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也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祖籍在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生于真宗朝景德四年，于仁宗朝正式踏入仕途，最初任职于洛阳，景祐三年受范仲淹贬谪事件的牵连，被贬夷陵，后于庆历五年再贬滁州。其于皇祐元年回朝，历任翰林学士、史馆编修等职。熙宁四年，得以退居颍州，次年在家中逝世。纵观欧阳修的一生，于仕途上可谓是跌宕起伏，曾三次遭到贬谪，这些复杂的经历造就了欧阳修独特的思想。

　　欧阳修除了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还是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在其任翰林学士期间与宋祁等人合修了《新唐书》，又自修了《新五代史》。他一生留下了许多文章、诗词等，并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该书共153卷，附录5卷，其中《居士集》50卷、《居士外集》25卷、《易童子问》《外制集》《诗余》《近体乐府卷》各3卷、《内制集》8卷、《表奏书启四六集》7卷、《奏议集》18卷、《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归田录》各2卷、《奏事录》《崇文总目叙释》《于役志》《诗话》《笔说》《试笔》各1卷、《濮议》4卷、《集古录》《书简》各10卷。其中有不少关于音乐的文字，经笔者整理如下。《居士内集》中涉及音乐的文字主要集中在诗赋以及策问等文章中，诗赋主要有《弹琴效贾岛体》《乐郊诗》《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山中之乐（并序）》等，策问文章有《本论》《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问进士策三首》等。《居士外集》同样多集中于诗赋杂文与策问文章之中，有《江山弹琴》《送琴僧知白》《听平绒操》《三琴记》《国学试策三道》《书梅圣俞稿后》《南省试策五道》等。除此之外，还有散见于其他地方的一些文章，如《笔说》中的《琴枕说》《论乐说》，《崇文总目叙释》中的《乐类》，《归田录》中的第一卷《论国朝雅乐及编钟改制》等。

　　一、“礼乐并举”

　　（一）关于音乐的产生及其性质

　　论及音乐的产生，在集中反映儒家传统音乐思想的著作《礼记·乐记》中有关于此的论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先秦的儒家学者们认为，外界的变化使人们的感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而音乐就是表现这些变化最好的载体，这与欧阳修的认知不谋而合。欧阳修在为其挚友梅圣俞的诗稿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了他对于音乐的看法：“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五声单出于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声，节其廉肉而调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欧阳修认为，音乐是“达天地之和”的产物，可以感于心而察于声，这也充分反映了欧阳修在这一点上仍未跳出传统儒家音乐思想的范畴，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原有的认识做了一些拓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于礼乐的态度。

　　（二）音乐（礼乐）的作用以及实施方法

　　从先秦以来，注重音乐或者说注重艺术的教化作用一直是一个不变的传统。孔子认为，音乐不仅仅是一种技艺与娱乐，更是一种教化手段。“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认为，改变社会或国家的风气没有比音乐更好的，稳定国家的统治没有比礼仪更好的了，充分强调了礼乐对于国家安定、统治稳固的教化作用。同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同样十分推崇礼乐的教化作用，荀子曾有文章写道：“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认同孔子对于礼乐教化作用的肯定，并将这一理论继续拓展发扬。《礼记·乐记》中同样也有提及礼乐对于社会国家的教化作用，“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者，通于伦理者也”，这说明了在传统儒家音乐思想中，音乐与社会国家是否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充分肯定了音乐对社会国家的教化作用，其通过对伦理次序的强调，加强统治，从而达到社会国家稳定的效果。作为传统士大夫，欧阳修同样认同礼乐对国家社会的教化作用，在其早期的文章中有这样几段话，“六经者，先王之治具，而后世之取法也。《书》载上古，《春秋》纪事，《诗》以微言感刺，《易》道隐而深矣，其切于世者《礼》与《乐》也”“夫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德义仁恩，长养涵泽，此三代之所以深于民者也”，欧阳修认为六经是先王稳固统治的重要手段，而六经之中于人民相关无非就是“礼”与“乐”二者。在此基础之上，欧阳修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礼乐”的理解，“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这就是三代统治稳固、人心尽得的原因。由此可见，欧阳修充分肯定了三代的礼乐地位，认为只有这样的音乐才能够起到节制人心与教化社会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欧阳修赞同完全恢复古乐。欧阳修认为，三代距今已久，经过多次朝代的更迭，其古乐早已不可追，与其执着追求，不如继承三代古乐的内涵，再结合今世创造出适合当下的礼乐。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叙释》中曾提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即“《记》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所以王者有因时制作之盛，何必区区求古遗缺。至于律吕钟石，圣人之法，虽更万世，可以考也”，这也印证了欧阳修对于礼乐重建的态度与观点。在此基础之上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了他对礼乐的认识，“礼乐，治民之具也，王者之爱养斯民，其于教导之方，甚勤而备。故礼，防民之欲也周；乐，成民之俗也厚”。欧阳修认为，“礼”可节次序，“乐”可养风俗，如果国家的统治者能够做到“勤”与“备”，那么就可以达到“防民之欲”“成民之俗”的效果。除此之外，欧阳修充分肯定了礼乐对于个人情感的节制教化作用，在其早期的文章中可以发现“盖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的论断，说明了欧阳修认为音乐可以使人平和，节制自身的欲望，有助于个人身心的发展。

