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红旗下》叙说了19世纪末北京城里满族旗人的生活故事。作品展示了晚清社会风俗和历史文化背景，书写了满族旗人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和历史潮流中的曲折命运和文化特性，塑造了旧时代之中的上层旗人、普通旗人及走向新时代的新式旗人三类性格鲜明的旗人形象。《正红旗下》透过对一系列旗人形象及其道路选择的书写，老舍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北京城内旗人社会生活风貌，而且还饱含着对本民族旗人命运与历史文化的思考，又带有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温情审视。

　　关键词：老舍；《正红旗下》；旗人书写

　　《正红旗下》是老舍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自传体小说。全书共计11章，小说采用单线型的叙述方式，故事情节相对简单，叙述语言朴实无华。这篇小说似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交织着时代背景的发展与个体生活的演变，记录着19世纪末旗人的社会生活变迁。

　　满族是一个勤劳智慧、骁勇善战的民族，孕育出灿烂辉煌的文化，满族文化是老舍魂牵梦萦、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老舍出生于清末京师、成长在满族正红旗下，所谓“正红旗”，指的是以旗色为导的满洲八旗——正红旗辖制下生活的旗人。《正红旗下》是老舍未完的遗作，亦是他第一次自觉且全面描写清末北京旗人形象及人生命运的作品。老舍此前保持了几十年的沉默，既不轻易谈及自己的满族旗人身份，也不在文学作品中涉及满族书写。这是因为在辛亥革命结束后的较长时段中，满族面临着因历史带来的某种民族偏见。直至新中国成立，民族平等政策的出台及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三篇讲话”[1]，使得老舍可以客观理性地思索和表达自己的民族经验、民族意识。周恩来曾指出：“创作题材是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对创作题材不要干涉过多”[2]，周恩来的讲话使得老舍得到特殊的鼓舞和推动。可以说《正红旗下》正是在这种氛围下的产物，也使得这部作品别具意义。老舍夫人胡絜青指出，在《正红旗下》里“老舍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由‘心儿里’烂掉的，满人是怎样向两极分化的……”[3]。《正红旗下》既饱含着老舍对旗人命运的思考，又带有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审视。

　　一、旧时代之中的上层旗人

　　清军入关以后，满族作为主导民族始终居于王朝统治体系与社会生活运转的核心。清朝统治者对满族寄予“佐圣朝亿万世升平之治”[4]的期望，由此八旗正身旗人就获得了在政治与军事上“文膺心膂，武寄干城”[5]的地位、在经济上“铁杆庄稼”的特权和在社会生活中旗、民有别的畛域。在《正红旗下》中，官居正四品的大姐公公和正六品的大姐夫正是这些特权的享有者与行使者，而定大爷则依靠祖辈父辈特权下积累的雄厚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源成为一个享乐者。

　　近代中国国门大开，欧风美雨徐徐东来，侵略者的枪炮声仍萦绕在耳边，瓜分中国的声浪仍在空中荡漾。此时“天朝上国”的帝国迷梦仍笼罩着整个清王朝，多数大臣、旗人闭关自守、闭目塞听，并不真正了解外部世界和时代潮流变化。对社会变迁的彷徨无力、对维新变法的排斥抵制、对于失去特权的本能恐惧，使得大部分旗人成为旧制度的卫道士，新变法的反对者。依仗着“文膺心膂，武寄干城”与“铁杆庄稼”特权生存的大姐公公、大姐夫、大舅自然地成为维新变法的反对者。大姐公公断难说出不变法的道理来，只得悻悻地说道：要变就不行！事实上，大姐公公和大姐夫连变法要变哪一些法都不清楚，只是听说一变法，朝廷就不再发钱粮，旗人只得自力更生。

　　出于对失去特权的恐惧和对生存的忧虑，旗人们本能地开始反对变法，希冀能保持现状，保住“铁杆儿庄稼”，然后继续沉迷于美梦之中。

　　八旗制度不仅形成了一批脱离生产的特权寄生阶级，还在生活习性上深刻地改变了旗人。游手好闲、贪图享乐、安于现状、沉迷美梦成为他们的突出表征。小说幽默且辛辣地讽刺了这一现象，表达了老舍对旗人文化心理的深入反思与批判。

