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争霸战争持续86年之久，是春秋史乃至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弭兵会盟（公元前579年）一方面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消除战争为目的的“和平会议”，另一方面是晋国为缓解来自东、南、西三方战争威胁实行的缓兵之计。从邲之战到鄢陵之战的22年里，晋国以弭兵会盟为界，前后采用了内容迥异的外交策略，依次瓦解了齐、秦、楚的威胁，最后走向了“复霸”之路。这段奇迹的历史背后，是晋国君臣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春秋各国之间复杂的矛盾纠葛，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这种外交策略的转变不仅改变了晋楚争霸战争的走向，还对后世国际外交产生深远影响。在今天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之时，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依然有着借鉴意义，值得深思。

　　晋国在弭兵会盟前后的一系列外交策略和措施，最早见于《春秋》和《左传》且后者对其叙述极为详尽，而先秦两汉的其他文献如《清华简〈系年〉》及《史记·晋世家》等虽也有涉及，但总体上是将这一时期融入整个晋国史加以探讨。后人的著作基本上延续了这些史书的叙述方法，如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在描述麻隧之战前晋国所谓“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时仅解释为“晋自以郑贰于楚，故围之，郑非侵秦也，晋以此诬秦”，并未深刻分析郑对晋的地位以及晋侵秦的目的。以及如清代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在补充内容外，能够对策略目的进行分析，如分析鞌之战的影响时，并非仅是夸耀晋能胜齐，而是结合楚国后续行为对中原小国的影响给予否定（“鞌之战所以挑楚怒而速诸姬之祸也”）。此外还有如宋代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元代吴澄的《春秋纂言》，清代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总体说来古代的研究还是汇总、分类和考证为主，对于外交策略深层的原因背景影响探讨较少。

　　而近现代学者将这一时期晋国的外交策略划归春秋外交史的专题史部分且硕果累累，如童书业《春秋史》不仅详细讲述了自晋景公至晋厉公前后晋的国际形势，还对晋国的每一个举措都详细地讲解。此外还有如吕思勉《先秦史》、钱穆《国史大纲》等经典著作。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晋国史的研究的日益深入，外交史也有了一定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学者仍主要聚焦于晋与周王室、三大强国以及戎狄的外交，如张玲《试论春秋时期的晋齐关系》讲解了这一时期晋齐之间矛盾的激化与暂时和缓，两国之间利益冲突与共同敌人等，深刻分析了晋拉拢齐的必要性。薛晓庆《春秋时期晋楚关系略论》则比较了晋楚两国在争霸策略上的异同，且说明了晋为何在策略上胜楚一着（扶植吴越、重用楚才等）。胡凯、陈民镇《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将叙述楚国的史书《系年》与《左传》对比，以晋与秦楚关系为出发点探讨晋国外交。岳森《春秋时期晋宋邦交研究》则是关注晋与长期的盟友宋之间的关系，分析晋如何拉拢中原小国形成对楚的威胁。

　　本文首先以弭兵会盟为界，按照时间发展顺序纵向梳理晋国对其他国家的外交策略。之后，本文将晋国外交策略分为对齐国和对秦楚两国两部分，横向比较同一时期晋国对三国外交态度方式的区别。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本研究会对晋国外交策略的影响分为对国内和对国外两部分进行探讨总结。本文以先秦史料（尤其是《左传》）为基础，并广泛借鉴古代和近现代以来前人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晋国外交的背景和具体措施的史实进行考证。通过诸多文献，本文将叙述事实与具体分析相结合，探求外交策略变化的依据和影响。

　　灵活的外交策略

　　一、弭兵会盟前：武力降齐而交好秦楚

　　首先，征齐逼盟。

　　齐国自霸业衰落后暂时依附于晋国，但仍保持着相对独立性。邲之战使齐看到了脱离晋的希望，借口邻国莒因附庸晋而不参拜自己，出兵征讨。此时周边如鲁、宋、郑、陈等先后归顺楚国，为稳定局势且为征讨齐国制造借口，晋国举办断道之盟与卷楚之盟（均在公元前592年），而此间齐先是侮辱晋的使臣，所派出参与会盟的代表又半路逃亡，晋景公因此发兵逼迫齐顷公参与结盟。

