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棋是藏族特有的文化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且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然形成稳定的民族观念体系。棋盘岩画作为藏族古代棋盘的遗存形式，在中国岩画发现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且近些年随着岩画热的出现，学者们对相关棋盘岩画的研究尚未铺陈展开。本文以全新的视角，主要以称多棋盘岩画的纵横路数为切入点，探析该棋盘岩画的图像内涵，以此探究洞悉岩画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性。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岩画类型较多，常见的有动物（牦牛、鹿）、植物、凹穴、棋盘等图像，其中棋盘岩画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岩画的特殊之处，刻痕较深且清晰，与其他岩画不同的是，棋盘岩画分布具有统一的集中性和规律性，主要在村落、河流旁侧有所发现，笔者通过对棋盘岩画概念的追溯、产生时间以及发展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对棋盘的来源及其与岩画的关系问题略加考释，最终大胆假设棋盘岩画的出现和分布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实际上这一观点在美国学者唐娜·L.吉莱特（Donna Gillette）和麦维斯·路里尔（Mavis Greer）的《古今岩画的神性：美国远西和北部大平原的反思》一文中早已指出，但是在本文中，笔者将其具体到棋盘岩画的路数分布与神圣性的体现，其角度略有不同。

　　一、棋盘岩画的称谓与发展

　　笔者认为应将该岩画命名为“棋盘岩画”，其原因之一在于称多地区流行大量的棋盘游戏，例如密芒棋、宅棋、“嘉波尼”棋以及六七八棋等等，其网格纹路和岩画中的纹路走势极其类似，并且具备相应的游戏规则，西藏自治区藏棋协会主席尚涛为挽救濒临灭绝的藏棋，于2021年5月出版了《藏棋：濒临断代到保护传承》一书，书中所介绍的藏棋棋盘，与棋盘岩画中的网路极其类似，研究该地区该岩画的学者都将其称为棋盘岩画，并未对其展开质疑，在马小明与尚涛的《围棋与藏棋“密芒”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将藏棋密芒和中原围棋进行比较，得出相应结论：两者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原因之二在于“棋”字最早来源于甲骨文“棊”，《说文》中记载：“棊，博棊也。”史料记载，古代青藏地区的棋类活动十分多样，在《旧唐书·吐蕃传》中有相关文字记载：“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且对于藏棋尤其是藏棋“密芒”与中原围棋的关系，更是有两种观点存在：一是我国围棋高手程晓流明确表示“藏棋与围棋”是我国藏汉民族共同创造出的一对“同胞姐妹”。二是藏式围棋很可能是中国古代围棋的一个分支。而笔者则通过调研发现，藏棋中的“密芒”棋盘路数与古代围棋极为相似，并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路数趋向复杂多样。

　　2013年8月笔者跟随导师苟爱萍教授带领的考察团，赴称多县进行古岩画调研，由此展开对棋盘岩画的研究，在此之前，当地已有相应岩画的收集，在拉日·甲央尼玛的著作《玉树岩画》中，对玉树地区的岩画点进行了整体梳理，玉树地区岩画点主要分为曲麻莱县、治多县、玉树市以及称多县，共收录岩画点45处，总计349个岩面，2386个图像。其中棋盘岩画仅在三个岩画点有所发现，分别是治多县立新乡的苏轨地区、称多县称文镇的庚卓地区以及称多县称文镇的科哇地区。由于《玉树岩画》的出版时间是在2018年12月，因此对于玉树岩画点的发现以及收录尚不完善，结合2020年5月索南稳骤出版的《称多岩画》一书可知，称多县的棋盘岩画数量居于首位，主要分布于称文镇、拉布乡以及尕朵乡，其中称文镇共计18个岩面，24个棋盘图像；拉布乡共计4个岩面，5个棋盘图像；尕朵乡共计4个岩面，8个棋盘图像。并且笔者新发现2处新岩画点，共计5个棋盘岩画图像。按照棋盘岩画在整个岩画领域所占比重来看，称多县棋盘岩画的发现数量非常可观。

