魔，丧失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隐居在深林的“被时代拨弄、被权力宰制、被欲望诱惑的小人物”遭遇着社会变迁之痛。他们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疲惫于追逐利益，也在本性之善的驱使下承受着“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的拷问。”

　　人与人的关系由“和谐”走向“冲突”。人与人之间直接、必然的关系是两性关系。迟子建在解释男女两性的关系时说道：“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做是人世间男女之间应有的关系，它们紧密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持平衡状态。”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的男男女女们维持着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他们承认两性在心理与生理上的差异，在生产生活中各司其职：“我”从小就跟着母亲学活计，处理猎物、缝制衣物、做桦皮篓和桦皮船等，父亲则与营地的其他男人一起外出狩猎。在乌力楞，妻子与丈夫之间的感情也温存而真挚。男性与女性，就如同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扶持、和谐共荣的有机体。

　　随着利益至上等物质观念的入侵，人们在不同社会分工中感受到了个人能力、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生活模式中，造成了夫妻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女性逐渐失去话语权。

　　喜欢写作的单尔冬，成名后瞧不上昔日相濡以沫的妻子，在凭借自己笔墨调到松山地区文联后，抛妻弃子。留下来的妻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与价值，因为曾经嫁给他而一生背负着“单四嫂子”的称谓。社会分工带来了家庭地位的不平等，爱情与婚姻的错位，让和谐、圆融的两性关系受到挑战。殡仪馆的理容师李素贞与法警安平心心相惜，但为了瘫痪在床的丈夫，她悉心照顾长达二十年。无怨的付出被丈夫和他的家人视为理所当然，真心的情感被痛苦掩埋。作家严厉、冷峻地揭露了缺乏心灵契合的两性结合与现代社会下不平等的男女关系，给女性带来的深重悲剧。

　　生态乌托邦的重构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构建了边地深林天人合一、两性互荣共生的理想家园，实现了“诗意地栖居”。然而，伐木声响起，现代文明毫不意外地冲垮了雪山之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始、和谐关系。在后续作品《群山之巅》《候鸟的勇敢》里，鄂温克人自由、自然、自在的诗意乌托邦，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正逐渐远去。“生态乌托邦”的崩塌与诗意重构，成为作品的沉重底色。

　　自然之力的净化。浪漫巍峨的松山、雄浑壮阔的格罗江、漫天的风雪、灿烂的秋霜、通晓人性的白马和聪慧忠心的黄狗……雪山之巅的山水风物在迟子建的笔下洋溢着诗意与生机。它们是作家“生态乌托邦”中不变的底色，也是人物物质与灵魂生存的搭档。

　　龙盏镇的山水养育了《群山之巅》的人们，更洗涤着他们在动荡生活境况里徘徊不安的心灵：被冤为逃兵的辛开溜“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了山林，也将自己的屈辱交付山林”；疲于世事的镇长唐汉成一回到青山县，“看见山，看见清澈的河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他的血液就畅通了”。

　　在瓦城爆发的禽流感事件中，因病去世的林业局长之父、当地霸主庄如来被众人谣传死于偷食野味而染上禽流感。有钱有势权贵阶级的死亡让平民窃喜，也让他们坚信是候鸟杀死了他们。候鸟成为传说中神派来的光明使者，“牺牲自己的血肉，以疾病为利剑，刺向人间恶的脓包，铲除不平”。就这样，瓦城人构建了一个候鸟神话，他们相信自然与人之间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关系。不遵守自然法则的人，将遭受自然的“报复”。

　　人性之美的救赎。正如迟子建谈到“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景观，也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自然人总是拒绝搬下山，他们坚守生命应当融入山林之间；龙盏镇迈入尘世的山民们，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变故而堕入深渊、沉沦放纵，他们天性所迸发出的人性之光与温情没有消逝。

　　《候鸟的勇敢》中，痴呆的张黑脸对大自然、候鸟心怀敬仰，对自然的神力有清楚的认知。他精心喂养失去父母的小雨燕，平等客观看待东方白鹳的生存行为；喂养被石秉德解救的白鹳，理解它和伴侣的所有情感，用美好纯洁的情感看待自然生物的生存与繁衍，勇敢地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他用纯真质朴的生态人性呼唤了人与自然本真关系的回归。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人与自然万物共感共生，实现“诗意地栖居”；《群山之巅》中爱与痛、罪恶与赎罪的纠葛，则是作家由守望诗意向直面现实的转向，是她“间接参与到实现这些变化的努力中去”的成果。作品最后，安雪儿在龙盏镇“神圣”的土地祠又一次遭遇男性的迫害，“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在现代化大潮中何以守护共生的关系？而到了《候鸟的勇敢》最后，“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它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幸福的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虽然他们无法找到来时的路，但此时的幸福是那样的真切，也许这就是他们所寻求的救赎之路，是苍凉的底色里绽放的希望之光。而这希望之光，正是大自然的洗涤，是人性的救赎。

作家看似远离，实则投入；看似呼唤山林，实则时刻关注当下。她的心中长存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坚守，即使现状严峻，潮起潮落，她依然愿意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