　　此时归顺楚国的鲁国眼见晋齐联合，担心齐借口自己附晋叛齐并讨伐而向楚国求援，因楚庄王去世而无果，最终与晋结盟。迫于楚国的出兵（蜀之战），齐楚联合，公元前589年齐入侵鲁北方边境。为彻底拉拢征服齐国，晋齐鞌之战爆发。“癸酉，师陈于鞌。……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战胜的晋国应鲁卫两国要求，与齐国讲和停战。“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齐国归晋使楚国震惊，连忙发动阳桥之战和蜀之盟（均在公元前589年）。这场会盟虽然表面上拉拢了齐国，甚至连晋国都选择躲避风头，却无法改变晋齐联合的局面。齐的追随使晋在对外结盟和征战时有了强力的助手，实力更加强盛。

　　晋齐之所以能够联合，一方面是因为二者须面对共同的敌人：西南的秦楚两国和北方的戎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拉拢一些邻近齐国而远离晋国的小国。

　　二者的联合使得晋可以染指中原东部，晋国的领土得以“扩张”，巩固抗敌基础，而先前附庸齐的小国（如鲁、莒）也不得不侍奉二主。而当齐背叛晋后，晋将面对东部广阔地域上的敌人，这些国家的联合远非晋国所能抵抗，因此，晋必须赶在楚齐联合前抢先征服齐，掌握主动权，甚至为维护联盟而选择委曲求全。此外，作为中原正统的代表，晋与齐的联合使得中原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稳定的归属，能够团结一致抵抗“蛮夷”（尤指秦楚吴等国）。

　　但是，晋齐联盟保护中原的外表无法掩盖内部抢夺中原的明争暗斗，因此本就暗含不稳定因素。齐不满晋过分染指自己的附庸国，晋厌恶齐的飘忽不定与飞扬跋扈，但双方都不愿兵戎相见。而当晋退出称霸后，晋齐之间的冲突就更加严重，晋齐冲突逐渐取代了晋楚冲突。

　　其次，示好秦楚。

　　邲之战的惨败使晋国看到了楚国蕴含的强大力量。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原诸国，吸收了中原风雅但又不失南蛮野性的力量。楚庄王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已与先前两位霸主相似，这使得楚国赢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和实力上的崛起，成功称霸。因此，正面冲突只会两败俱伤，毫无胜算可言，想要彻底击败楚国，就要从外交上孤立它，在冲突中挫败它。另一边，作为曾经的紧密盟友，在晋国称霸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秦国，在崤之战后转而寻求与楚结盟（“秦穆公欲与楚人为好，焉脱申公仪，使归求成。秦焉始与晋执乱，与楚为好”）。

　　邲之战后更是频繁怂恿楚与晋交战。两大强国在西部与南部结成牢固同盟，严重威胁边境安全。但晋景公明白，西部的威胁业已成型，倘若东方诸国也兵戎相见甚至东西联合，那么腹背受敌的晋国只会以灭亡告终。很明显，平定齐国优先级更大，而秦楚只能尽力示好和解，必要时动用武力，确保其不会干涉对齐事务。

　　因此，晋尽管表面上保持对楚强硬态度，但已表现出一定的收缩退让。如公元前594年楚围宋，晋并未出兵，反而寄希望于宋的抵抗，最终导致宋屈服于楚；公元前589年楚国举办蜀之盟，晋拒绝参加，听任齐秦与其他小国参与；公元前584年郑楚汜之战中楚将钟仪被俘后送往晋国，晋国很快就将其礼送回国（“重为之礼，使归求成”），楚国也为此派使者建议修好结盟。晋的谦让换来了楚的骄横。即位不久的楚共王在子重、子反等人的把持下，逐渐抛弃楚庄王且战且和的策略，四处征讨扩张，虽以武力迫使小国们屈服，但长期的压迫早已助长了郑宋等国的亲晋倾向。晋也伺机出击，击退了楚的一些扩张（如郑楚氾之战），同时积极传播和解愿望，麻痹楚国。这样一来，在外交上，楚逐渐陷入孤立被动，反而是晋渐渐赢得诸侯支持。