　　棋盘岩画的发现由来已久，但是根据学界研究发现，并未对棋盘岩画的路数分布与神圣性的联系展开研究，因此本文可谓是一项研究资料补充。

　　二、称多县棋盘岩画的内容及文化特性

　　（一）棋盘岩画纵横路数

　　称多棋盘岩画的路数分布与游戏规则同藏棋中的“密芒”棋盘极为类似，据当地文联部工作人员介绍，此地藏棋游戏的发展尤为兴盛，并将其纳入教学成为一项体育活动。藏棋与中原围棋一样具有深渊的历史，其中古老的“密芒”围棋更是流传已久，在古代，“密芒”围棋是在达官贵人之间流行的娱乐游戏，后流传到民间并得以广泛流行。称多棋盘中最常见为“密芒”棋盘，并且依据棋盘路数形成特殊的分布特征。

　　现知围棋的路数以纵横十九路为主，但是中原围棋的路数也有对应的发展演变过程，已知最早的中原围棋实物则出土于陕西咸阳西汉中晚期甲M6墓葬，长66.4cm、厚32cm，棋盘表面光滑，为纵横十五路数，共225格。1954年，在河北望都东汉古墓中发现一刻有纵横十七道线棋局，三国时魏邯郸淳《艺经》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棋盘随着路数的增多愈加复杂，而棋盘规则制式的产生与发展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结合出土的实物可证，棋盘路数的增多，则伴随时间的更迭。

　　按照称多县棋盘路数的数量统计，笔者将其划分为以下四类：10×10路、11×11路、13×13路、17×17路。现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棋盘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以及笔者研究介绍如下。

　　称文镇康觉3号为10×10路，编号：CWKJQP3，海拔3930m，N33°24'47''，E97°1'54''，方位西南238°,石面尺寸长290cm×宽130cm×高120cm，画面尺寸长50cm×宽50cm，岩石背面有大量经文，正西256°方向分布古村落、翻新柏油路、狭长河流，调研时山脚下有牧民正在耕种放牧。（图1）

　   查拉沟棋盘2号为11×11路，编号CLGQP2，位于扎龙董山上方的山沟处，海拔3990m，N33°26'12''，E97°6'33''，方位西南222°,石面尺寸长65cm×宽58cm×高50cm，画面尺寸：长43cm×宽42cm，棋盘一处，凹穴一处，正东为玛尼石堆，正西为公路和河流。（图2）

      拉布白塔棋盘1号风化严重，依稀可辨为11×11路，编号LBBTQP1，位于通天河畔一处平坦岸岩处，海拔3600m，N33°16'2''，E97°1'8''，方位西288°,石面尺寸长70cm×宽50cm，画面尺寸长30cm×宽29cm，棋盘1处。（图3）

      拉布白塔棋盘2号为13×13路，编号LBBTQP2，位于LBBTQP1下方，两处相距11.37m，海拔3600m，N33°16'2''，E97°1'7''，方位北345°,石面尺寸长122cm×宽132cm×高50cm，棋盘2处，经文1处，靠近通天河畔。（图4）

      查拉沟棋盘1号为17×17路，编号CLGQP1，位于扎龙董山脚下，海拔4040m，N33°27'59''，E96°42'33''，方位西北333°,石面尺寸长293cm×宽106cm×高62cm，画面尺寸长71cm×宽61cm，岩石中心为一幅棋盘，棋盘旁侧有多条竖线，岩石南侧刻有三个麦苗图案，位于两河交汇处。（图5）

      称文镇康觉1号为17×17路，编号CWQP1，修建康觉寺时从地下挖出，海拔3990m，N33°25'11''，E97°2'2''，石面尺寸长81cm×宽65cm×高92cm，画面尺寸宽49 cm×长53cm，该岩石西南方向为康觉寺庙，正在扩建中；东南方向为公路和小溪，附近是康觉村，周围有众多僧人和居民活动。（图6）

       称文镇康觉2号为17×17路，编号CWQP2，方位：西266°,海拔3980m，N33°25'10''，E97°2'2''，石面尺寸宽41cm×长45cm，周围环境与CWQP1相同。（图7）