　　大姐公公、大姐夫都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代表，垄断着国家政权机构和政治话语权。大姐公公原来本是正四品顶戴的牛录章京（佐领），平日里不爱谈论带兵打仗却爱谈论“鸟啼花落”。若是问起是否会骑马射箭，他便转移话题去谈论养鸟的技术并说道：“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6]至于谈起养鸟换毛、鸟笼子制造方法、如何饲养等问题时，正翁却又能滔滔不绝；而他的鸟笼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小竹铲在他眼里像一件件艺术品一样，十分值得考究。老舍幽默地讥刺了以大姐公公为代表的八旗子弟流于浮华生活，每日研究养鸟种花技术而早已忘却骑马射箭的本领。

　　大姐夫多甫本是一位骁骑校却不会骑马，他最擅长的莫过于玩鹞子和胡伯喇，玩腻后又改为鸽子，终日沉浸在戏鸟玩乐之中。对于这对旗人父子而言每日的生活就是玩乐，“到时候就领银子，终年都有老米吃，干吗注意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呢？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通过对大姐夫多甫生活的描写，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八旗子弟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腐朽思想，对每月到时到点仅靠着“铁杆儿庄稼”苟且偷生的行为的批判。

　　清代在北京城内实行旗、民分住的政策，八旗居住于内城，平民居住于外城。定大爷、大姐公公、大姐夫都居住于内城，同属于京旗，然而他们的生活境遇却大为不同。大姐公公、大姐夫同为官僚，享有政治与军事上的特权且掌握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权力，而定大爷“还没作过官”[7]，虽然他无足够的权力来保护他的财富，但是他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又为他提供了无形的保护。

　　定大爷是封建庶民地主阶级代表。在“我”满月庆祝之时，定大爷前来看望。他坐着“一辆咯噔咯噔的轿车”停在院门前，头戴青缎小帽，“朱红的帽结子发着光”，而帽檐上亦有一颗发着光的大珍珠，身着“灰鼠袍子”“米色缎子坎肩”，[8]戴着翡翠扳指的白胖细润的手从怀里随便摸出二两银票，一副极为气派的样子。服饰象征着社会地位、名望与财富，通过定大爷出场服饰和动作的细节描写，塑造出一位锦衣玉食、雍容华贵的上层满族旗人形象。而众人“请安的请安，问候的问候”[9]这一系列动作，又从侧面说明定大爷钱财之多，权势之大，众人不禁趋之若鹜，更说明了旗人也分阶级，旗人也有穷人这一事实。

　　定大爷之所以能享受如此清福，是因为“他的祖父、父亲都作过外任官”[10]。清军入关后，八旗在各地驻防通过圈地等形式掠夺积累了大量财富，建立了官庄和王庄，形成了一批特权阶级。不难理解为何定大爷家中自有大量的金银元宝和珍珠玛瑙，而且“半条街的房子都是他的”。即使仅靠房租，也够“舒舒服服地吃一辈子”，哪里需要担心丢失“铁杆儿庄稼”呢？祖辈父辈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与显赫的地位与身世，自然就造就了一批无所事事、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辛亥革命后，满族特权阶级在政治界、金融界、实业界变为业界翘楚亦有不少，固然与他们和祖先在前清积累的雄厚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源离不开关系。更为多数的满族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坐吃老本。仰仗着雄厚的家底，依靠祖辈遗留的房地产业、金银元宝或从银行领取存款利息，在短期内花天酒地、沉迷狂欢，生活依旧风光、排场仍旧浩大。定大爷自称为开明旗人却不懂国事，想要国力强盛却让位于安逸享乐。这种徘徊于过往与当下之中的心理状态，在上层封建地主阶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站在从历史传统惯性到现代社会变革之中，虽然旗人传统的生活环境俨然消失，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却使得他们也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恰如老舍在《正红旗下》对“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的旗人子弟的描述那样：“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11]这既是老舍对八旗制度的反思与讽刺，又暗示着清朝和旗人走向没落衰朽的重要社会与文化因素。在满族社会历史巨大的变迁之下，在中国人民“弃旧迎新”的道路之时，依然生活在憧憬假象、过往美梦之中的大姐公公、大姐夫与定大爷，没有未来、没有前途，只有一个未知且悲惨的终局。

　　二、旧时代之中的普通旗人

　　八旗制度既是清朝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又是使清朝最终走向衰朽没落的重要诱因之一。伴随着清朝的日趋衰亡与八旗制度的濒临崩溃，无论是显爵、勋阀，还是一般官僚、贵族，抑或是普通旗人所表现的反应截然不同。而且在每一阶层与群体内部，不同个体所选择的道路也不尽相同。老舍透过展现清末北京城内满族旗人生活，说明旗人也分阶级，旗人也有穷人这一事实。以定禄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层终究是少数，大部分底层普通旗人仍然挣扎在生存线上。