　　不同于对楚和缓的顺利进行，秦晋关系并未有过多好转，甚至更加紧张。在邲之战到弭兵会盟间的19年时间里，秦晋发生的大小冲突数不胜数，且大多由秦国挑起，如公元前594年，秦国发动辅氏之战而惨败，主将被俘（“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但是其间双方也有和谈的尝试，如公元前580年，双方国君约定于令狐会盟，面对早到的晋方，秦方先是君主不愿出面，又派使者赴对方签约，晋方也只好回派使者，这场毫无信任可言的会盟因秦率先撕毁最后不了了之。

　　从总体上看，晋国的和缓策略是成功的。晋国以真诚姿态交往，但也不放弃武力，刚柔并济，力图使自己的外交行为合乎道义礼法。正是这样的策略顺利拖住了秦楚的扩张势头，晋国才能在对齐外交中抢占先机而占据优势，最终成功化解东部危机，为下一步出击秦楚奠定基础。

　　二、弭兵会盟后：重击秦楚且轻抚盟齐

　　首先，退秦战楚。

　　为了拉拢齐国，稳定后方局势，晋长期对秦楚两国的扩张冲突持退让态度，而当齐国成功变为盟友后，晋就会对早已形成联盟的秦楚两国重拳出击。为瓦解秦楚联盟，首先要将秦国击败，使其丧失援助楚国的能力，而这要求晋必须首先稳住楚，确保其至少不会过多参与秦晋事务。因此，晋国暗中授意宋大夫华元借“停战”之名召开大规模会盟。作为与两方交好之人，华元很快组织了这次先秦时期最早的停战会盟。“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尽管双方实际上都未真正认真对待这次会盟，但碍于盟约不得不暂时停止战争。

　　确保安抚了楚国后，晋国立刻向秦国宣战。公元前578年，晋厉公派使臣赴秦宣布绝交。“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晋国历数秦国“罪行”后率领诸侯发动麻隧之战，秦军大败，再无实力东进。而其盟友楚国为避免惹怒晋国竟选择袖手旁观。秦楚同盟至此遭到重创。

　　战胜秦国使晋国一时间掌握大量优势，然而晋国君臣深知他们远未达到能彻底击溃楚国的强度，因为秦国的败北并未对楚国自身造成实质性伤害，失去一个强力盟友的楚国依然有着能与晋国决一死战的力量，这意味着外交孤立的成果必须由冲突挫败来巩固扩大。

　　弭兵会盟后的晋国明知道楚国不会重视这一盟约，仍然保持真诚姿态与楚交往，这与楚的咄咄逼人形成鲜明对比。楚国无视盟约，悍然进攻郑卫两国（“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及首止”），又包庇宋国内乱的逃亡者，彻底激怒了两国。第二年，郑宋再次爆发冲突，晋国果断带领齐鲁卫三国与楚郑在鄢陵展开决战。君臣一心、士气高昂的晋军彻底击溃楚郑联军，楚国遭到重创，霸业尽失，而晋国也因此二次称霸，洗刷了邲之战的耻辱。

　　晋国的胜利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秦楚联盟的漏洞。这是因为秦楚之间事实上更多只是配合关系，远未达到从属的地步（晋齐联盟也是如此）。秦国希望在晋楚间游离，谋求两头受益，其对荆襄地区的觊觎与扩张严重损害楚的利益，而楚国自庄王改革以来国力强盛，一度滋生了“不需要秦国”的想法，秦楚关系因此存在一定的漏洞，为秦晋的沟通甚至再联合提供了机会。晋国洞察到这一点，及时发动麻隧之战，对秦楚形成一次大打击。同时，晋国也利用了楚国长期渴求中原诸国认可接纳的心理。作为长期被自视“正统”的中原诸国歧视打压的“蛮夷之国”，楚国把回归中原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晋国因此首先假意示好，附庸国纷纷仿效，给楚国造成错觉，弭兵会盟就是这一手段的体现，因为所有的与会国都表达了对楚的认可接纳，自视甚高的楚国因而以霸主睥睨中原，征讨异见，无形中招致诸侯怨恨。晋国再假借盟约所谓“和平”讨伐楚国，掌握道德话语权。而同时，楚国对于晋国的一系列举措有所注意，但却在实际的外交处理上过分估计了晋的实力，长期秉持“晋未可与争”的错误理念，外交理念不再是先前疯狂北进，渴望吞并晋齐，虎踞中原，反倒是在外交场合上先弱三分，只图能与晋在处理中原事务上保留平起平坐（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做到“既不服晋，也不胜晋”。秦楚的优势，正是在这一招一式间逐步丧失，硬生生将自己摆在了不利地位。