       以上棋盘分别为纵横10×10路数1处，纵横11×11路数1处，纵横13×13路数2处，纵横17×17路数为3处，分别为图4、图5、图6，而现在藏棋“密芒”棋盘中主要以17×17路数较为普遍，并结合棋盘岩画刻痕可以看出：以17×17路数为主的棋盘岩画纵横路数较多，则棋盘制式复杂，刻痕较深且十分清晰，岩石表面光滑，鲜少见到风化痕迹，保存较为完整，而图1、图2、图3纵横路数少，则棋盘规则相对简单，且棋盘岩画则刻痕相对较浅，岩石表层风化严重，甚至尚不可辨，笔者认为可依据棋盘路数多少以及刻痕深浅，结合围棋路数的发展演变，推算出棋盘岩画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具体时期，但是由于笔者尚存资料有限，便不做过多分析。

　　（二）棋盘岩画中文化特性的体现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本章节以独特的视角辩证棋盘岩画路数与水资源之间的分布关系，水源的出现代表一定范围的有效经济，大量的植物、动物资源的生成都与之有关。因此，在以下几个棋盘岩画的案例研究中，棋盘岩画的分布能够反映该地区水资源的配置问题，同时也揭示了该地区的文化特性。

　　笔者发现这些棋盘岩画出现的地方总与几个特殊村庄有关。因此在考虑到水资源分配的问题时，不得不谈聚落的分布问题。通过对通天河流域藏族聚落的调研，发现通天河流域藏族聚落主要选址依托于通天河及其支流，呈串珠状分布在通天河河谷宽阔、两岸较平缓的山地。该区域藏族聚落与周围山与水的关系主要有四种类型：位于通天河河谷一侧、位于通天河支流河谷一侧、位于通天河两条支流交汇处、位于通天河与其支流交汇处。此处聚落选址和以上棋盘岩画的空间分布极为相似，其中CLGQP1所在的查拉沟附近为两河交汇处，河流与公路并行，水量极为充沛，河边有成群的牦牛，与河流相对应的反方向则为刻有六字真言的山体，山体下方有一户住民，该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具备聚落民居所要求的条件，且该棋盘为路数17×17路数，棋盘复杂，推测凿刻年代较晚，此地为当地居民精心选址；CLGQP2位于支流东侧，靠近公路，公路旁侧为成群的牦牛，棋盘南侧为玛尼石堆，宗教意味浓厚；而LBBTQP1和LBBTQP2同样都分布在通天河畔，靠近拉布白塔，河畔旁侧设一凉亭，供游人歇脚休息，该地棋盘凿刻极深，石面部分线路不可分辨，在通天河畔的风吹日晒之下，破坏极为严重，但是此处棋盘路数分别为11×11和13×13，路数较为简单，推测年代较早，且拉布白塔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棋盘的凿刻或与白塔建造并行也未可知。由此可见，棋盘岩画的出现与聚落及水资源分布息息相关，并且伴随时空界限的发展不断变化。

　　棋盘岩画依水资源的流动而出现，水资源作为神圣景观其中的某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棋盘岩画与景观的关系问题。场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岩画增色，而棋盘岩画同时也将赋予该景观神圣的意味。正如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遗留物的定义一样，“仪式、习俗、观点等，它们被习惯力量从其所属的社会内阶段带到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于是成为这个新文化由之而进化而来的较古老文化的证据和实例”，称多棋盘在水资源的配置和聚落选址方面，都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特点。

　　三、结语

　　伴随时间的更迭，岩画本身往往也将产生更新层次的文化内涵，在同一地区，不同的棋盘岩画具有不同的时代象征。基于对棋盘岩画的整理探究，初步掌握藏棋纵横路数的发展表现，并以此与岩画所呈现的神圣性相联系，棋盘岩画与其他岩画具有明显的特殊之处，其所探究的并非岩画本身，而是作为棋盘所呈现的地域联系和文化交融，中原围棋和藏棋的相通之处并非仅为棋盘路数，更多的是规则之下的历史渊源，通过对称多县棋盘岩画的田野考察以及后续学习，对进一步探究藏棋的发展与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