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斯蒂芬森是当代颇具影响力的赛博朋克小说家之一，其代表作《雪崩》对未来人类生存的双重空间——超元域和现实世界进行了真切演绎，揭示了高科技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危机。生命伦理一直以来都是科幻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丧失主体性的人类和无法建构身份的赛博格两个角度切入，分析小说中赛博朋克世界的生命伦理危机，表达作者对高科技时代下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切担忧，和对生命伦理危机的反思。

　　尼尔·斯蒂芬森是当代科幻作家和短篇小说家，赛博朋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雪崩》出版于1992年，先后荣获了科幻小说领域的标志性奖项——雨果奖和亚瑟·C·克拉克奖。《雪崩》是信息时代流行文化的大杂烩，与以往赛博朋克小说所代表的反乌托邦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标志着赛博朋克风格的成熟。

　　小说一开始就完全跑题，讽刺地介绍了高速披萨外卖业务，让读者一窥美国未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支柱产业。小说的主人公弘是参与建造虚拟世界“超元域”的顶级黑客之一。在超元域里，弘拥有一流的化身和房子，可以随时随地进出黑客的圣地“黑日”。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一贫如洗，住在狭窄的“随你存”仓库，通过做各种兼职来维持生计，包括上面提到的高速披萨外卖。一次意外、几乎失败的披萨外卖经历让他认识了Y.T.，自由滑板客、激进快递公司的信使，也是个15岁的朋克女孩。在黑客领袖大五卫和他的超元域公司黑日被神秘的病毒“雪崩”摧毁后，弘和Y.T.开始着手收集嫌疑人的情报。在这一过程中，一场关于古代苏美尔神话、神经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跨时空对话逐渐展开，这场对话实则关乎人类文明的未来和最终命运。

　　科技发展引发的生命伦理危机

　　生命伦理作为一种伦理范畴，其核心是尊重和敬畏生命，它反映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与基本态度，是调节和维护人与人、动物、植物等所有生命形式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虽然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但事实上，关于生命伦理的思考和实践伴随着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史。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在伦理框架内，人类应该如何处理由科技发展和应用引发的科学与伦理之间的矛盾？未来的科技发展又将给生命伦理带来怎样的机遇？

　　《雪崩》虽然创造了一个高科技主导的未来社会，但是与科技造福人类的意愿相违背，“人类肉体和技术之间的对比、人类记忆和电脑记忆之间的联系、人体本性的改变和后工业社会时空的转换等，形成了笼罩人类世界的阴霾”。高科技主导下的现实世界和超元域，不仅给人类带来痛苦和迷茫，还不断挑战着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威胁着传统的生命伦理观念。斯蒂芬森在《雪崩》中揭示了科技发展带来的生命伦理危机，即人类生存主体性的丧失和赛博格身份建构的困境。

　　人类生存主体性的丧失

　　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当提到人的主体性时，自然通常被视为客体。在整个认知活动和实践过程中，人处于存在的中心。这种主体性的前提是人的本性，表现为具有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的人对客体的作用。然而，在《雪崩》中，高科技的生活方式“驳斥了将人类主体看作自主性的、理性的、自我意识的、拥有自由意志的那种传统模式”，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导致人类逐渐被异化，失去了生存所必需的主体性。

　　人类的生存方式不再以生物和文化为基础，而是转向了科学技术。小说中的人物品尝着高科技带来的甜蜜，选择了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沉迷于自己的化身在超元域中的虚拟生活。现实中的一切几乎都可以被虚拟的超元域所取代。人类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种种意义被消解。当弘无法进入超元域的时候，他选择放纵和麻痹自己，在“随你存”仓库里浑浑噩噩地生活，以偷窃和犯罪为生，从不试图改变现状。Y.T.和阿弘一样，也对现实有一种特别的厌恶，甚至期望永远生活在超元域之中。

　　正如小说所描述的那样，在超元域大街上游荡的化身总是五花八门。“一头大猩猩，一条喷火龙，或是一根会说话的大阴茎。在街头走上五分钟，你就能看到所有这些千奇百怪的玩意儿。”然而，现实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反而越来越单调乏味。小说中的典型例子是Y.T.的母亲。作为联邦雇员，Y.T.的母亲每天都需要编写电脑程序片段，尽管她有能力自己编写出完整程序，但是联邦不允许他们的员工这样做。“联邦雇员就像军人，都是可以被随时调换的零件。”只有每个员工参与编写程序的一部分，才不会对联邦构成威胁，才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出了故障的时候，第一时间被联邦调换。这样的生活最终导致像Y.T.母亲一样的雇员不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成为麻木地为联邦工作流水线上的机器。不仅普通人的生活如此，就连最富有创造性的黑客如今也变成了这副模样：“软件都是出自工厂的制成品，而黑客或多或少只算是流水线上的装配工。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变成管理人员，再不必自己去写任何程序代码了。”