　　其次，会盟镇齐。

　　为了缓解危机，晋国以武力降服了乘人之危的齐国，但它也明白作为一个大国兼前霸主，齐国不可能完全归顺。只是为了能够专心对抗秦楚，晋国必须稳住齐国，为此哪怕委曲求全也在所不辞。

　　不同于对秦楚的重拳出击，晋国意识到只有通过大量会盟，保证齐国一定程度上的利益需求，才能稳住对方。因此，在弭兵会盟第二年，晋国就借朝见周天子之机，会同齐鲁等国商讨征讨秦国（“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之后又举行戚之盟、钟离之盟等，齐一直作为主要与会国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会盟抬高了齐国的国际地位，给予了齐国复兴发展的有利帮助，作为回报，齐长期与晋协同作战。在鄢陵之战中，尽管齐军姗姗来迟，未能参与两军正面交战（此时楚军已经撤退），却在之后的伐郑战斗中立下赫赫功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晋齐间的会盟大多为军事会盟，而在其他方面较少。这说明齐国不仅在国际地位上举足轻重，军事实力上也是不容小觑。晋国举办军事会盟，固然有增强战力、满足自己征讨需要之意，也表现出了对齐国军事实力的认可和担忧。

　　晋齐两国的矛盾点是东方小国的归属权。这些小国如同郑宋两国一样，在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只求保住政权，而这一点也被楚国利用（但因处理不当加上晋国巩固而失败）。只是这时的晋国更关心秦楚问题，而当三国之间战争消弭后，晋国转而东顾，与昔日的盟友兵戎相见。

　　自楚成王北上染指中原，晋楚两国即陷入长期的争霸中。与先前城濮之战和邲之战不同，鄢陵之战不再是简单的军事对抗，而是牵扯无数国家，纠合各种关系，全方位展开的一次博弈。晋认识到了楚的外交方针之核心，采取与之对立策略，结合自身优势（中原正统、人才和经济优势、有力盟友），在博弈中逐渐占据有利地位，最终发挥军事力量一击制胜。策略之精妙、规模之宏大，实在令人叹服。

　　外交影响

　　一、对晋国自身：短暂的外赢与深远的内乱

　　晋经历了邲之战后，意识到了过分依赖武力与以之为基础形成的高姿态无法长期维持称霸，因此选择了相对和缓的结盟作为外交的主要方式。但是这种结盟不是简单的聚合，而是以武力迫使其他诸侯结盟。事实证明这种手段远比直接征服要强得多，于强硬军事之外饰以礼法道义，加上自身具有的中原正统属性，诸侯更容易信服追随。

　　事实上，春秋时期的结盟固然蕴含着已经从最开始的“拱卫王室”“尊王攘夷”变为诸侯及其士大夫为自身利益而举行。这种带有极强功利性的会盟，本就是因贴合共同利益而生，一旦盟国中的某一成员已满足自身需求或者攫取更大利益，就会引发矛盾冲突，最终导致结盟的破裂，联盟神圣性与正义性的削弱以及诸侯国间信任下降。晋国的复霸过程中的结盟绝大部分都是如此，因此，费尽心力拉拢的国家如齐、宋、郑等很快就会因为新的利益需要而背叛晋，晋则不得不再次重复“声讨—战前结盟—出兵—战后结盟”的流程。但不可否认的是，晋国的一系列努力确实实现了复霸，稳定了诸侯，直至第二次弭兵会盟前，除湛阪之战外（公元前557年），诸侯间再无大规模战争。