　　在老舍的笔触下，母亲和大姐是一个勤俭持家、言信行果的劳动者旗人形象，有着满族沉淀二百年来的优良品德和民族韧性，其中母亲的形象最为突出。母亲是一个勤俭持家、安常处顺、勇敢坚毅的人，父亲守城在外，母亲则挑起家中重担。她只会同意“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在我们门外画白道道”[12]，因贫穷赊欠是穷的无奈，然而绝不可能和卖酥糖、卖糖葫芦的人扯上关系。由此可见，母亲一直将钱花在该花、必须花的地方，扔出去、打水漂的消费她是绝对不允许的。母亲时常为了家中生计而发愁，望着“炕上那一小堆儿钱”，面临仅靠喝豆汁儿度日的窘境，不知如何应付过去这艰难的一个月。虽然母亲时常为生计发愁，甚至不得不借债，但她从不推卸责任，手中一有钱便还钱，从不拖欠，也不恶意不还债。与大姐婆婆仍保留着旗人文化中好面子的特点，只关心自身利益，四处赊账享受生活不同。母亲还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柔善良的家庭主妇。面对大姑子百般刁难，支使母亲“给她沏茶倒水，擦桌子扫地”，母亲也从不抱怨。反而认为自己把大姑子伺候好了，吃多大的亏也无所谓。

　　多二爷与母亲、大姐一样也具有相应勤俭、坚韧的美好品德。老舍仅用数百字便塑造出一位传统、保守的旗人形象。在全家中，弟弟最为反对哥哥入教，希冀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来阻止多老大入教，反复劝说不成后只得说道“入了教不准上坟烧纸”[13]。在生活中，多二爷的“服饰还是二三十年前的料子与样式，宽衣博带，古色古香”，虽然衣服看似陈旧，但是总洗刷得十分干净，多二爷仍保持着满族好穿体面衣服的特点。此外，多二爷是一个安分守己、安常守分的人。他从不因为与王掌柜关系亲密而赊账，每逢王掌柜说：“先拿去吃吧，记上账！”[14]，他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道：自己一辈子不愿拉亏空。而得知多老大欠了王掌柜三个月钱粮，多二爷含泪决定替哥哥慢慢还，只是因为“他总是我的哥哥”。

　　而多老大则与弟弟截然相反，多老大既是清朝的国民，旗人的后人，又是牛牧师的教徒，崇洋媚外的走狗。在全家的反对下，多老大仍旧入教。他却说道：“你看，财神爷，灶王爷，都不保佑我，我干吗不试试洋神仙呢？”。[15]入教仅仅是因为早先在街上遇到牛牧师白送给他一本《圣经》和两吊钱，其后捧着《圣经》请教牧师就能得到四吊钱。他不时还做着美梦：教会要是像旗人关钱粮一样每月发几两银子，那该多好。多老大又懒又馋，贪小便宜，仅仅在乎眼前短暂的名与利而数典忘祖、崇洋媚外，却选择遗忘自己的文化根脉。

　　小说运用喜剧性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跟随牛牧师前往赴宴之前，多老大“诚恳”劝说：“牧师！牛牧师！请吧！没有跟班的坐里面，主人反倒跨车沿儿的，那不成体统！”[16]牧师只得往车里爬，而多老大则跨上车沿，“给洋人当跟随，满足了他的崇高愿望。”不料，路上骡子往路边上一扭，牛牧师的腿不由地伸直。当多老大正得意地向路上行人炫耀自己能给牧师当跟随之时，身子飞入甬路下的泥塘最深处。这一系列的极具喜剧的动作描绘，是一种不引起痛感的丑陋。路人不愿搭救洋奴，牛牧师催促着车夫动身，多老大就这样被丢下了。多老大与牛牧师二人，你哄骗我，我看不起你，具有难以道明的喜感。这一幕既让施以援手的行人对其鄙夷，又让读者读后为之忍俊不禁。

　　倘若说对于定禄、大姐公公、大姐夫这些末世旗人官僚与封建地主，老舍进行的是对八旗制度流弊的讽刺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反省，显然对于多老大这样趋炎附势、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旗人，老舍进行的是更为强烈的讽刺和批判。