　　高科技破坏了人类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凝聚力，“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再也无法给予人类生活以意义、方向和目的，因此其成员产生了无根的感觉或是漂泊不定的感觉”。当人们过分沉浸在超元域中，这就意味着他们逐渐失去了大量的身体天赋，消解了个人劳动和创造力的意义。高科技的生活方式把人变成了原子化、单向度的人，他们没有信仰也没有人性。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因为高科技而更加便捷，但同时人类也逐渐丧失了作为人的自由和主体性。

　　赛博格身份建构的困境

　　赛博格的概念最早来源于1948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提出的控制论。今天，广义上来说，借助外力、机器等来提高身体表现的人类均属于赛博格。海勒认为赛博格作为后人类主体，是“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唐娜·哈拉维则将赛博格定义为“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科幻小说的人物”。在新的技术社会，赛博格成为后人类主体的生存方式。然而，当高科技从各个层面渗透到人类社会时，传统社会所建立的身体、主体性、身份等类别也受到了冲击。当传统意义上的人性被高科技解构后，这些赛博格人类又将如何重新定义自己？《雪崩》中的“货车人”吴武士和半自动机械狗菲豆，作为人类的镜像存在，从身体的重组和可塑的记忆两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赛博格所面临的身份建构困境。

　　“货车人”吴武士是厢式货车和人的结合。货车内驾驶座的地方，从车顶垂下缠绕着导管、电线、光缆和液压管的袋子，这是吴武士的脑袋；袋子的顶端则是一片头皮和一圈黑发，这是吴武士秃了的脑瓜顶；脑袋下方则有好几大捆电线、光缆和导管作为吴武士的四肢，不停地鼓动抽搐，仿佛真的有生命一样。坐在货车里，Y.T.能够和吴武士对话，但是看不到他的身体，因为这辆车其实就是他自己。虽然吴武士声称“这辆车比又小又可怜的电动轮椅强多了”，但他已和货车融合，行动不便，无法下车执行任务。现代科技在给赛博格增添各式各样本领的同时，也给他们身份的建构带来了新的困境。机器和人体的结合凸显了赛博格身体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后人类形态能否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建构自身的身份、获得身份认同仍然是未知数。

　　外部的物理变化不能让赛博格找到建构身份的基础，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记忆上。然而，他们的大脑也和身体一样，很容易被替换。人们可以向赛博格灌输不属于他们的记忆，使这些不熟悉的记忆和原本的记忆混合在一起，甚至覆盖原本的记忆，这就是记忆的可塑性。赛博格也很难从记忆碎片中识别自己，很难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经历了什么等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赛博格的自我认同是混乱的，身份建构注定是困难的。

　　乙782号鼠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吴氏保安公司的一只半自主警卫犬，守卫着李先生的大香港特许区。鼠辈原本是犬类，经过高科技的强化，变得更忠诚敏捷，能够更好地看家护院。乙782号鼠辈作为狗群中的一只，被设置与其他狗狗一起看护院子，执行任务。然而，过去它曾是街上的流浪狗，被Y.T.收留，并取名为“菲豆”。这些记忆碎片总是困扰着乙782号鼠辈。大多数时候，它确信自己是鼠辈中的一员，然而记忆的碎片不时出现在它的大脑中，导致它的记忆混乱，想起它的主人，那个好女孩Y.T.，想起她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当Y.T.遇到危险时，乙782号鼠辈大脑中关于菲豆的记忆就会被唤醒，本能地想要保护它的前主人。“菲豆爆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甚至比很久以前被那个坏人打伤时更加愤怒。它的职责就是不让邪恶的陌生人走进它的院子。除此之外，它不能做别的任何事情。但它要保护那个疼爱它的好女孩，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雪崩》中的生命伦理危机根源于人类对高科技的过度依赖。代表着高科技的超元域是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虚拟世界，它模糊了真实和虚拟的界限，虚拟世界逐渐开始取代真实世界。人类丧失了自身主体性，在虚拟世界中成为符号化的化身，在现实中成为流水线的机器，现实社会在高科技的控制下逐渐走向虚无。赛博格则是由于身体的不确定性和记忆的可塑性而陷入身份建构的困境。通过对生命伦理危机的探讨，斯蒂芬森试图警告读者，人类的未来或将由高科技主导，但是如果人类任由科技不受控制地发展，对各种科技伦理危机视而不见，那么人类文明和未来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这里探讨的生命伦理危机仅仅是科技负面影响的一小部分而已。

　　斯蒂芬森在小说中所表达的对生命伦理危机的反思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生活在高科技社会，人类应该更多地了解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目前，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尊重生命，维护人类主体性，保持警惕，正确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应当时刻遵守的信条。我们应该谨记，预防和消除科技所带来的副作用有时甚至比利用科技更加重要。只有这样，现代科技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