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戏曲插图形制

　　戏曲刊本插图具有实用性、直观性和欣赏性等艺术特征。将戏曲中的“瞬间”的情境通过平面图像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不仅能帮助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理解情节，更能直观地把其中的人物背景、环境场景展示出来。明代戏曲插图多是上图下文、单面式、双面连式等。上图下文是古代书籍插图传统的形制，图像占版面1/4左右的位置，图像让位于文字，难以细腻描绘，绘画风格简朴且艺术性较低。风月锦囊本（图1）中的插图为上图下文式，插图背景比较简单，突出主要人物与情节，受到画幅和刊刻技术的影响，刻画比较粗陋且有一定的模式化，需要借助文字丰富图像内容，而且在舞台演出的影响下，插图与舞台程式有关。而对比单面式的插图，插图占据整个书籍的一整页，更方便对人物以及场景进行细腻地描绘，插图更加精致和富有艺术性。世德堂本（图2）扩大了画面篇幅，线条细腻，人物增加且对面部刻画更加生动，不再是对舞台实景的直接模仿，深入展现戏曲情节。

　　而玩虎轩本（图3）的插图形制则是双面连式，版式为“左右跨页式”，两张插图左右连贯，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相对于上图下文式和单面式，插图的面积增加，使绘工发挥的空间增大，其能展现的画面、情节更为丰富，可以对人物、场景、室外的自然景色进行更多细节的刻画，增强了插图的观赏性和艺术性，也要求刻工的工艺技术更加成熟。戏曲插图的构图处理大多沿用了中国画的构图，整个构图灵活机动，在画面中不受任何视点约束，也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

　　戏曲插图虽然服务于戏曲文本，主要作为对戏曲内容的解释与升华，补充剧本中文字表述的不足之处，但随着人们对图像的理解与感受的变化，人们开始重视对插图进行合理建构，从叙事传播向抒情写意发展。根据文本与插图之间的关联度，追求与图合以及图文对应，虽然增加了对环境的刻画，但戏曲的插图表现还是与剧本内容紧密相关，人物与场景结合，共同对画面进行描绘。画面插图循序渐进，贴合故事情节发展，使整个画面完整充实。

　　二、玩虎轩本插图特征

　　第一，采用以线为主的造型风格，画面中刻线整齐、细致、均匀。郑振铎先生曾对玩虎轩刻本的插图进行评价：“极精妙而多有变化，线条已是粗细并用，不再是纤细的一线到底了。”线条使得画面构图饱满，整个画面采用了长线、短线、直线、曲线、粗线、细线等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线条，并且在刻绘中线条连贯匀称、井然有序、生动自然，在二维空间中展示了绘刻者精美的造型能力。插图画面的点线造型元素单纯简练，通过线条的不同分布组合的结构关系，在非常单纯的规则下创造出丰富的形式美感。

　　第二，刻画的人物形象温婉秀丽。玩虎轩本中绘制的人物身体偏修长，容貌秀美，五官柔和细致，大多呈现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若弯弓，眼似蝌蚪的特点。无论男女老少，姿态都端庄优雅，插图风格与绘画作品中的“白描勾勒”相近。衣纹流畅精美，并且通过弧线的处理，体现衣物的垂坠感，宽大的袖子呈现蓬松感。玩虎轩本中的构图多为近景，为突出人物的活动留出了较大的空间，人物占据画面中心，一般为画面高度的1/2，形象生动，重视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其中通过人物动作姿态、面部表情表现人物内心情感，借助文字的叙述，通过画面场景展现故事发展，使故事情节展现更生动立体。明中期以后，女性画像的表现有所转变，逐渐兴起以女性单独个像的描绘。玩虎轩本中有关赵五娘的插图，展现的大多是侧身低头、不与人注视。古代思想观念限制女性行为，插图中女性形象大多举止端庄、性格温顺，是封建礼教观念在女性身上的映射。插图中赵五娘的形象从二人分别后，对蔡伯喈的思绪万千，依依不舍，侧面反映了女性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受诸多束缚。

　　第三，玩虎轩本插图中整个画面大面积留白。构图饱满，对场景的刻画更为精细，绘刻者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与联想，增添了屋宇、湖石、花木、雕栏等细节。区别于绘者人物的线条，而插图中对于建筑物的刻绘，则都是使用直线绘制，使得画面呈现几何块面的分割形式，绘刻者通过对线条进行长短、疏密的变化，通过并列与交叉的线条排序，使得整体画面的安排富有节奏，不仅很好地展现了空间的纵深关系，人物与景物的远近关系，而且很好地把握了平面的疏密变化。不同于室外自然环境，对室内的物质环境诸如建筑、家具、服饰以及场景道具等，雕刻线条都是整齐方硬的，成为一种经典的时代文化现象。家具作为物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传统形式特征，故也成为徽派版画插图中物质环境的表现重点。