　　而另一个影响则是内部。前面提到，晋厉公四处征讨，缓解危机，固然是为了保护晋国的安全，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转移士大夫们的注意力。春秋中后期，士大夫在内政外交上越发占据主要地位，军事征战、外交结盟的号令，虽然名义上源自各诸侯，但实际上决策执行已经变成士大夫内部的事情。诸侯权力的架空与诸侯渴望维护权威之间的斗争，表明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正在向封建主义专制集权方向发展，而这一政治最直接的特征，就是君权与相权之争。

　　鄢陵之战爆发前，晋国大夫范文子就发出过“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的担忧。鄢陵之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晋国得以洗刷邲之战的耻辱，再次称霸，但也正是这场战争使先前你死我活争斗的士大夫们放下对立，一致抗楚。战争胜利，晋国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威胁，这些团结在一起的人就会继续倾轧兼并，最终颠覆政权。而国君竟不能完全镇压，只能拉一打一。战争后的第二年，功勋卓著的郤氏家族便在车辕之役中被晋厉公等人绞杀殆尽。而君臣之间的斗争，以三家分晋告终。

　　二、对其他诸侯国：和平的尝试与新兴的霸主

　　弭兵会盟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次创举。自夏商以来，奴隶主阶级政权的外交一直以征服、兼并为手段，其间的会盟也只是为了团结力量壮大声势，本质上还是为争霸兼并服务。但是，弭兵会盟却是第一个呼吁停战，以和平谈判方式结束争斗的会盟。它承认各国的领土和国力，承认各国的战略需求与目标，但也要求建立国家间的普遍公理，意图形成“均势”。这场会盟暂时阻止了晋楚两国争斗，诸多小国拥有了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得以喘息的空间。尽管这一次的会盟以晋楚新一轮争霸而宣告失败，却为第二次弭兵会盟提供了借鉴。两次弭兵会盟表达了诸侯国渴望和平、消弭战争的美好愿景，也形成了晋楚对峙、秦齐附于楚晋的均势，四大国间力量相对均衡，为诸侯国国君们处理内政事务提供了外在保障。

　　晋在与楚的对抗中并非仅仅争夺中原小国，而是广泛扶植亲晋政权，吴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为了从东部牵制楚国，晋齐两国与吴国建立良好关系，大规模派遣专业人士赴吴。这些人才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吴国，使这个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小国得以短时间内快速吸收利用并巩固提高，国家实力飞速上升。最终在一系列战争中击败楚国。为反制晋吴，楚也扶植吴国东部的越国，全力资助其壮大，并有意使吴越两国陷入争斗从而遏制晋的战略。然而，无论是吴还是越，在实力强大后都选择北上，与中原各国争夺霸主，甚至迫使其成为附庸国。彼时的四大国早已没有实力与其正面战斗，只能听任其盟会称霸。这场代理人战争最终变为了新的争霸战争，成为春秋晚期的一大特色。

　　邲之战不仅是晋国霸业的转折点，更开启了晋国外交策略的大转变。自曲沃代晋以来，晋国一直保持着高姿态，依仗中原正统身份四处征讨兼并，晋文公的称霸更是将这一策略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邲之战后，先前的盟友与附庸国纷纷叛晋归楚，这使得晋景公、晋厉公迫于局势与自身实力，不得不放低姿态，收缩战略，仅将战争作为威胁手段，却更多依赖和谈结盟以巩固阵营。同时，外交手段的实施也与具体外交对象的战略价值息息相关。如对待齐及其他中原小国，晋采取的是先战争威胁再结盟拉拢的策略，而对待秦楚等宿敌，则是先孤立，同时自身结盟，再利用战争坚决摧毁。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使晋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得心应手，很快集中了多国支持，迅速组织起一个广泛的同盟。

　　在春秋中晚期，这种局面的出现与长期的兼并争霸战争不无关系，长期战争使得幸存的各国实力都有一定提高，再加上一些国家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得强行兼并在现实实力与长远政策上存在不可行性。因此，结盟逐渐取代战争成为春秋时期的主要外交方式。晋国因为顺应了这一趋势才能在战争中占据优势。相对和平的外交使君主们把目光转向国内，专心处理内政。而当内政处理完毕，综合国力提高后，各诸侯国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兼并战争，即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