　　三、走向新时代的新式旗人

　　老舍在书写各色各样的旗人形象时，既有对旗人守旧、懒惰、安于现状、沉迷美梦等普遍弱点的批判，又有对旗人开明、勤劳、自立自强、忠心爱国等独特优点的赞扬，表达了老舍对满族追寻民族自立自新的热忱、摆脱八旗流弊的殷切期盼、洗涤历史尘垢的涅槃重生，无不饱含着他对民族新生的希望。

　　福海二哥是老舍笔下的正面人物，这是一个奋发有为、可敬可爱、积极入世的旗人形象，亦是老舍满族情结和意识的外化——走向新时代的开拓者旗人形象。“熟透”[17]的旗人——福海二哥的形象在老舍笔触下变得鲜明丰满：他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18]，表达了老舍对满族文化精魂和尚武传统的自豪。同时，福海二哥又是一个不像旗人的旗人，恐怕其他旗人都不敢想象三品亮蓝顶子参领的儿子居然是个油漆匠，还学过油漆彩画。福海二哥还摒弃了满族爱讲面子、臭要面子的陋习，他不在意别人的轻视，似乎忘却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的身份，自己主动地去学手艺。在他学手艺和作活儿之时，“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汉人，一个工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19]。与其他好吃懒做、守旧落后、沉迷美梦的旗人不同，福海二哥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八旗子弟和满族未来的出路，在文化上兼容并包、思想上革新开放、生活中脚踏实地，这正是老舍心目中新旗人所具备的特质亦是新精神的迸发。

　　福海二哥不仅勤劳正直、自力更生，而且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具有朴素的爱国情怀和清醒的政治头脑。福海二哥对于英法联军因何能攻进北京城、使得皇室北狩、火烧三山五园发出了自己的感叹：“凭吃几份儿饷银的寡妇、小罗锅、小瘸子，和像大姐公公那样的佐领、像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20]这样的感慨不单代表着他朴素的爱国情怀，而且代表着他个人意识的觉醒，与天天只盯着眼前得失利弊的其他旗人不同，福海二哥尽早规划跟上了时代的潮流。清季朝廷官场愈发腐败无能、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清廷对内镇压百姓，对外丧权辱国。十成对此愤愤地说道：“我就不服这笔账，不认这笔账！败了，败了再打！”，而福海二哥碍于旗兵的身份说不出造反的话，心中却愈发赞同十成的话语，“我要光是个油漆匠，不也是旗兵啊，我也……”[21]而后福海二哥掏出自己所有的几吊钱给十成做盘缠。福海二哥的言语与行为可谓是一面镜子，照着北京城内仍有些骨气的旗人，也正是他身后那个民族上下一体所展现出来的民族气节的缩影。

　　福海二哥虽然饱受时代的苦楚、历经生活的贫寒，但是依然学会了糊口度日的勤劳与踏实，浸透着老舍对民族的丝丝温情与悲悯之心。融入社会生活与人民大众之中，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改变人生，持之以恒的奋斗来创造生活既是老舍对正在奋斗满族同胞的希冀与寄托，也是对上下求索中华民族的方向与指引。

　　总之，《正红旗下》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饱含着老舍对满族文化与生活的温情审视与浓郁情结。老舍没有局限于本民族的视野中，而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立场出发，将对满族的浓郁情节与对家国的热爱忠心相融合。在老舍的笔触下，描摹着在正红旗下生活的他所熟悉、热爱的旗人们，讽刺批判了守旧落后、安于现状、数典忘祖的

　　旧旗人形象，表达了他对新旗人摆脱陋习恶习、开拓人生局面、创造民族新生的期望，蕴含着他对近代中华民族苦难的审视与反思。《正红旗下》是老舍文学艺术的一曲“天鹅挽歌”[22]，是一部凝练着老舍观察与思索的满族“文学备忘录”。更为重要的是，老舍想要透过《正红旗下》告知世人的是：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会面对历史的局限，主动探寻道路且跳出前尘阻碍的才是真正的英雄，而在社会变迁与历史潮流之中中华民族是从不缺乏这样的英雄的，他们以鲜明独特的民族特质为中华民族百花园增彩填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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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鄂尔泰修.八旗通志[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5页.

　　[6]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7]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8]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9]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10]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11]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12]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13]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14]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5页.

　　[15]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16]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1页.

　　[17]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18]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19]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20]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21]老舍.正红旗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8页.

　　[22]张鹏辉.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满族书写——以老舍、叶广芩、邓友梅为研究对象:[硕士学位论文].湖南:湖南大学,2008年5月.