　　三、玩虎轩本插图秩序建构

　　玩虎轩本插图的空间秩序，主要体现为图像对远近、方位、大小等的经营布置。玩虎轩本在画面中对人物的位置和整个环境的安排上，人物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通过略微俯视的视角将视线都集中在人物上，重点突出了人物的动作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使其叙事性和画面性高度统一。借助双面连式的构图增大了画面容量，增加了院落、山石树木的背景衬托。在插图与文本及戏曲表现的关系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插图与戏曲表现关系在逐渐减弱，插图在借鉴戏曲表演场景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追求。第二十二出“琴诉荷池”中，整个场景的构建使用细密的线条，只有对蔡伯喈的身后，通过留白与画面中细密的背景线条进行对比，突出中心人物，以及对右侧的树干借助浓厚的黑色表示树木纹理结构，上方浓密的树叶与蔡伯喈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一疏一密的线条及黑白对比，提高了画面的丰富性。人物中心的留白与四周细密线条的背景紧凑分布，疏密安排井井有条，线条错列排开。通过线条、黑白的对比不仅表现了画面的疏密关系，更是展现画面空间纵深的一种方式。

　　玩虎轩本插图还体现了时间秩序。图像虽然是空间艺术，却可以很巧妙地在空间中引入时间元素，从而使画面富有秩序感。与画面的空间及其再现问题相比，人们对于图像时间性的关注似乎要弱得多。明代刊本中，以时间秩序体现画面逻辑关联的戏曲插图不少。在第七出“才俊登程”中，蔡伯喈等4人往长安赴选相遇。画面上共出现5个人物，这5个人被分成三个部分，其中蔡伯喈等4位才俊两人一组，右上角是“墙头上露出红粉”。从逻辑顺序上讲，蔡伯喈等4位才俊的出现和互相介绍在前，“秋千影里，墙头上露出红粉”在后，而笼罩整个画面的是蔡伯喈始终无法抹去的思乡忆亲情怀；“衷肠闷损，叹路途千里，日日思亲。青梅如豆，难寄陇头音信。高堂已添双鬓雪，客路空瞻一片云”，“他无情笑语声渐杳，却不道恼杀多情墙外人”。这些内容均被融入一幅画面中，并形成一个内在稳定的秩序，使得整幅画面和谐生动。戏曲插图对于文本内容加以秩序化的直观表现，使图像展现与文本不同的艺术特征。

　　四、玩虎轩本插图作用

　　明中期民间书坊开始重视对戏曲刊本中插图的刊刻，当时图像的精美程度也反映了书商们的能力。书坊主为了迎合读者阅读和观赏的需要，以及提高销量，有选择地刊印戏曲剧本，而且花重金聘请名家为刊本刻绘插图，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手段招揽读者。民间书坊刊刻的戏曲作品在卷首题名中，常会出现插图的字眼，如出相、全相、出像、全像、绣像、合像等，即是在告诉读者刊本中附有插图，有助于市民的理解与欣赏，也起到了广告的作用。然而正是书坊主的主观意愿，为戏曲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玩虎轩本中的插图既突破了表演传播的时间局限，又突破了文本传播的文字障碍，对《琵琶记》在文学、版画、舞台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玩虎轩本借助插图对文本内容的再现与补充，使得《琵琶记》可以作文人的案头读物，也可以为村妇书童所理解，成为雅俗共赏的读物。玩虎轩本中插图虽然还是以故事内容情节为主导，辅助文本阅读，但是在画面中也增加了许多对建筑、景色的刻画，插图的装饰功能以及插图的独立性都有所增强。另外，通过图像的传播功能，推动了戏曲版画插图的传播，戏曲插图本相较于无图刊本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地域更广。郑振铎先生形容万历年间的版画艺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能通俗。不仅是文士们的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玩虎轩本的插图不同于早期徽派版画略显拙滞的风格，走向精细文雅的风格，插图富丽精工、典雅静穆，对后期文人画的风格和表现手法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借助插图中人物动作、形象的表现，能指导戏剧的舞台表演。玩虎轩本插图的意义，不仅仅是插图本身的魅力，更促进了明代戏曲插图艺术的发展，推动了明代戏曲版画的繁荣，使戏曲文本从上层和文人之间推向民间，更具有世俗性和普及性。明代戏曲插图本中的插图已经不单纯地作为戏曲剧本的附属品，通过绘刻者娴熟的技法，借助绘画本身所独有的语言方式，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作品，并且对其他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