　　（三）去佛扬礼乐的观点

　　佛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在隋唐时期得以蓬勃发展，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也由此创立。到了两宋时期，佛学仍在不断发展壮大，作为传统的儒学思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两汉之后，在文化与政治层面，佛学与儒学之间的斗争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谈及佛学与儒学之间的斗争，就不得不提及唐代的韩愈。隋唐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了一个十分强盛的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国家的统一使得儒学思想重新开始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儒士，韩愈就是其中之一。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佛学之说风靡整个社会。韩愈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观念，以实际历史为例，列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出现的颇有贤名的帝王，还列举了广兴佛法最终却不得善终的事例，通过对比，得出了“佛不足事，亦可知矣”的结论。这对欧阳修去佛扬礼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庆历二年欧阳修作了《本论》一文，由上、中、下三篇构成。在上篇，欧阳修阐述了他对于治国理政的一些见解，中篇及下篇则集中体现了欧阳修的辟佛思想。在韩愈的基础之上，欧阳修更加强调修礼乐之本，破佛学之论。正如其所言“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欧阳修认为正是由于礼乐的缺失，人们缺少可以节制情感、稳定次序的工具，致使佛学乘虚而入，持续壮大，所以欧阳修又有“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之说。不同于前人一味针对佛学本身的方式，欧阳修认为要通过立礼乐之本，借礼乐“移风易俗”的功能慢慢改变风俗，从根本上达到辟佛的目的。而后欧阳修又进一步阐释了其“立本”而辟佛的理论，“今尧、舜、三代之政，其说尚传，其具皆在，诚能讲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渐，使民皆乐而趣焉，则充行乎天下，而佛无所施矣”。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欧阳修认为“立本”需以三代之政为鉴，自修其身，从而达到辟佛的目的。相比于前人对于佛学本身的攻击排斥，欧阳修更加注重儒学自身的发展，通过重建礼乐的方式，重新建立次序，移风易俗，以达到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最终目的。

　　二、“雅俗共存”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者认为，礼乐是维持社会秩序、安定人心的有效手段，他们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认为应当摒弃扰乱人心的音乐，大力推行雅乐，以此促进社会的安定，这也直观表现出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俗乐的深恶痛绝。到了汉代，雅俗之间开始有了一定的交融，乐府的出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到了魏晋时期，雅乐与俗乐的交融进一步加强，儒家此前所奠定的礼乐思想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侧面反映了雅乐与现实生活的割裂和不可逆的消亡。隋唐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增多，胡曲成为新的宠儿，此时的雅乐与周代相比可谓名存实亡。而到了宋代，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雅乐的重建与改制成为新的焦点。欧阳修作为儒臣，在其早期一篇策问文章中提到的“正声”可导志的观点，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雅乐的推崇，但这也并不代表欧阳修就完全摒弃了俗乐，他认为雅乐应凸显其正统的地位，但纯粹打压或抑制俗乐发展的方法并不可取，这与先秦时期完全摒弃俗乐的思想相悖。景祐三年，欧阳修替好友申辩而被贬夷陵。在夷陵这个地方，欧阳修接触到了许多民间俗乐，在其与友人的通信之中，就有大量对于夷陵风俗及音乐的描述，如“时节同荆俗，民风载楚谣。俚歌成调笑，摖鬼聚喧嚣（夷陵之俗多淫奔，又好祠祭。每遇祠时，里民数百共馂其余，里语谓之摖鬼，因此多成斗讼）”“夷陵俗朴陋，惟岁暮祭鬼，则男女数百相从而乐饮，妇女竟为野服，以相嬉游”。在欧阳修看来，与朝堂祭祀相比，夷陵的音乐多“淫奔”，二者有着天壤之别，但欧阳修并没有因此贬低夷陵音乐，相反，他采用一种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夷陵的音乐，尊重不同的文化风俗，注重雅乐的同时并不抑制俗乐的发展。

　　三、“身心兼修”

　　古琴自古以来就深受文人的喜爱，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汉代的蔡邕都是有名的古琴大家。欧阳修也不例外，他曾在其晚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自己对于古琴的喜爱，“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景祐三年，欧阳修被贬夷陵，面对充满挫折的仕途和陌生的环境，欧阳修更加依赖山水之乐与古琴之音，借此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情。庆历五年，欧阳修由于新政失败再次被贬滁州，这一时期欧阳修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琴诗与琴论，如《江上弹琴》《弹琴效贾岛体》《书梅圣俞稿后》等。与景祐年间被贬夷陵这一时期相比，欧阳修逐渐从注重内心的锤炼转为身心二者兼修，开始探索古琴对于自身的修养作用，这一点在他与朋友间的通信中有所体现。庆历七年，欧阳修向好友杨真分享了自己对于古琴的一些亲身体验，“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从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古琴音乐的推崇，他依赖古琴带给他的宁静。

　　欧阳修的一生跌宕起伏，复杂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独特的音乐思想。总的来说，欧阳修的音乐思想包括以下三个特点：“礼乐并举”的礼乐思想，“雅俗并存”的审美理念和“身心兼修”的养生论。早期欧阳修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礼乐之中，他主张立礼乐之本，明次序，养风俗，从而达到天下大道的目的。中期的欧阳修经历了仕途的挫折后，跳出京师政坛的云迷雾障，接触到了不一样的音乐文化，从而形成其雅俗共存的审美理念。晚期的欧阳修由于经历了仕途上的劳苦，更加注重从音乐中汲取力量，希望能在音乐中找到心灵的寄托，达到身心兼修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